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治国理政实际上是讲一种古老文明如何再创辉煌、贡献世界，讲传统治理智慧如何在当代应用，创造出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
国家的治理早在原始社会是对部落的治理，最有效力的是淳朴而又愚昧、野蛮的道德，到了阶级社会，权势和财富发挥了主导作用，直到知识经济时代，托夫勒认为权势是最低质量的力量，财富是中等质量的力量，知识才是最高质量的力量，我认为在今天智慧才是最高质量的力量。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的治理思想和战略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它对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和全球文明进程将产生重大意义和价值。
中国式的智慧治理的实质是使国家的组织运行和发展更加系统、有序、有机，不仅科学化而且人性化、人文化，是仁政、德治、善治、法治，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治理。在今天，智慧的治理是要处理好政府的公正、市场的效率、社会的和谐三者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矛盾，处理好自由与公平、民主与效率等关系。
中西智慧的差异表现为，西方是概念组成的形式逻辑，中国是阴阳协调。。。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治理的智慧需要在主导价值引领下中西合璧。
儒家治国之道的核心理念是“道”、仁、义、礼、和、信、敬等。研讨中国式治国理政必须回到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和得以创生发展的原点，这个原点就是《易经》。从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来看，今天中国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和战略框架的构建已经超越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有了形而上的“道”的理论依据，这个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传统“道”文化的经典资源和实际的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儒家治国之道的最高境界是循道而行的治理。“道”的概念出自五经之首，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唐代名臣虞世南说过一句名言：“不知《易》不可为将相”，我想说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学《易》不能当好领导，不能治好国、理好政。
《易经》是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要告诉治理者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都内涵着阴阳辩证、阴阳互依、阴阳对立、阴阳平衡、阴阳互根、阴阳转化和统一的规律。
“道”的治理在儒家是天道是阴阳，地道是柔刚，人道是仁义。儒家认为行仁义是治国之道的根基。
在道家那里“道”的治理有7个内涵————我们尝试着将易经的道和儒家的道，道家的道结合起来分析《易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施行仁政德治是治国总纲，官员要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官员要成为真三不朽的人，他们不是“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之人；仁政德治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
“义”的治理是要告诉官员要讲情义、道义和正义，“礼”的治理是软约束与硬约束的有机统一。“信”与“敬”是要官员们对民众有一种敬畏心。孔子回答子贡如何治国的问题说，强调可以不要充足的粮食，也可以不要充足的武备，但是不能没有老百姓对治理者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官员们首先要解决不能自欺欺人的问题，从心底里确立人民为大、人民是天，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信念；你要老百姓有人心、道心，官员自己首先要有人心道心，你要老百姓人人讲良知，官员自己首先讲良知。王阳明的四句教告诉我们“无善无恶心之体。。”我们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定盘针，警察、法官和检察官，知善知恶是良知，关键的问题是为善去恶是格物，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在修身上下功夫。
以上讲了儒家治国之道是什么？讲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下面说一下儒学治国之道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价值。
1.儒学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问题，既要反思儒学传统怎样扼杀主体性的弊端，又要批判现代性的科技和资本逻辑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有仁爱之心和法权人格的现代公民。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权力和义务在行为中高度统一，这是我们的治理目标。
克服皇权体制下的人治实质-----个体主体性的戕害，反思现代性的弊端——
2、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是一套“信天、法祖、重生”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修心固本”、“内圣外王之道”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家治理原理。
早在周代，对天的敬畏——民间信仰——“修心固本”、“内圣外王之道”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家治理原理。
国家治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行为，应该从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人心”、“道心”的自我治理开始。这种治理应该是“五理并重”的治理，即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和心理。五理中伦理是根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信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根本。
3. 中国式治理的基本模式是儒道互补：儒家在治国理政中尤其重视民心所向、民意所想、民情所趋。儒家重教育、重修身、重家庭、重整体和社会、重群体、富有凝聚力、有一套组织民众的智慧，具有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崇尚人生三不朽；儒家对群的治理有自己独特的智慧，强调使命感、责任心；儒家代表社会发展的动力，代表阳刚，是人文主义的，讲忧国忧民、修齐治平、经世济民，主张社会文明的不断创造和不断进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动力机制的作用。
道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社会平衡机制的作用。它的中心思想是用“道”的运行的法则来劝说君王如何面对百姓、世界和自身的身心矛盾。它谆谆教诲君王你不能骄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王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大、天大、道大等需要敬畏和效法。它要君王懂得，任何事物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极必衰、弓满则折，水满则溢。
任何为了私心、粉饰所搞的形式主义的行为都不是善的，道德的，不好的，唯有自然而然，人自己本原状态的治理的行为才是道德的，真善美的，这是中国式治理非常重要的智慧，需要很好地发掘。
4.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法兼治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基本原则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荀子“礼治”思想对我们当下“依法治国”的启示是：抽取了道德的法律是徒劳的，而没有法律信仰的法规更是僵化的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当于新时代的“礼治”，是21世纪我党文化战略方面的顶层设计，是用来收拾转型社会出现的“人心”、“道心”跌落的问题。同时用全面“依法治国”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导向，各级官员都要确立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人权保障、正当程序法治思维方式，要确立对法律的信仰——
总之，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是“道”文化的智慧治理，不管吸取多少西方的治理知识、技术和经验，我们要创造的是中国式的治理模式，是中国式的智慧治理。
智慧的治理是要处理好当下中国政府的公正、市场的效率、社会的和谐三者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矛盾，处理好自由与公平、民主与效率等关系。
中国式智慧治理要从中国传统哲学的“道”、仁、义、礼、和、信、敬等核心价值中去发掘，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易经》和其他经典中去吸取智慧，与人类先进的治理理念和经验融合创新，我们要创新的不是西方式的治理理念，我们要创新的是中国式的智慧的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