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第四章中记孔子自己认为应该坚决杜绝四种不良倾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这些毛病，都应该杜绝、去掉。春秋时的宋襄公就是这么一个人。

周朝初年，将微子封到宋国，是公爵，地位很高，但国力不强。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也要仿效齐桓公称霸。办法是也要召集诸侯会盟，他的庶兄公子目夷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就是不听，结果不但会盟未成，自己反被楚国捉去。楚成王为了政治上取得主动权，又主动把他放了。

过了一段时间，宋襄公要打楚国的邻国郑国，大臣们说兵力不足，没准备好，不要打。宋襄公却说“打仗主要靠仁义，不全靠武力。我军是仁义之师，我们打仗是正义的。这一仗我们定能取胜。”宋军打进郑国，却被楚军包围，号称“仁义之师”的宋军赶忙撤回。后面追赶的楚军，已到泓水对岸。楚、宋两军在泓水一带作战。在楚军渡河时，目夷君说“乘楚军渡河的机会攻击他们。”宋襄公说“我不能乘人不备打人家，要讲仁义。”楚军过了河、目夷君又劝他“乘着楚军立足未稳，赶快出兵攻打。”宋襄公仍认为仁义之师不该打人家没准备好的队伍。等到楚军一切准备好，两军时阵时，宋军抵不过楚军，只好且战且退，宋襄公腿上被楚军射中一箭，只得忍着伤痛，退出了重围。

宋襄公回到国内，很多大臣抱怨他固执、迂腐，他却说：“打仗要讲仁义，我们虽然战败了，也是仁义之师啊。”一面说，一面想：为什么楚国打仗这么不讲道理，不讲仁义呢？越想越气，加上受了箭伤，第二年夏天便死去了。

这位宋襄公，毛泽东同志称他为“蠢猪式的军事家”，其表现正好是孔子所反对的 “固”与“我”。

南北朝时前秦符坚，早期对汉族谋土王猛的建议，言听计从。王猛临死前告诉他最大的敌人是鲜卑人和羯人。符坚却把前来投降的鲜卑人慕容垂和羯人姚苌收容，并授予实权。当他派十几万兵打淮南失败后，不听劝谏，又要大举南下攻晋。在太极殿的一次全体大臣会上，符坚提出打东晋，受到大臣纷纷反对，他不听。会后又与其弟符融商议，符融也不同意。符坚一再说明自己兵精粮足，符融分析不利形势，直至哭了起来。符融还告诉他“打东晋不能胜，家里有人要夺权。不要忘记王猛临死前的忠告。”他妻儿也劝，不听。而慕容垂却说必定能成功。符坚调动八十七万大军南下，大战于淝水之上，结果一败涂地，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符坚逃回。慕容垂借机背叛了符坚，建立了后燕。羌人姚苌建立了后秦，则愎自用的符坚死于姚苌之手。

唐朝未年，混入黄巢起义中的朱温，背叛农民军，投靠唐朝，改名朱全忠。不久又篡夺了唐朝政权，建立后梁，为梁太祖，改名朱晃。此人进入长安后，大杀唐朝官吏，百姓。叛变后又大杀农民军。攻下郓州，一次杀一万人。攻下高唐，男女老年都杀尽。他手下将校阵亡后，所属兵卒都杀死。在宴会上，他大哥朱昱痛哭不止，他从来不听。一天晚上，又把尚书裴枢、侍郎三十多人杀死，投尸于河。他又荒淫好色，对他大臣的妻子及儿媳也不放过，后来这种一味横行的人，被他儿子杀死。

明朝崇祯时袁崇焕在东北抵御清军，屡建功勋。清人用反间计，用一些假像说他投靠清军。崇祯皇帝固执已见，杀了袁崇焕，明军在东北抗清失了顶梁柱，使明军节节失败，这正是崇祯皇帝轻信、固执的结果。

时事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事，英雄不能造时事。客观世界要求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一个凭着主观愿望为所欲为，这就是孔子提倡的四“毋”。那种不顾客观现实，单凭主观愿望。以个人为中心，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往往盲目乐观，错误估计形势，到头来会吃大亏。历史与观实的“宋襄公”还不少，人们应牢记孔子四“毋”的教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