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第二十二章记：“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意思是说：樊迟向孔子问什么是智慧？孔子回答：“一个人把心力都放到怎样对待人民的事上。对鬼神可以尊敬，但要对它们疏远些。”

孔子主张面向现实，不谈鬼神，《孔子家语》及《新序》中记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已经快七十岁了，鲁国国君把他奉为“国老”，即尊为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顾问，有什么疑问向他请教。有一天，鲁哀公要扩修自己的宫室。这座宫室的西、南、北面早已盖起了房子，如果向西、南、北扩展，必然扰民害民。只有东面是一片庭院，这里地势比较宽阔，如果在这里建房，不会影响别人。但当鲁哀公请一些巫师预测时，都说向东不吉利，并且说鲁国自古以来没有向东扩建房舍的规矩，这种说法是鬼神的意旨。鲁哀公带着这个问题把“国老”孔子请来，问“我听人家说，向东扩建宅第不吉利，确有此事吗？”

孔子听罢，摇摇头，肯定地说：“没有此事，绝无此事！”他接着说“向东扩建住宅不吉利的说法，全是某些人假借鬼神瞎造出来的。绝对不会不祥。如果说有不祥的话，天下的事，有五种不吉祥。”

鲁哀公问“有那五种不吉祥。”

孔子慢条斯理但却用肯定的语气说：“第一，损害别人，自己得到好处，那种坑诓拐骗，获取个人私利的事，是一不吉祥。第二，当政的人罢弃贤才不用，却任用一些善于拍马逢迎的小人，致使国家受损，百姓遭殃，是二不吉祥。第三，不孝敬老人，不疼爱子孙，在家里飞扬跋扈，独断独行，致使家庭败落，是三不吉祥。第四，年纪轻轻的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四处游荡，不好好学习，是民间风俗的四不吉祥。第五，圣明的人隐退，愚蠢的人掌权，社会上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把好好一个国家治理的乱七八糟，是五不吉祥。

最后，孔子肯定地说，天下的事共有这五种不祥，向东扩建住宅不是不吉祥，对于那些假借鬼神来达到自己特殊目的，欺哄别人，骗取钱财的人的话不要听。

孔子最后的一句话体现出做什么事情都要“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先进》记仲由向孔子问怎么事奉鬼神，孔子说：“怎样事奉人的事还没弄清楚，还谈什么事奉鬼神的事。”仲由又问关于人死后的事，孔子说“人生的事还没弄清楚，管什么死后的事。”孔子讲人不讲鬼，讲生不讲死，这正是面对现实，以人为本的入世态度。

西方学者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2-7世纪，世界上正发生大变化，即奴隶社会将要解体，封建社会就要诞生的时代。世界的东方和中亚，出现了几位哲人：释迦牟尼，耶苏基督，穆军默德，孔子、老子......他们分两大派，即有神论和无神论。前三人认为创立世界及决定世界的是佛祖、上帝、真主，孔、老则是无神论者，他们的“道”都指规律而言。日后古希腊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属于后者。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非宗教论者，不信鬼神。中国古代的“鬼”，是人死后的产物，而西方的魔鬼，是虚幻的存在。中国的神，是对自然的崇拜。例如西方的火是普罗米修士，从上帝那里偷来给世人的，中国的火是人钻出来的。西方的太阳神主宰一切，中国人可以追太阳，可以射下对人不利的几个太阳。西方人的门前出现山可以躲开、离开，中国则要移山。西方的大海、神圣不可侵犯，中国炎帝的女儿被海淹死，她要化作鸟，啣石填海......总之，人的力量和神的力量，东西方有两种不同的态度，西方是有神论，出现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才改变。中国从来是人的世界，不是罗马教皇决定的神权，而是当权者及百姓们决定的人权，人权的中国中世纪一片光明，数不尽的发明创造。

凡利用鬼神、迷信骗人者，均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戳穿某些人利用鬼神的把戏就要说理，用实在在的事实来回答迷信。当然，由迷信鬼神到否定鬼神是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当人们认识上没发展到无神论时，对鬼神表示怀疑，也是很大的进步。春秋未年，奴隶制日落西山，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人的力量，自然就减轻了对鬼神的信赖。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既是时代产物，又体观其高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