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对于孔子的整体评价是客观与公允的，而且不乏赞誉之词，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1694—1778) 赞叹孔子开辟了比基督教高明得多的“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美国艾默生 (1803—1882) 认为“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德国卫礼贤 (1873—1930) 认为“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 。然而，黑格尔这位西方哲学巨匠，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者，对于孔子的评判话语虽然不多，主要集中在其46岁时 (1816年) 在海德堡大学所做演讲稿《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中，但是其对于孔子及其哲学的误读、误解以至于误说却表现出他在东方哲学认识上平庸的一面，而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不可小觑，这需要我们予以必要的澄清，以正视听。

一、黑格尔有关孔子及其哲学的评判

在东方圣人孔子面前，黑格尔还是具有某种必要的谦逊与恭敬的一面，纵使这种表里不一的作派受到怀疑。他首先说出了一些不可回避的史实与必要的尊重，“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 “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 同时还将孔子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相提并论，起码他是想到了与泰勒斯作一比较，“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 ( 即泰勒斯——笔者) 同时代的人”。这似乎也可以说明，黑格尔起码是略知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并认可孔子是早于其信仰的基督五百年并与其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同为世界“轴心期”的世界巨人，同时还承认孔子在莱布尼兹时代对于西方世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哲学史演讲”中对于孔子的公允评价却仅此而已，其余大都是带有某种偏颇的误读与误解以至于误说了。

在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黑格尔对于孔子及其哲学悍然作出一些不明智的评价与不公允的感性判断，这确实有悖于一位哲学家的理性分析，令人大为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些评价与论断，由于尽是误读与误解以至于误说，所以也就显得有些混乱不堪，在《哲学史讲演录》的不长的文本中就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悖论，既出乎常人意料，也令敬佩他的人大跌眼镜。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孔子哲学仅仅就是“一种道德哲学”。 黑格尔粗略地认为孔子的哲学表现为一种“教训”，也就仅仅“是一种道德哲学”而已，但是至于这种道德哲学的内涵及其关涉的内容他则毫无提及，甚至连孔子的一句话语都没有引用，更没有提及他人对于孔子的看法，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其是否真正阅读过孔子的有关著作，还是浅尝辄止甚或依据的全是道听途说，然后就作出个人的主观臆断，反正从其演讲的文本中找不出他对于孔子有所研究的蛛丝马迹。他还作出如此过分的评价： “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谈话(按即“论语”——译者) ，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黑格尔既不承认华夏民族所谓“常识道德”的独特价值又完全否认孔子对于所谓道德哲学的贡献，至于孔子哲学独创的核心范畴如“仁”又只字不提，由此亦可推知，黑格尔对于孔子及其哲学体系之了解何等肤浅 !再退一步说，既然已经承认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那么又为何接着就说出这样对于哲学而且还是道德哲学自身不尊重的话来，这样主观臆断确实有损于黑格尔自己作为哲学家的形象了。孔子哲学是否仅仅就是一种道德哲学，而这种道德哲学表现出的又仅仅是孔子的“教训”，黑格尔作出这种简单的哲学分类与联系，都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孔子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西方初识者可能会面临对其无法驾驭之窘境，从而导致对其误读或误解，亦可视之为寻常之事”。

二是孔子仅仅就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黑格尔有意无意地否认孔子是一位哲学家，还用十分尖刻的话语作出评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是一点思辨的哲学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辣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确实属于妄言或呓语了，且自相悖论：一会儿说“孔子才是中国人的主要的哲学家”, “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咨询” , 一会儿又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而无一点“思辨的哲学”。 倘若按照黑格尔此时的逻辑，没有“思辨”也同样可以“过讨论哲学的生活”，那黑尔格自己是否又会同意这种逻辑推理呢? 既然黑格尔已经承认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那是否可由此推论，道德哲学家就仅仅是“实际的世间智者”而道德哲学没有“一点思辨”，那黑格尔是否会同意没有“思辨”也同样是哲学呢? 黑格尔显然会觉得这是不妥的。

三是孔子仅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黑格尔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辛辣的口吻指责孔子有名无实：“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至于孔子与西塞罗是否可同日而语，对此世界自有公论 ; 至于是否可以将孔子哲学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训”，对此学者自有公道。黑格尔所指的“道德教训”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他说孔子的哲学“是抽象的”，这种抽象的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再进一步具体者就是道德” , 由此推理的话，具体的道德是源于哲学的“抽象”，这符合“道德常识”吗? 另一方面他认为道德“这类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那“道德教训”是否是“道德”的具体“条文化”呢? 如果是的话，那又何来孔子的道德哲学呢? 怀特海认为“哲学就是说明抽象，而不是说明具体”, 那“教训”能是“抽象”而不是“具体”的吗? 黑格尔认为自己可以根据孔子的“原著”作出判断，那么何谓“原著”? 他既然不懂汉语 ( 古汉语更不必说) ，那又是如何阅读“原著”的呢? 黑格尔号称是对于概念、范畴、命题、理念都“思辨”得很是清楚的了，结果在具体使用时还是对于概念定义不清。假使他阅读的仅仅是“原著”的翻译本，那么他也有可能像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一样在阅读与翻译《论语》初期时陷入了误区。理雅各在1861 年阅读与翻译《论语》时是46 岁，与黑格尔在海德堡演讲时46 岁相当，同样认为孔子不是伟人，而在深入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逐渐消除了对孔子的成见，而揣摩《论语》到 1893 年时才越来越感觉到孔子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理雅各在 1893 年牛津版的《中国经典》序言中对孔子的评价已经与 1861 年在香港时大不相同。1861 年时，理雅各对于孔子评价很低，他认为，孔子对于那些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问题，没有给出多少新的启示，并且预言孔子的影响虽然是巨大的，但这些影响终将衰微。到了 1893 年，理雅各对于孔子的评价却非同一般，他写道: “我对他的性格与思想研究得越多，对他的评价就越高。他是非常伟大的人，总体而言，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有益的。同时，对于我们这些自称基督教徒者来说，他的教诲同样具有重要裨益。”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被认为是西方的标准译本，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读懂《论语》还需要耗费30 余年的时光，不知黑格尔用了多少时间去揣摩《论语》，竟然得出与常人或其他哲学家相背离的南辕北辙的结论，何况《论语》又不能代表孔子哲学的全部!

毋庸讳言，黑格尔在对于孔子哲学的评判上表现出平庸且不负责任的一面。 由于黑格尔在对于孔子妄下这些断语的时候，依靠的是他本人对于孔子的一知半解，甚或是模糊不清的直觉，并没有列出任何论据，所以针对这些误说，后人并没有作出多少批驳与批判，只是任凭其自然存在，或者置之不理，或者直接接受，但是其影响却不可小觑，流毒亦不容忽视，应该给予必要的肃清。

二、黑格尔对于孔子看法的症结剖析

（一）黑格尔哲学史文本表现出狭隘的“西方中心论”

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抱有偏见或成见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从《哲学史讲演录》文本就可以发现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误读及其显现出的东西学之隔。黑格尔在书写哲学史的时候，顽强地坚持其“西方中心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惟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 由首先得到发展，因而自然的意识，以及潜在的精神就被贬斥于低级地位。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他自己的世界。”他排斥东方哲学，宣称“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 ”，强求“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 并认为“一般说来，我们本来只应当把哲学史分成两个时期: 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像艺术史分为古代艺术和近代艺术一样”。 然而，他在其重要著作《哲学史讲演录》中又不得不以“东方哲学”开篇，在“东方哲学”部分又不得不以自己看不上眼的“中国哲学”起首，在“中国哲学”一节中还不得不从自己很“失望”的孔子说起，这在作者心理上肯定要承受一定程度上的“说东道西”所造成的内在压力。所以，黑格尔整部讲稿中东方哲学的分量微乎其微，仅仅作为“导言”的尾部予以提及，似乎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已。 同时，黑格尔也同样不掩藏自己的观点与做法，并十分露骨地说道: “首先要讲的是所谓东方哲学。然而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 ; 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然后又阐述自己讲授东方哲学的因由: “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以及它对于思想、对于真正的哲学有何种关系。”由此看来，东方哲学在黑格尔的心中是“他者”，为了说明“他者”与“中心”的关系，或者说，为了说明东方哲学的低级性，甚或是其非哲学性，才不得已作出如此交代，否则在失掉“他者”衬托的情形下傲慢的“中心”亦将不复存在了。既然如此，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肯定是不甚了了，以至于出现误读与错谬的论断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乃至中国哲学认识的模糊性

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评价皆有失偏颇。在黑格尔看来，所谓东方哲学不值得一谈，只是不屑地“附带先提到它一下”。 既然东方哲学不应该登入他所谓世界哲学的大雅之堂，不知为何还要提到它? 黑格尔给出的答案是“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 这就有些奇怪，也就是说，其他人还是认为东方哲学是哲学，这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说常识性的问题，正像他自己给出的“东方哲学”名称一样。黑格尔还是黑格尔，他注意到他自己在东方哲学这个“名” 的使用上不能自洽的问题，就又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自我作出解释说“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从逻辑推理来说，那就是特指“东方宗教哲学”，到头来，他骨子里还是承认东方是有哲学的，而且也符合他定义的“哲学”范畴的。 由此看来，黑格尔在东方哲学认识上企图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大都还是承认东方哲学的存在，只是自己不愿意接受众人之看法 ; 二是黑格尔自己内心对于东方哲学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矛盾，一方面承认其存在，一方面又不愿承认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最后，黑格尔将东方哲学解释为宗教哲学，而且仅仅表现为“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或“东方宗教观念”，他无奈而又相当不情愿地说: “当我们讲到东方哲学时，我们应该要讲到哲学 ; 不过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可以把它认作哲学的。”这里运用了虚拟的语气，什么“应该”“很可以”，带有不言自明的否定的意味，比如谈到印度哲学时他只是“觉得印度人观念与哲学的思想相似”，但是当他谈到中国哲学时却有些支支吾吾了，因为我们东方人自己也从来不把儒、道二学当作宗教看待。特别奇怪的是，黑格尔还给出“东方哲学”这个名词使用的特指时间段，“东方哲学这个名词，是特别用来指一个一定的时代的，在这个时代，这伟大普遍的东方观念曾激动了西方——那主观性的精神占优势，注重限度和节制的地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一个重要 的 时代——那些伟大的东方观念曾经深入西方，到了意大利，并且在知神派(Gnostik) 哲学中，开始把那渺茫无限的观念纳入西方精神。一直到教会成立，西方精神才重新占了上风，并且对神性予以明确的规定”。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范围内，“东方哲学”是有所特指的，是指“伟大的东方观念”在西方占据上风时期，或者说是指西方精神重新占了上风之前。这是明显的“学术政治”行为，既可能露出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看法的“小”来，又似乎暴露出黑格尔的一种复仇的情结。

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整体状况几乎没有单独作出像样的说法，只是在“中国哲学”一节“引言”中要么同印度文化一起说，要么单独评价印度的诗歌，实在有些“跑题”，可是他不忘记说出了这样不中听的话来: “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然而，这一武断而无端的结论，却并没有给出任何论据，不知道这所谓“声名”在西方又是如何获得的，这有些太小看了以往西方人对于东方哲学接受的能力与水平了。不过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成见是很深的，在《哲学讲演录》文本的另一处谈到“易经哲学”时则认为: “［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偏见有时表现为意气用事，黑格尔的偏见不仅表现在对于中国哲学的评判，还表现在其生活的其他方面。1818 年，黑格尔为他的法哲学助教卡罗韦博士的论文作鉴定，在有些人认为这篇论文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情况下，作了详细的鉴定并把它通过了，主要是因为卡罗韦在该篇论文中批评了黑格尔的对手弗里斯的观点，黑格尔也就不要求别的了，并承认: “假如弗里斯教授先生未取得博士证书，把他的这些观点写成论文送到本系来，那么我会投反对票。但是，卡罗韦先生关于同一论题的哲学论文，我却相反地认为，是完全值得我们称赞的 ; 这些观念及其阐述不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作品，并且是经过哲学方式加以处理和表达的，甚至达到了思辨的基础。”由此亦可知，黑格尔对于“思辨”的认识弹性是很大的。为了说明自己的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这一命题，黑格尔给出了孔子哲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勉强推理，“中国人有一种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尊敬天为最高的力量，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 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系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这所谓的“自然宗教”“国家宗教”“士大夫宗教”纯粹是黑格尔自己生造出来的教类 ; 至于“皇帝是自然的主宰”，可能哪一代皇帝都不会认可这种妄说 ; 至于孔子的“道德教训”是宗教发挥的结果，又不知这说法是从何而来? 孔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又作如何解释?! 就是由这一推理得出的中国哲学，黑格尔自己又给予这种“国家宗教”以必要的否定，说明这种宗教是没有能力输送出哲学来的，“中国人想象力的表现是异样的 : 国家宗教就是他们的想象的表现。但那与宗教相关联而发挥出来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就是枯燥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 。为了完成他的哲学史讲演任务，黑格尔还是粗略地选择了“孔子”“易经哲学”“道家”三个部分作为讲授内容，其中“孔子”所占讲演分量最少，并以其甚至是不知所云予以草率收场。再以“道家”为例，黑格尔明明列题为“道家”，内容却将“道教”与“道家”相混淆，“道家”又与“道士”相互混用，将道家作为“一种特殊宗教”看待，不知道“道教”与“道家”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史实。在对“道”的理解上也有偏颇，一厢情愿地将其理解为“理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 ’，这就是‘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像精神支配身体那样”, 这样就将老子彻底纳入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了，这也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三）黑格尔有关孔子的知识储备严重贫乏

黑格尔很不容易才在海德堡大学谋得一个哲学教授职位，他是十分珍惜的，也是梦寐以求的，所以在 1816 年 10 月 28 日的“开讲辞”中不无欣喜地说道: “今天我又是初次来到本大学，所以请诸位让我首先说几句话，就是我特别感到愉快，恰好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在大学里面重新恢复我讲授哲学的生涯。”为了显示自己讲授哲学史的全面性，就勉为其难地讲起了对他自己来说想必是神秘而难解又并不太了解的“东方哲学”。 他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孔子哲学的随意性评价与贬低，其实是一种敷衍塞责，暴露其对于孔子哲学不了解之事实。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不了解，还表现在他对于“中国哲学”的总体概说中，由于其对于中国哲学知识的欠缺，就只能简单地将印度的诗歌与荷马的诗歌作比较，似乎是在讲印度比较文学，而不是中国哲学话题，这种敷衍塞责甚或拉布遮丑的做法，可见其对于中国哲学知识的贫乏，其教授相关内容当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黑格尔此时不但对于中国哲学不甚了解，而且对于中国历史了解得亦十分有限，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错误百出，比如说古时“采诗”为的是官员“带去参加常年的祭礼”，“‘道 ’是‘天’所授的”，“五行”是空气、水、土、金和木, 而且大多限于当时的评述，如常以“满大人”为例说事，有失其历史哲学的书写准则。

黑格尔对于孔子仅仅知道“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些陈述来看，黑格尔并没有阅读过多少孔子的著作，有关孔子著作的翻译本他也不会占有很多，何况本来就有语言之隔。黑格尔在去海德堡之前，或者说作哲学史讲演之前，他几乎没有专心关注过东方哲学，他的精力主要用于西方的学问，其涉猎知识与思考的对象大都局限在西方已有的学问范围之内，在不成功地做耶拿大学编外讲师期间，他讲授的也是《逻辑与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与逻辑》之类，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孔子哲学鲜有涉及。再说，有关孔子及其哲学的翻译本皆为当时所谓汉学家所为，同样是德国哲学家的卡尔 ·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 －1969) 曾经对于一些所谓汉学成果做过评价，他在 1957 年 9 月 24 日给阿伦特(Hanndh Aredt) 的信中写道: “孔子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并不是捍卫他什么，由于大多数汉学家的缘故使他变得平庸乏味，实实在在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的。”恩格斯也曾经用“庸人气味”评价过黑格尔: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气味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脱去德国人的庸人气味”。

黑格尔在谈到“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时讲演道: “大体上我将对于东方哲学附带说几句，特别是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哲学。”这句话说得似乎很自信，其实是有些虚张声势，掩饰他自己关于东方知识准备之不足。黑格尔除了在印度与中国的哲学声誉压力下不能绕过话题之外，他到底还知道东方那些哲学? 如果请黑格尔不是附带说几句，他又能多说出多少来? 在谈到印度哲学时，他煞有介事地认为: “在别处我曾经讨论过这点 ; 因为新近有了材料，使得我们可以对这方面下判断。前些时我们对于印度的智慧曾大加惊叹赞美，其实并不知道它的底细。现在我们初步知道它了，才很自然地发现它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难道印度的智慧真的就是如此不值吗?中国玄奘取经真的就如此不值吗? 显然，事实不是这样的。不过，黑格尔在此露出一个马脚，就是本书“原注”中注明他“讨论”的时间是 1825—1826 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期间，如此一来，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黑格尔在 1816 年演讲时对于东方知识准备之不足，才将后期的内容放进来充数。再说，他发现的足以证明印度哲学的肤浅或不值的“新材料”到底是什么? 史无明载，我们虽无法揣测，但似应属于“肤浅”“不值”一类。

黑格尔没有引用任何孔子的著作内容或相关材料，作为一部哲学史的著作，缺乏必要的史料而纯粹是个人的主观论断，那还是哲学史吗? 倒不如称之为“哲学批判”罢了。其实真的要黑格尔写作一部东方哲学批判著作，可能是会有难度的吧?! 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的评判，除了作出一般性误说甚或一些“人身攻击”之外，使用的哲学用语并不多，无非是印象中偶尔蹦出的“教训”“道德哲学”“常识道德”“思辨”而已，令人读不出所谓哲学史的味道。

（四）黑格尔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

黑格尔对于孔子评价中唯一可以算得上他提出的哲学理由，就是孔子哲学没有“思辨”色彩或者说孔子缺乏思辨性。既然拿“思辨”说事，那么现在再来简单讨论一下何谓黑格尔的“思辨”? 其实黑格尔对于“思辨”的理解与使用已经跑偏到形而上学的轨道上去了，而将“思辨”标准绝对化。当时在耶拿大学就流传有对于“木头人黑格尔”有关“思辨”教学方法的嘲讽: “有个学生要到维尔茨堡去，黑格尔说，他在那儿有个朋友，指的就是谢林。于是问题马上来了: ‘朋友 ’一词究竟应当按照通常意义来理解，还是别有深意?”我们不能过度迷信黑格尔，过度俯首于所谓思辨思维。黑格尔自己对于孔子的认识也有些混乱，而不能称之为思辨，一边说孔子不是哲学家，一边又认为孔子哲学属于道德哲学 ; 一会儿说孔子著作是教训，一会儿又说孔子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还承认孔子“在他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 也就是在 1816 这一年，黑格尔也同样就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者是本年度 8 月 30 日巴伐利亚政府授予他埃尔兰根大学“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精通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教授头衔, 一者是本年初柏林大学神学系主任德 · 魏特教授则认为黑格尔教学方法不适应一个大学的发展要求，他讲起话来，晦涩难懂，混乱不堪，吞吞吐吐，扭扭捏捏。钱钟书对于黑格尔关于所谓中国语文“思辨”问题分析得较为透彻: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 ; 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 ’(Aufheben) 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und dasselbe Wort fut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 ，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 ; 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 ; 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命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思辨”到底是个何许东西? 黑格尔标榜其哲学具有思辨性，即所谓思辨哲学。怀特海在论述思辨哲学的时候，认为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思辨哲学作为一种形成重要知识的方法来加以界定和辩护”，而“思辨哲学力求构成一种融通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普遍观念体系，通过这样的观念体系可以解释我们经验的每一个要素”。倘若如怀特海所说，“思辨”仅是一种方法与工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度强调方法工具的重要性，而应该关注哲学内容是否丰富 ; 倘若仅有思辨方法，而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内容，这种方法还剩下多少意义呢? 如果纯粹强调方法的意义，那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 黑格尔用所谓思辨哲学的眼光或方法看待东方的哲学体系，显然存在方法之隔。方法在黑格尔这里就犹如度量衡，不同的刻度丈量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不能否定接受度量的对象存在的真实性。用一种方法去解决所有问题，不是风马牛，就是违背一把钥匙解开一把锁的常识。思辨哲学在西方其实也“常常受到一种责难，认为它的目标大而无当”。黑格尔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状态，用 19 世纪的自己的眼光与方法去看待公元前 5 世纪的孔子时代的文字叙述方式 ; 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去机械地衡量横跨东西半球的思考差异与距离。其实，对同处于东西方所谓“经”地位的《圣经》和《论语》作比较，黑格尔没有责难《圣经》，反而责难《论语》，显然两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常识与哲学是不可背离的，怀特海认为“哲学是把想象力和常识结合起来形成对专门家的限制，同时也扩大他们的想象力”。“常识”也可能有其深度的蕴涵，比如看门人说出“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时候，这通俗的“常识”类话语却蕴含着哲学中所谓终极追问的命题，所以很多很深奥的哲理可能就蕴藏在这些所谓“常识”中。如果《论语》没有广大的阐释空间，缺乏很深的哲理的蕴含性，那么后代大量的相关的笺注疏证又从何而来? 如果黑格尔承认这种笺注疏证属于哲学范畴的话，那么其笺注疏证的对象难道就没有哲学的“思辨”性了吗? 当然，孔子及其《论语》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实践问题，所以不太提倡过多的文饰，只要做到“文质彬彬”则足矣，正如孔子自己所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 · 学而》) 。我们借用黑格尔自身批判德国哲学时的话语对此作一理解可能更为透彻: “这样一来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并在哲学里盛行一时。……而且以那样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作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样。”怀特海也曾经作出这样的批评: “哲学如果迷恋于进行解释的辉煌业绩中，那么它就会丧失它的有用性。那样一来，它就以错误的手段侵入特殊科学的领域。哲学的终极的诉求是对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经验到的东西的普遍性意识。无论什么样预设的线索，只要能够描述贯穿于理性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表达方式的特征，都必须在哲学理论中找到它的位置。思辨性的勇气必须在逻辑和事实面前完全的谦逊相结合。如果哲学既不勇敢又不谦逊，而只是对那些特别的任务的反复无常的设想进行思索，那么这就是一种哲学病。”黑格尔在评价东方哲学乃至孔子哲学问题上，是否一时出现了“哲学病”，值得商讨。

（五）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论述方法上的主观性

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史论述方法的时候，认为“论述哲学史是决不能没有历史家的判断的”, 也就是说，他论述哲学史是有其主观性的，而不是完全依靠客观的史料与客观的史实。他曾肯定地说: “要求一个哲学史家没有系统，不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历史，也不把自己的判断暗放进去，这是很对的。哲学史正应该表现出这种公正不倚的态度 ; 单就只是从哲学家著作中作摘要这一点而论，似乎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人如果对于对象毫无了解，没有系统，只有历史知识，当然是会不偏不倚的。”然而，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于孔子哲学，却是在没有了解“对象”的情形下就作出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论断。不过黑格尔也公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正当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由此看来，哲学史也就成了黑格尔自己“概念”的演绎而已，甚或成为其随意打扮的“奴婢”了。道通天地有形外，孔子的高深在于无形无相。夫子之墙数仞，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而非黑格尔所及也。 因此，我们当下阅读、接受黑格尔这份 19 世纪所留下的《哲学史讲演录》的时候，应该持必要的审慎的态度，对此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恐怕是不合适了!

综上所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文本中表现出对于孔子的多重误解与误说，是值得当下警惕的。黑格尔简单地认为孔子哲学来源于一种所谓“自然宗教”，纯粹是主观推论，毫无根据 ; 将孔子哲学简单地划归到“道德哲学”的“教训”之列，是一种哲学分类的过失 ; 将孔子冠以“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的污名，实在显得有些刻薄与误导 ; 认为孔子在哲学史上名不副实，简直是一种无稽之谈，不足以与其辩驳。从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的误说的背景及其理路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内在成因或者说其内部症结所在，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顽固地在站在“西方中心论”的哲学立场上排斥东方哲学 ; 二是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认识的模糊性与浅薄导致其语出不逊与故弄玄虚 ; 三是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而导致其作出一些虚张声势的错误论断 ; 四是黑格尔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将“思辨”作为衡量哲学的绝对化标准 ; 五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论述方法上过度主观性而出了问题。 由此看来，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误说以及武断地作出超乎史实的评判大都是由于黑格尔本人的主观原因所致，既不牵扯到哲学史研究的外部政治环境，也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哲学界的一贯看法。 因此，我们当下应该揭示黑格尔在当时做哲学史讲演时的相关动机，修正其发表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与说法，以便还东方哲学及其历史以真相及其应有的地位!

【作者系聊城大学简帛学研究中心 (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山东特色文献与传统文化“双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聊城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