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二十三章中记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善于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见解，使事情做的恰到好处，而不是盲目服从。小人则只知道盲目服从，却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齐国晏婴与梁丘据两人不同的表现，正明确地体现这一点。

《论语·季氏》中孔子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是说齐景公贪图享乐，拥有四千匹马。（后世在齐都临淄发现的殉马坑足以证明）。他终日吃喝玩乐，亳不节制，大臣们多次劝谏不听。有一天，他玩乐了一天，傍晚还要饮酒作乐，令人把执政大臣晏婴叫来，叫他陪着自己饮酒。晏婴不同意景公无节制地玩乐，推说朝内有许多大事，急等着自己去处理，借口不陪，景公也没勉强叫他陪。过了一会，另一个大夫梁丘据走了过来，齐景公要他陪着饮酒。梁丘据见齐景公周围姬妾成群、珠光宝气，十分宽绰，自己也要享受一下与国王同等的欢乐，又一想：自己要靠近国君，巴结国君，正找不到机会呢，这不正是机会吗？于是满口答应下来，景公便叫他陪着自己玩乐了一夜。梁丘据使出浑身的本领，一再劝齐景公饮酒，帮助他玩乐。两人都玩的十分痛快。

齐景公放荡了一天，又玩了一夜。虽然玩时一阵痛快，但等到天明，便疲乏的不得了，倒头便睡，不能上朝，耽误了国家大事。

齐国的名臣晏婴对此事评论说：“我不陪国君饮酒，不支持错误做法，是‘和而不同'，梁丘据的行为支持了错误做法，是：‘同而不和'阿！”

“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只要在大的原则上一致，就能团结，能联合，共同干大事。要尊重各自的特点，让人家保持小自由。例如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国际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贯彻了这一精神。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同时却不能联合，不能结合，不能妥协。例如抗日战争中，团结各方爱国人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对的，汪精卫等人以“曲线救国”为名，对敌投降，就应坚决反对。

“和而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回归。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卖国贼琦善私自与英方签订《川鼻草约》，接着又签了《广州和约》及《南京条约》。条件中除“五口通商”等外，后来又扩大到“租借”岛北大量土地，无理占据了一百年，到1997年，“租借”期已满。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理应收回，身居香港的中国人也主张收回，世界各国舆论也认为中国应收回。但是百年来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民间习俗等与大陆不同，不能按照大陆某一城市的形式治理，邓小平就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即同是中国领土，但管理方法不同，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虽在某些方面与大陆不同，但在我国的人民政府领导下，这种做法正是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

香港回归，行之有效。港人治港，比英国派出的总督要好过多倍。这一主张，不但伸张了中国人民的正气，也促进了香港的繁荣。

继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依此法回归，这都是“和而不同”的胜利。

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上出现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事情越来越复杂，只有贯彻“和而不同”，才是济世良药。如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有的君主制，有的总统制，有的君主下面的首相制等等。只要同意“和平”“发展”，我们就联合，就建交。所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国际上求大同存小异，就是“和而不同”。如果谁称霸反人民，欺负弱小者，我们便不联合，这也是“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