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下议院议会文件中藏有一份1907年《加内特先生山东和江苏旅行报告》，撰写人为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三等秘书的加内特（W. J. Garnett）。［W. J. Garnett, “Report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Shantung and Kiangsu” in China No. 1 (1907),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07, pp. 131-163．］该报告出自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官之手，其中尤其记录了作者在儒学发源地孔孟故里核心区域的所见所闻，是一份兼具外交文献、旅行记录与文化观察性质的近代史料。其内容结构清晰，观察视角多元，对于当代学界理解近代来华西人与中国儒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价值。该报告以行程记录为线索，依次展开对邹县、曲阜及沿途乡村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和城镇面貌的描写，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呈现孟子、孔子相关地域的现实状态，从而构成一幅晚清时期孔孟故里社会生态的具体图景。

该报告卷首附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于1906年11月23日从北京寄出的一封信函，从内容可以得知这份报告已随函附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英国皇家文书局（HMSO）刊印这份报告的时间为1907年6月，封面印着“奉陛下之命呈送议会两院”。通过对流转记录的分析可以发现，英国方面对该报告所涵盖的内容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并对其重要性予以认可。具体而言，该报告所记载的旅行时间段为1906年9月下旬至10月底。行程路线贯穿山东省东部及中部地区，始于芝罘（烟台）、威海卫（威海）、青岛，继而抵达济南府、泰安府、兖州府，至济宁进入大运河；此后沿此水道穿越江苏省，于镇江抵达长江；横渡长江后，再沿运河前往苏州，于该地接入沪宁铁路，最终抵达上海。据加内特所言，其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山东省及其资源与民众状况开展考察，探访孔孟故里，了解偏远地区民众对外国人的态度，核实有关山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骚乱的诸多传闻是否属实，并考察中国大运河的现状。旅行原计划自曲阜翻越群山前往沂州府，再由此方向进入江苏省。然而，从济南府至济宁运河段的马车行程颠簸剧烈，令其深感不适，故而决定放弃余下的陆路行程，将沂州一带留待日后借助更为舒适的交通方式再行考察。另外，加内特的此次旅行，由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学生翻译布里南先生（Mr.Brenan）全程陪同并担任口译工作，从而保障了旅行的顺利进行。

一、加内特在孔孟故里的基本行程及沿途观察

从报告来看，加内特在邹县与曲阜的行程安排较为紧凑，围绕孔孟故里展开重点考察，行程时间与活动内容安排清晰且有层次。1906年10月16日，加内特自泰安府动身前往孟子故里邹县，行程七十里（约二十二英里）。在当地的主要活动集中于对县城及儒家遗迹的考察。加内特率先对县城的整体状况展开观察，记录下城墙环绕以及地形格局等情形，特别提及该地商业呈现出凋敝之态、街道显得冷清的状况。即便如此，他着重指出，此地最为重要之处，在于它是“亚圣”孟子的诞生地；彼时，孟氏家族在世嫡裔已传至第七十四代。随后他重点参观孟庙及相关建筑群。据他所述，孟庙坐落于由围墙环绕的园林之内，园内林木葱郁，广泛种植着树龄长达数百年的古柏。在古柏之下，随处可见历代皇帝为纪念孟子所立的汉白玉石碑。然而，由于长期疏于管理，园内杂草丛生，碑刻文字多已漫漶难辨。此外，当时孟庙的修缮状况也并不理想。

报告中未提及加内特一行于邹县夜宿的情况或其他行程规划。完成考察后，他便前往孔子故里曲阜。据加内特描述，全程依山而行，每隔数里便可见一处村落。他们一行人于距离邹县约八英里的凫村短暂驻足，此地为孟子父母墓地之所在，且有多位孟氏后裔葬于此。孟子墓则位于其父母墓地东南约七英里处，墓址坐落于一座林木茂密的山丘之上，远在数英里之外亦清晰可见。墓前设有一座供奉祭祀之用的庙宇，但是年久失修，状况不佳；墓碑上镌刻着“亚圣孟子墓”的字样。报告中指出，邹县与曲阜相距五十四里（约十七英里），再加上于凫村作短暂停留，整个行程耗时约五小时，抵达曲阜的时间当为当日较晚时刻。

抵达曲阜当日，加内特即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据他描述，县令当晚特地派人送来中式晚餐，并安排两名仆役听候差遣，同时客舍用红色绸布和红色坐垫稍作布置，令其显得整洁而体面。这表明他在曲阜的第一天主要用于安顿与初步接触地方官员，尚未展开系统参观活动。第二天清晨，他持山东巡抚所出具的介绍信拜访孔子第七十六代嫡裔、衍圣公孔令贻。该次会面安排在上午十时，其间双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涉及衍圣公的家庭规模、经济来源、对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对英语教育的看法。这一会面占据了当天上午的主要时段。在拜会孔令贻之后，加内特参观了孔庙及其广阔的建筑群，随后又在护送下前往城北的孔林，瞻仰孔子及其子孙的墓地。当日下午三时，加内特受邀再次前往衍圣公府赴宴，宴席持续约两小时。宴后，他还参观了由衍圣公创办的学堂，考察其设施与课程设置。晚间返回客栈时，又接受了县令差人送来的晚餐，至此结束当天行程。

在完成曲阜的主要考察与社交活动后，加内特于次日离开曲阜，衍圣公与县令特地派遣士兵护送其经兖州府前往济宁。由此推断，他在曲阜的实际停留时间约为两至三天，其中第一天以抵达与地方官接触为主，第二天则集中完成对衍圣公府、孔庙、孔林等地的考察。整体而言，加内特在邹县停留时间较短，而在曲阜的停留时间相对较长，这一时间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孔子故里及其象征意义的重视。加内特在报告中还关注了曲阜与邹县的经济状况与社会景观。他反复指出两地商业凋敝，街市冷清，城镇规模有限，与其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所占据的崇高象征地位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揭示了晚清时期孔孟故里在政治、经济资源持续萎缩背景下的现实处境。通过对孟庙、孔庙及相关附属建筑维护状况的细致描写，报告客观呈现了孟庙、孔庙年久失修，碑刻漫漶，祭祀空间管理乏力的情形，为理解儒家象征权威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加内特与孔子嫡裔衍圣公孔令贻的互动

该报告的核心价值在于，加内特翔实记载了其于游历曲阜期间拜谒衍圣公孔令贻的具体状况，对当代学者深入探究近代以孔孟故里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即便身为外交官，加内特此次拜谒也并非随意之举，他携带山东巡抚的亲笔介绍函递交至孔府后，才获得孔令贻的接见。加内特对此次接见描述道：“衍圣公极为友善，应允于上午十点接见我。”由此可见，彼时加内特是以尊崇的态度来对待此次拜访之事的。针对加内特拜访衍圣公这一事件，曲阜方面进行了相应准备，派遣两名士兵专门护送其至孔府。会面结束后，加内特在记录中再度强调其“友善”“和蔼可亲”的品性。此外，对孔令贻的外貌描述如下：身着官服接待宾客，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年龄约35岁。加内特的记录还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双方交流方式的问题，即孔令贻不具备英文表达能力，其间得益于布里南先生从中承担翻译工作，双方才得以开展融洽的交流。依据谈话记录，身为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加内特，关注的话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衍圣公的日常生活状况、收入来源，以及对外国人和英语的态度倾向。作为衍圣公，孔令贻鲜少离开家乡，仅曾两次前往北京。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周边数英里范围内相邻村庄的租税，缴纳租税的村庄最远距其所在地可达四百里（约一百二十英里）。不过加内特并不明晰是整个村庄抑或部分村民需承担此项租税缴纳义务。依据加内特的记述，孔令贻在面对外国人时呈现出友善的态度，特别是对英国抱有友好的情感，他更是明确宣称愿意接待前来曲阜访问的外国人。当加内特询问能否将此次交谈内容呈报给英国国王的大臣（His Majesty’s Minister）时，孔令贻称深感荣幸。

谈及英语在中国的普及，孔令贻认为它近乎成为中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对此，加内特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衍圣公夸大恭维的成分，但无疑也体现出他对英语的重视。孔令贻还强调英语已为其同胞所知，而且在他于曲阜创办的学堂中也开设了英语课程。这一情况在当天宴席后参观学堂的记录中得到证实。据他记录，该学堂有学生八十名，教室内配备了质量上乘的黑板，以及绘制精良的世界地图。加内特尤其对负责英文授课的中国教师水平进行了评价，称“尽管次日清晨这位教师用英语给我写来一封颇为得体的书信，但其在口语方面似乎仅略通皮毛”。尽管在加内特的认知中，当地教师的英语水平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孔令贻对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学习必要性的前瞻性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以衍圣公为代表的孔府展现出现代性的端倪。面谈之后，孔令贻热情邀请加内特一行参加当天下午三点在孔府为其准备的宴会。相较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与英国驻芝罘使馆外交官马安拜谒前任衍圣公孔祥珂时的场景［Alexander Williamson， 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 Vol. I， London： Smith， Elder & Co.，1870； J. Markham， “Notes on a Journey Through Shantung”，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4， No. 2 （1869 -1870）， pp. 137-144］，此次加内特拜访孔令贻时，场面之盛大，在目前发现的西人记载中较为少见。根据其记录，孔府的大量人员皆涌入会客大厅，聆听双方交谈，这引发了加内特对孔府的人员数量予以关注。衍圣公告知，孔府约有四百余人。而在韦廉臣和马安的记载中，会见场景里仅有孔祥珂本人和中途上茶的仆役，并无其他人参与。下午三点开启的孔府接待宴席，依旧延续了上午会客厅的宏大场面。略作寒暄之后，加内特被引见给衍圣公的五位亲属，随即一同入席。宴席期间，府中众多家人挤满门口，旁观整个宴请过程。对于上、下午两次被围观的情况，加内特并未作出特别阐释，亦未提及自身的看法与感受，只是反复强调衍圣公接待他时所展现出的热忱：“衍圣公堪称一位极为出色的主人，态度和蔼可亲，毫无拘谨之态，反倒更像是在接待久别重逢的老友，并屡次表达其对英国人的友好情感。”此报告亦是近代来华西人书写中，首次详细记录孔府设宴正式款待外国来访宾客的场面。关于宴席规格，相关描述如下：“宴席历时约两小时，菜肴一道接一道呈上，当令与反季节的珍馐美味悉数上桌，其中亦包括鱼翅在内。除轮番呈上的菜肴外，桌上始终摆放着十余道点心式菜品，如糖核桃、花生，切成小方块的皮冻及其他甜食；衍圣公与其亲属不断从这些菜品中夹取小食，为我们添入盘中。宴席用酒包括香槟、薄荷力娇酒、啤酒和法国白兰地，依此顺序逐一奉上。席间，衍圣公还曾提及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赠送其本人照片一事，并表示感念其盛情。”孔府家宴久负盛名，种类繁多且等级分明，从这段记录中可见一斑。孔府宴席在具体接待规则和宴会格局方面均有严格规定。迎宾宴是孔府宴中极具代表性的宴席类型。通常情况下，掌事人会依据事务规模、参宴者官阶高低、眷属亲疏以及礼杖轻重等因素，来确定设宴规模、菜肴的珍贵程度、精细程度、数量，以及餐具盛器的贵重程度。（参见郑松、黄晓婷、杨雅婷编：《中国饮食文化》）孔府迎宾宴的第一等级当属仅皇帝和钦差大臣方可享用的“满汉宴”，亦称“满汉全席”。鉴于加内特的身份，其笔下的宴席记录应属孔府迎宾宴第二等中的“鱼翅四大件”宴席。依据加内特的描述可知，当日孔府接待宴席规格颇高，不仅呈现了鱼翅等名贵食材，亦有花生、皮冻等山东特色菜肴。令人诧异的是，宴席用酒竟涵盖各类洋酒，这也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初孔府已受到西方影响，这种西化趋势已渗透至孔府日常生活。此外，在呈现西化趋势的同时，作为中国传统重要之地的孔府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特色，宴席规则繁杂，从上菜规则以及孔府家眷招待外宾的方式中可窥得端倪。除宴席桌中间全程不动的十几道菜肴外，还有如鱼翅碗般的流水菜肴。并且在整个宴席过程中，作为主人的孔府家人始终依照中国传统礼仪和待客之道为西方访客布菜。

加内特对拜访衍圣公的重视程度，亦可从文本中的一处细节得以彰显。上午会面结束后，他被安排参观孔庙、孔林。然而在报告里，他并未对此次参观进行详尽记录，而是直接援引了骆任廷爵士（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1903年游历曲阜的记录与撰述内容。此种做法或许一方面是因为骆氏的记录极为完善，加内特无需再耗费时间开展重复工作；另一方面或许可解释为：他仅将参观孔庙和孔林视作普通景点游览，其意义与历史价值远不及拜访孔氏家族传人衍圣公本人更为重大。

三、余 论

加内特的这份报告中对地方官员与衍圣公接待过程的详细记述，尤为生动地反映了近代中西交往中的礼仪实践与权力互动。县令主动派兵护送、设宴款待并提供随从服务，显示出晚清基层官僚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外事应对经验。而衍圣公在正式会见、宴饮招待以及表达对英国友好态度等方面的表现，则体现出儒家象征性权威在近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化呈现。尤其是中西合璧的宴饮形式、西式酒水的出现以及英国国王赠照的提及，生动揭示了孔孟故里已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全球秩序的影响之中。此外，报告对衍圣公创办学堂、教授英语的记载，提供了观察儒家精英应对近代知识体系冲击的珍贵个案。尽管加内特对英语教学成效的评价带有明显的西方视角，但这一细节仍表明，孔孟故里并非完全封闭于传统之中，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吸纳新知识，以回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该报告在对孔孟故里的描写中展现出明显的制度性观察意识。加内特不仅记录了孔、孟后裔的世系传承情况，还关注其经济来源、府邸规模与宗族人口数量，并对衍圣公的财政基础与社会影响力进行了具体描述。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了单纯的文化观光层面。总体而言，加内特的这份报告以具体、生动且层次丰富的方式，呈现了近代中国儒家文化发源地的面貌及其与西方来访者之间的互动情形。它不仅为研究近代西方人对孔孟故里的认知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探讨晚清儒家象征权威的地方治理结构以及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调适路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