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初登讲台的史飞翔老师，当时为学生讲授《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等课程

十二年后再返讲台，最大的感受是对师道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样一个唐吉诃德，少年人看了会发笑，中年人看了会沉思，老年人看了却想哭。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话可谓是对师道的最好阐述。然而要真正做到尊师重道却并非易事。

中国历史上不乏恪守师道之人，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被章太炎誉为“国学界的凤凰”。刘师培一家五世治《春秋》，但对《春秋长律》中的历法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故迟迟未能定稿。1910年，刘师培向同为端方幕僚的武人徐绍桢请教六历之学，并请他校勘《春秋长律》：“闻先生历算精深，请校阅疑误，则小子无遗憾，先人当罗拜矣。”徐绍桢见刘师培一脸谦恭，居然飘飘然摆起谱来：“你诚心诚意请我校正，明天应当准备好衣冠，捧书来，我看看书稿，若我能修改，你再穿好衣冠，行完跪拜大礼之后，我秉笔校正。”第二天，刘师培果然具衣冠捧书前来，徐绍桢接过书稿，仔细阅读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对刘师培说：“错误甚多，不仅条签疑难也。当尽半月之力，为君改正。”刘师培听后立即跪地行礼，顶书谨呈。十天后，徐绍桢为《春秋长律》校正错误百余条，刘师培看后叹曰：“徐先生算学，真高深莫测矣。”刘师培国学功底比武人徐绍桢不知要强多少，但为了弄懂历法之学，他居然甘心拜其为师，一时在学林传为佳话。

一代名士黄侃狂放不羁、目无余子，但他却“能服善”、“能下人”，恪守师道尊严。黄侃比刘师培只小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谓是同辈学人，论学问两人不差上下。1916年，黄侃与刘师培见面，黄侃读了刘师培关于《左传》的著作后，当下拜服，称刘为“旷代奇才”。1919年春，刘师培病重，自感来日无多。一天，他和黄侃闲谈时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深以膝下无子为憾。黄侃安慰他说：“你在北大授业，还担心你的学问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叹息道：“北大诸生恐怕难以担当此任。”黄侃问：“那你觉得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呢？”刘师培道：“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后，猛然站立，正色相告：“愿受教。”次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来到刘师培家磕头拜师，当众行扶服四拜大礼。黄侃甘心做刘师培的关门弟子，这让不少学人颇不以为然。黄侃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刘师培去世后，黄侃亲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以“慰我悲情”。不仅如此，黄侃还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师道值千金。无论是刘师培拜徐绍桢为师，还是黄侃拜刘师培为师，都充分体现了韩愈所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值得每一个人谨记在心。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此处的道，应是作文和做人的道，是中国文化不能丢失的“大道”。然而，今天的教育更像是一种“知识的贩卖”，培养了很多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教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及众多缺乏理想和信仰的“犬儒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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