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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最后的儒者” 传递中华圣学——观“梁漱溟展览”有感

2015-10-27 09:37:00  作者:刘兴胜  来源:中国孔子网

  两千五百年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发出“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感慨,删诗书,订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民周游列国,诲人不倦。二十世纪初,又一位揣怀圣人之志的思想家,带着“吾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宏愿,以天下为已任,弘扬儒学,沟通中西文化,进行乡村实践。尽其一生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不懈努力。他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最后的儒家”,他就是梁漱溟。 

  20151023日,“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展览”在山东省博物馆举行,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梁漱溟的喜好者和儒家文化的爱好者前来参观。从“北大执教”到“重庆会谈”,从“弘扬儒学”到“乡村建设”,一张张照片和书信透射出儒者的铮铮风骨和浩然之气,再现了梁漱溟先生艰苦探索,坎坷不平凡的一生。 

  

  生平简述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原名焕鼎,字寿铭。祖上为元朝宗室,父亲梁济为清朝举人。母亲为大理白族人。梁漱溟和第一任妻子黄靖贤生有两个儿子,以“宽”和“恕”命名,取名梁培宽、梁培恕。

  梁漱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新儒家”的开拓者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有价值,对世界有价值,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学者们被称为“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就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和熊十力先生、马一浮先生共称为“新儒家三圣”。

  梁漱溟早期崇尚佛学,曾写一篇《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的注意,被蔡元培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后来读儒家经典《论语》,发现《论语》中处处都是“悦”而没有“苦”,引起他由“佛”到“儒”的转向。最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和弘扬者。

  梁漱溟对于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外”的文化,他们关注外界,关注自然,从而造就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而中国文化是向“内”的文化,注重从内心寻找生命的根本和幸福的根源。两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如果只注重向外用力,社会就会出问题。

  当今西方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的各种生存危机,这一切都是人类过份向外用力,对地球过份索取的结果。而中国文化恰能对治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梁先生说:“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并非文化的自负,而是对人类问题和东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认识,西方文化最终要回到中国文化上来。据长子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的心愿就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汇通中西文化。

  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不同于一般书斋里的学者,梁漱溟是一个更加关注现实,注重社会探索,注重“知行合一”的人。他自己曾说:“我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辈子就是拼命干的。”

  在中国社会问题上,梁漱溟的某些认识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先要从农村入手。“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授之职,积极投身乡村,先后在河南、山东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据梁漱溟的家人回忆,梁漱溟在河南搞乡村建设时,春节没有回家团聚。他写信告诉家里人说,并非不想念家人,而是看到这么多的百姓受苦,心里难过。这是他的心里话。1917年当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时,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景况,曾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他是一个确实能从“苍生”出发的人,他对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他感觉每个人都与自己相关,他感觉他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并能不计名利地去躬行这份“责任”。这就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

  力促和平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和平是万千民众的呼唤,更是一位儒者的坚定信念。抗战爆发后,为推动国共合作,梁漱溟作为参议员到延安访问,先后与毛泽东交谈八次。之后,处于对党派之争的担忧,又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调和国共两党矛盾。

  1946年,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展现出一位儒者大义凛然的风范。

  之后,梁漱溟一直为阻止内战在国共之间斡旋。1946年10月12日,当看到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长叹了一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为争取和平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这份精神却感染着我们,让今天的我们对和平懂得珍惜。

  独立之人格

  中国的读书人历来看重人格。人格上独立,才能坚持公正,充当社会的“良心”。《论语》里面讲:“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这句常人听起来不太明白的话却在梁漱溟身上体现得明白。他曾批评冯友兰谄媚江青;大骂阎锡山请的人是马屁精,因为农民问题和毛泽东据理力争。但没有一次是为着自己的私心来的,他是站在“公道”的立场上。

  据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说,在父亲内心,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己的底线。即便面对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长孙梁钦元回忆说,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已经答应家里人不说“不该说”的话。可在会议主持人几次的催促要求下,明知结果会对自己不利,他还是用两个下午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发言,坚决捍卫孔子的思想和地位。

  在接受了半年多的批判后,主持人问他的感想,梁漱溟回答:“三军可夺率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一个儒者的铮铮铁骨,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美国汉学家艾恺这样写到:“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不怨不尤

  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多半会抱怨,发牢骚,梁漱溟不是。他在经历一次次的政治批判后,仍能做到心平气和,“不怨天,不尤人。”据梁漱溟的长孙梁钦元回忆,在大家批判祖父休息的时候,祖父就趁着空在屋外打太极拳,全然没有把对他的批判当回事。

  他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写到“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就是儒家“内省”的工夫,一切都不向外找原因,对所有结果都能安之若命。

  历史上真正的儒者都能将生死看得明白,对生死不贪着,不畏惧,不遗憾。1988年5月,梁漱溟病危入院,儿子梁培宽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梁漱溟只淡然地说了两个字:“火化”。6月23日,梁漱溟走的时候留下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与世长辞。他完成了认识“自己”的使命,明白了生命之“郑重”,“尽力”了一生。

  

  中外名人眼中的梁漱溟

  季羡林: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冯友兰: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牟宗三:他是个了不起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费孝通: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马歇尔: 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林毓生: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继往开来

  据悉,就在这次“梁漱溟展览”举行的前几天,“梁漱溟研究中心”也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挂牌成立。不论是展览还是研究,这些工作都不仅仅是为了追思这位“最后儒者”的功业,更是为了传递儒者的精神。传递一种坚持正义,“不容自昧”的精神,传递一种勇于担当,“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的传递,中华圣学的火种就能代代相传,梁漱溟就不是最后的儒者。

责任编辑:张云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