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第十九章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意思是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的没有办法。”颛木赐很不安份，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叫他猜对了。”

这段话是孔子对其弟子端木赐的一个很好的评价。端木赐即子贡，是孔门“四科”中“言语”科代表之一。此人口才很好，活动能力强，把这些本领用到经商上，便很见成效。《史记·货殖列传》记他拿着很多货币，带着很多拉货的车，到各个诸侯国去经商，有些货币也送给各国国君，所以各国诸侯往往按接待国君的规格接待他，他居然能和一些国君平起平坐。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这种现象，一方面体现出当时商业经济发达，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子贡此人的本领不小。《史记》中评论孔子之所以能扬名于天下，多属子贡之功。应该说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几年中，子贡应该在经济上对孔子一行有所支持。

说起子贡的本领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还记他在春秋末年各国争霸中，凭着他的外交本领，屡获胜利的故事。子贡一出，使能够“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通过子贡的外交手段，十年之中，使各国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孔子看到子贡的成绩予以赞扬，是很应该的。日后人们把子贡当作第一个“儒商”，把“端木生涯”当作商人追求的目标，是有一定道理的。

儒商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句话是说子贡他不按常规办事，一样经商发财，就是说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经济发展的规律，自己能在经济大

潮中自由的游泳，达到胜利的彼岸。在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里，多年来“工商食官”的政策下，孔子对子贡经商予以肯定，即看到商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很难得的。

二十一世纪新时代国内及东南亚到处提倡儒商精神。1996年国内外五十多人在上海开了预备会，199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了第一次儒商大会。大会请孔孟之乡的代表参加，山东省侨办主任林淑娘约我参加此会。当时到了亚、欧、澳州等二十几个国家。我一本四十多万字的国家项目《儒家思想与社会管理》送给会上一百本，广东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带领团队十几人参加。大会开了三天，我发了五次言。南洋各国对汉语、中国字多不是法定语言、文字、许多华人华侨为了使自己的子弟不忘故国，便办学校，出刊物等，他们把一些出版家、教育家称作“儒商”，显然不对。对“儒商”的定义，会上的论文及发言有二十几种说法，争辩的结果，倾向于我的定义。即：

“具有较高素质，取得一定成功，摆正义利关系，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经济人。”

较高素质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重点在摆正义利关系。义利结合，义主利辅，重大义，轻小利。大义中有大利，大义中也包括小利。孔子说“义然后取，”应该义中取利，不应见利忘义。发了财，应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一定义，二十年后见到国际儒商会总秘书长（潘教授）的助理，说大家还认可。

我国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民办商业及商人。当时商海中两大巨子：一是子贡，一是范蠡。子贡道德水平高，经商发了财，是“儒商”。范蠡的经商理论也很好，也是儒商。我在研究范蠡时称“商祖”，山东定陶拍电视片时称“商圣。”曲阜有个商务宾馆，请我写了对联：

“陶朱事业商海范茫创大业，端木生涯儒风习习满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