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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的两难

2019-07-10 10:19:00  作者:  来源:儒门读书录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的两难

  一

  1918年11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已决心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离开家前,碰到来与他讨论欧战新闻的梁漱溟,问道:“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徐志摩在纪念文章中说:“梁济的自杀是一种特殊价值,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一行为具有用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梁漱溟也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的,并且坚信自己需要活着。

  抗战时,因组建民主同盟,担心被当局迫害,他转移到香港。但香港很快被日军占领,他只好与一群难民乘渔船逃往澳门,途中有日军炮火,九死一生。后来有记者问其当时感想,他说:“我是要有大担当而尚未完成的人,倘若今天就死去,中国大地,山川将为之色变!”

  梁漱溟以儒家道统自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有三部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文化要义》(1945)、《人心与人生》(1975);实践上则倡导乡村建设,并在山东邹平进行试验,试图以教育农民,重建农村来发展中国,在当时的乡村建设潮流中,持续较久,成效也比较显著。

  二

  《最后的儒家》出版于1979年,是美国学者艾恺写的人物评传。本书出版前,作者没有见过梁漱溟先生,之后却有机会与他作两次访谈。主人公自己对这本评传是比较认同的。

  作为评传,本书夹叙夹议,大体从四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讨论:

  1. 一是家庭,主要考虑梁济的选择对梁漱溟的影响;

  2. 二是思想,主要围绕《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与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3. 三是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派的各种思路,并讨论在邹平的具体实践;

  4. 四是抗战期间及之后的政治活动,主要评述梁漱溟的政治参与与疏离。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与其它落后民族,比如印度和斯拉夫民族的类似思想作比较。

  显然,面对自己落后的客观事实,各民族一方面都要求进步,另一方面也坚持自己在“精神”上的优越性,以及这种优越文化必将解决列强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拥有光明未来的信心。

  作者在副标题中所谓“两难”,主要即指此而言。用作者的话说:

  当这些文化单位面对现代文明时,他们就把它理解成“异族文化”,于是就在“进程”和“道德”之间产生了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的那种张力。

  为了坚持这种优越性,梁漱溟只能以他对西方社会的简单想象,和对西方思想家的一些言论的片面理解,来完成其阐述。当然,作者论及这个问题时,笔下是满含宽容与同情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直把梁漱溟和毛泽东进行比较,暗示中共的农村路线受乡村建设派的影响,甚至毛泽东的一些思想也是受梁漱溟的影响而来。就这个问题而言,大概我们读起来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照理说,作者也没有必要往主人公脸上贴金,只能推测,作者对中国农村发生的土地革命,以及后来的合作社运动,特别是其社会经济背景,可能了解不多。

  三

  以今人的眼光看,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固然包含一种“现代化的两难”,其乡村建设实践又何尝不是如此?

  乡村建设实践一方面是梁漱溟先生思想的延续,期望实现一种“温情的儒家社区”;另一方面,也是他政治选择的延续。梁漱溟早期参加同盟会,后来感到政治肮脏而决意退出,希望从乡村建设开始,一步步实现中国的发展。

  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这种乡村建设实际依赖于外部输血,无法持续,更难扩展,建设成果也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比如当时搞得比较好的丝织业,在日本棉纺织业的冲击下瞬间覆灭。而日本侵华,更使这种乡村建设彻底失去可能。

  许多人评价梁漱溟先生在政治上“天真”,一方面固然指其宁折不弯的气节,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用于评价他这种乱世之中避开政治,所谓“踏实做事”的选择。军阀纷争,虎狼环视,哪里容得下他慢条斯理的建设呢?

  与需要外部输血的乡村建设运动相反,中共的农村路线是为了建立更高效的组织,提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以支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乃至于后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作者把农村路线与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比较,并暗示其相似性,可能并不合适。

  这是乡村建设实践在政治上的矛盾,或者说“两难”。

  而在思想上,梁漱溟先生所谓“温情”的儒家社区,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过,未来恐怕也不会有。他所期待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实践中当然是要碰壁的,那些接受培训,准备深入农民之中的学生,很快就变成新的官僚,在城市里面为了老婆孩子而积极钻营。

  而乡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部分,主要无非借助技术引进、使用新的农业品种,以及组织军事训练,减少匪患而已。与儒家精神的教育与倡导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乡村建设实践在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说“两难”。

  四

  历史的潮流浩荡,数十年后的我们,回顾当年先贤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具体事情而言,当然容易有不同理解,不同判断;而就精神意志而言,却不能不生出许多景仰,许多敬畏。

  《最后的儒家》这本书,持论中肯,观点颇有启发性,语言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是值得一读的。

编辑: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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