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三章记子路曰：“卫君之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鲁国西面的卫国，是周初康叔的后代。卫襄公死后，无子，立元为嗣，是为卫灵公。卫灵公宠爱妖艳的南子，他们行影不离，连上朝时南子也跟着，卫灵公对南子这么宠爱，使国内很多人产生不满，最不满的是卫灵公的儿子蒯聩。他们的矛盾渐渐激化，直到发展到蒯聩要除去南子。有一天，蒯聩和他的同伙戏阳密谋，在上朝的时候，把南子杀死。但机会到来时，戏阳却后悔了，不敢动手。蒯聩多次对他使眼色，戏阳假装看不见，南子却看的清清楚楚。于是她大声呼喊 “太子要杀我！”卫灵公大怒，下令把太子拿下。但还未来得及，蒯聩立即逃跑了。他先逃到宋国，又逃到晋国，依赖晋国的赵氏大夫。

过了几年，卫灵公出行时，令南子的儿子郢赶着车，卫灵公向郢表示要立即立他为太子。 郢认为太子蒯聩在外，自己不当立。不久，卫灵公死 ，南子又要立郢为国君。郢说 “蒯聩虽然逃亡在外，但依周礼，他儿子辄是灵公的长孙，应立辄为国君。” 南子等人不敢违背礼法，便立辄为国君，即卫出公。

逃亡在外的蒯聩，见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国君，便要回国抢位。在赵襄子的支持下，找了十几个卫国人，穿上孝服，表示对卫灵公哀悼，蒯聩启程回卫国争位。卫出公发兵阻击， 蒯聩未能进入。后来蒯聩又勾结他姐姐作内应，潜入卫国夺权，要胁大夫孔悝利用他的势力赶走他儿子出公，蒯聩被立为君，即卫庄公。

蒯聩即位后，报怨国内大臣不拥戴他，要把他们全杀光。 因为怕他们一起作乱，未敢杀。不久，众叛亲离的蒯聩又被逼下台，逃往国外。

卫国国内争君权的斗争，斗了好多年，情况十分复杂。当子路向孔子问：“如果卫国国君请您主政，你先要做什么呢？”孔子说“最主要的事就是端正名分。因为名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主要表现为国家的礼乐大事不能兴办，国家的礼乐大事不能兴办，对坏人的刑罚就不能施行，如果连对坏人的刑罚都不能施行了，一般百姓就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好了。”

在我国原始社会是“禅让制”，商代是“兄终弟及”，即哥哥当国王死了，弟弟干。周代初年，周公创“父死子继”制，即老国王死后，传给大儿子。这是周礼中的规定，是当时国家的主要政策，古人强调“正名”，重要内容就是“父死子继制。”

商代国王帝乙，其妻先生微子启，又生微仲衍，这时其妻只是一妃子。帝乙的正妻死后，此妃子当了正妻（即古时说的皇后），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受（就是纣、依照规矩应把王位传给第三子，就是殷纣王。微子启与微仲衍是纣的“长庶兄”）。周初把微子封到宋国，微子死后，依殷制传给其弟微仲衍。微仲衍死后周朝“父死子继”的规矩传到宋国，不依当年“兄终弟及”，微仲衍就传给他儿子了，人称孔子是微子的子孙，其实是微仲衍的子孙。

上面说了卫国的例子，鲁国更严格。孔子编《春秋》，严格按照这一规定，一开始就体现这一精神。《春秋》首章写鲁隐公时写“元年春、王正月”。一个国王继承先王本应写“即位”，这里却写了“王”。鲁隐公是鲁惠公的儿子，但其母为妃，是庶出，其弟子允母是“后”，但子允年龄小，不能马上继承，叫他庶兄先当鲁国国君，先为王，日后子允“即位”，为鲁桓公。

依照《周礼》，天子为“大宗”，诸侯、大夫、士、庶人为“小宗”。大宗传嫡子，所以“百世不迁”，“小宗”五世乃迁。即天子之二、三弟的后人，传到五代，就变成“庶人”了。“名正言顺”是说有了一定的名号、名称，办起事来就顺当。例如叫一个人负责一个单位的工作，只是口头说说不行，要正式任命，下面才能服从。过去当官的凭大印，今天也要有任命手续，才不致乱当家，才能正常开展工作。至于特殊时期，群龙无首时，个别人物挺身而出，充当首领，此人也一定有令人佩服之处。不然，压不住阵脚，别人不服。“名正言顺”也是说在各项事业中必要的手续还是该办的。办事不要过于简单化，简单化就树不起威信，办不好事。因此，正当的名义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