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第十一章记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孔子的弟子卜商（子夏）说“一个人大的节操不能越过界限，生活上的小事，可以放松一些。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兴师在牧野宣布伐纣时，发表儌文，历述殷纣王的多种罪行，周师“致天之罚，”代表老天爷讨伐他。群情激昂，欢声雷动。这时周武王的祙带掉了下来，周公在他身旁，看的很清楚，但却一言不发。直到武王宣布完檄文，周公才暗示他系上祙带。有人问他：“你应告诉武王系上祙带，或者你替他系上。”周公说“我是辅佐他的大臣，不是给他系祙带的人。当时气氛热烈，正办着大事，我如果为此小事，冲淡了大事，是错误的。应不以小节干大政。”

唐朝狄仁杰，唐高宗仪凤年间为大理寺。一年内将以前监狱中未断的囚犯，依法按律处理，达一万七千人，无一人喊冤者。武卫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的树，狄仁杰依法判为“罪当免职”。而高宗下诏应杀，狄仁杰又奏“罪不当死。”高宗发怒说“权善才砍了我祖坟上的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头。”狄仁杰说：“臣听说过逆龙鳞、杵人主的事，自古少见。对尧舜那样的君主易，对桀、纣那样的君主难。我今依法办事。陛下为了误伐一棵柏树，杀一大将，千载以后，人们视您为何等君主？我正是不陷陛下无道而为。”狄仁杰坚持正确执法，敢于抗皇命，唐高宗一时不高兴。后来想他执法严明，是为了国家，把他升为侍御使。

宋朝寇准当宰相时，重用了丁渭。在一次饮酒时，寇准喝多了，胡子上全是酒，大家笑话。丁渭用自己的袍袖给他擦干净，自己的衣服却弄脏了，寇准清醒地认识到丁渭是个会巴结逢迎的小人，批评他不该像个仆人一样。丁渭这个人不接受批评，反而给寇准结下了仇，常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的坏话，致使寇准曾被眨到雷州当了个小官。丁渭这个人只注重小事，而且心术不正，不是好人。

宋朝的包拯刚正不阿，遇见大事，敢于坚持。宋仁宗要皇妃的父亲张尧佐升为三司吏，管国家的财政，包拯知此人品质很差，管了财政还不大量贪污，他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皇帝不听，要给张加官，包拯还反对，并说许多大臣都反对。皇帝不得已说不给他加官。自己却食言，真给张加官。包拯第三次反对。尽管拧不过皇帝，但对国家的大事如此坚持，却十分难得。

明朝人道同，河南人，其先为蒙古族，此人以孝闻名。洪武初年被推荐授太常司先赞礼部，出为番禺县知县。番禺人们喜称“烦剧”，说明此地很不安静，军卫们对百姓尤其蛮横。道同到任后，执法严肃，一切按律办事。如有抗法，一律严惩，才压下邪气，百姓赖以稍安。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此人官大，多次以淫威威肋道同，道同却不为所动。当地土豪数十人横行市场，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稍不如意，便对百姓治罪。道同抓住他们的头目。另一些土豪找朱亮祖说情免罪，朱亮祖摆下酒宴，宴请道同，为他们说情。道同说“公为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不允朱当然不悦。过了几天，找到别的借口，把道同打了一顿。当地一个姓罗的富户，为了巴结朱亮祖，把女儿嫁给朱，他家兄弟优势欺人，犯了法，道同依法惩治，又被朱亮祖无理袒护。道同不平，向皇帝上奏弹劾朱亮祖，而朱却假造一些罪名弹劾道同。皇帝不知真情，下诏杀道同。刚下诏后，又接到道同的奏章，历述朱亮祖的罪行。皇帝心想一个小官敢一次次告大人物的不法行为，其人骨鲠可用，马上下诏不杀。但后面的诏旨下时，道同已为坚持正义被怨杀了。

大德、小德不一样，大德关于国家，人民利益，自己的名节、前途，是国家社会的大事。小节是不影响大局，不违犯道德的事。因此处理起来不一样。一个人应抓大事，重大局，重大节，不要“抓住芝麻，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