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道德精神

来源：人民网作者： 2008-05-18 20:17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在物质领域获得了成功，但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最近，上海社科院青少所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４６．１％的未成年人认为，“诚实就意味着吃亏”。这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道德精神建设的迫切性和严峻性。改革３０年后，重塑道德精神，成为当务之急。

　　依笔者观察，概括来讲，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几种现象可以说明道德精神滑坡迹象：一、炫富式消费。按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所说，“炫耀性消费”现象——购买商品的目的在于通过炫耀博得社会艳羡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声望，从而获得社会性的自尊和满足，其结果是形成奢侈之风，造成财富的浪费。二、一些富人的共富意识差，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三、重“有形财富”，轻“无形财富”之风有愈来愈盛之势。四、部分领域职业道德缺失现象严重。五、文化精神并未与经济发达同步提升。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陋习”，简单说是缺乏教养和修炼，深层次上说，是价值观的迷失。

　　道德精神：财富之母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以美国为例，新教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使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从经济史来看，新教精神从四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首先，新教节俭勤奋的精神激励了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和移民，使他们在北美的荒原上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以自己的双手开垦良田，创造未来美好的生活。其次，新教精神主张人们合理合法地追求财富，认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财富是上帝祝福的标志，如果上帝已给他指明了合法致富的道路，而予以拒绝，那么，他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摒弃享乐主义而努力合法赢利，是清教徒所提倡的“至善”行为，这就为北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再次，新教禁欲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积累，使得消费性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成长。最后，新教精神造就了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基督教政教分离、权威分立，解除了思想控制，发展出一种潜在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美国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没有依附于封建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对于各阶层来说，知识、才能、机遇远比等级更重要，人们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走出困境或维护荣耀。这种精神就为政治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与此相反，法国的工业化是落后的和不成功的。原因很多，文化精神的原因不容忽视。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占据主流的国家，天主教认为世俗事务和修道是两回事，“属灵”贵族对于“属世”的工作并无敬意，后来出现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撼动法国的天主教。从经济史来看，在工业化过程中，法国的特权阶层占据社会上层，缺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等级比知识、才能、机遇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国工业化的迟缓。

　　同在欧洲，为何北欧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超过南欧国家？经济学家戴维·Ｓ·兰德斯认为，这与文化精神上的差异有关。文化差异反映在经济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两者支配财富的方式不同。兰德斯认为：“有的人致富之后只知道消费，而有的则储蓄和用于投资。”

　　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精神是财富之母，人们对待财富的方式取决于道德文化。

　　道德精神的核心内涵

　　如果从国家层面考察，一国的支柱有三：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与道德精神。三者缺一不可，而道德精神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一个社会如果道德精神缺失，就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一样。

　　人类最基本的两种道德是：正义与仁慈。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提出“荣辱不惊，惟义为先”的价值观。他在《史记》中为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平民百姓立传（见《游侠列传》），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难能可贵。关于仁慈，中国古代哲人有许多论述，如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拿今天的语言来说，正义就是不损人，仁慈就是帮助人。不损人，帮助人，就是求共赢，求和谐，共发展，共炎凉。有此两种最基本的道德观，就不会为了一己之功名利禄而损害他人，商人就不会将心思用在政府公关上而忽视改进生产，官员就不会置国法于不顾而去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道德精神滑坡的经济学分析

　　进一步分析，当前道德滑坡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吗？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在自然经济、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道德世界的核心是忠诚；商品社会里，道德尺度的基本准则是信任，因为它是信誉经济。另外还有一种状态，是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最容易发生的是道德的无政府状态。这时候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因为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的基础已经动摇了，而以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道德大厦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忠诚准则失去作用，守信的准则还没有树立，人和人之间在道德上只讲什么呢？讲放纵，行使个人的权力，推卸个人的责任。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指出，“货币像葡萄酒一样，只有那些既没有购买它的资力，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才会常常感到缺乏；而有资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货币或葡萄酒时很少会感到缺乏。”西方经济学把信用定义为“不同交易者之间商品交换中的赊购赊销、延期付款和货币借贷行为，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从经济学的概念说，诚信就是信用，而信用是一种制度，是受司法权保障的，与公平是同等意义的范畴。

　　现代市场经济会促进信用的重建。阿克斯劳德曾设计了一个试验，由许多台计算机各自执行不同的程序，通过多次博弈选择出最优程序。这里的不同程序代表着人们不同的道德律。结果是以欺诈为主的程序逐渐被淘汰，最终出现的规则以不欺骗，受到欺骗后要报复，报复以后要宽恕对方为原则，这已经非常接近现实社会里的道德信条。

　　博弈论告诉我们：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的进程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步骤，则理性行为将考虑所有人的初始行为对后续选择及最终结果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博弈。这一类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可信性，即当背离行为发生后，惩罚措施是否确实被执行。而这正是现实社会建立诚信的关键所在。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如果有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必然受损，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以火车站的售票厅和进站口来说，如果某人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采取礼貌谦让的态度自觉排队。结果将如何呢？队伍仍旧是一团混乱，他温良恭顺地站在旁边反倒成了傻瓜，最后他只好和其他人一样，冲向那已经混乱的队伍之中。这一原理深奥又简单。而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所以诚信也是一个纳什均衡。

　　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个体的生存期足够长，他们之间进行的不是静态博弈而是无限期的重复博弈，而他们又有足够的远见，则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这样，人人尔虞我诈和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是纳什均衡。只要适当设计规则，使对背离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背离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那么靠什么使得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呢？主要靠的是规则。回头来看，人们之所以在经济转型时期会感受到社会道德滑坡，说到底，应该归因于在市场活动范围扩大的同时，却有一些人为的规则违反了市场交换的基本条件，致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尤其是一些领域明规则丧失、潜规则盛行，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从经济学来说，道德的生成有一定的现实要求和社会条件。一是信息对称。信息对称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只有形成信息对称才能形成诚信的社会。在潜规则盛行的状况下，个人不能扭转局势，人们就会选择失德行为。二是自由。劳动力、资本、产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是道德精神最肥沃的土壤。

　　塑造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道德精神

　　那么，如何重塑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道德精神呢？重点有三：

　　重点建设官德。官员既是民众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既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和设计者。官德如何，较之于商德诚信、个人道德而言，有很强的示范性，往往会对社会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响。文景之治时期，文王刘恒本来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他看到工匠的预算，要用百金，就说：“这等于１０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他即位后，所穿的一件袍子，一直穿了２０年，补了又补。他的节俭缔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建设官德，通过自律与他律，养成官员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仁慈，培育其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正义准则。

　　建设自由市场。只有经济法制健全，产权完整明晰，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并允许在此框架内拥有广泛的思想自由之时，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道德精神的迅速提升。

　　修炼国民精神。文明不单单只是教育，有些人读的书少一点，受的学校教育不多，但接人待物彬彬有礼，说话文雅，做事得体。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国民修炼精神，熏陶文明，革除陋习，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力。

编辑：王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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