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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论


  儒家关于爱护他人和自身道德准则的理论。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待人律己的最高原则。这个意义下的仁,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以仁道待人,即将他人当做人,给以关怀爱护;以仁律己,即将自己当做人,自觉严格地按道德准则要求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仁的观念的形成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在春秋末期社会的矛盾动荡中,对于民的作用与重民思想进行反思,认识到民的问题实际是人的问题,于是发展了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但尚未定型的仁的观念,使之成为十分重要的社会伦理政治观念的一部分——“仁学”。孔子仁的第一个含义是给他人以关怀、爱护,仁爱不仅施于家族内部,而且也普遍地施于一切人,包括外族人和奴隶。他主张“爱人”“泛爱众”“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所谓众即奴隶,百姓即所有族类。仁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消极方面说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忠恕)。孔子的思想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新发展,适应当时奴隶的解放和各族各国交往的扩大和深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当然,孔子的仁并不是平等的爱,而是有差等的爱。孔子的仁与礼两个概念是相互制约的,礼要求尊尊、亲亲,这就决定了爱的差等性,从君亲到族内,再到族外所有的人,爱的分量在不断减少。因此孔子的仁与法家的严刑峻法、刻薄寡恩不同,与墨家无差等的兼爱也不同。从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孔子思想更适合于中国的专制宗法社会体制。

  孔子的仁的另一个含义是道德准则(作为德目总名,仁包括恭、敬、忠、恕、宽、信、敏、惠等)、道德境界(“求仁而得仁”),特别是道德自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约束自己实现周礼,这就是仁。这个仁指的是道德自觉,认识到道德使人不同于动物而自愿遵守道德律,这是完成道德准则的内驱力,不是出自对刑罚和舆论等外在的压力的畏惧,遵从道德律便觉得安心,否则便有负罪感。将仁的两方面的含义综合起来,便是《中庸》所说,“仁者人也”。

  仁的观念的发展 仁的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提出仁的概念到清朝初年为第一个时期,从戴震的仁学到孙中山的仁学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属于封建主义思潮,第二个时期属于民主主义思潮。

  封建主义时期的仁 战国时代,儒家分化为孟子的仁义派与荀子的礼乐派。这两派都讲仁义,他们的重要分歧在于,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何种意义;仁是人天生就有的,还是从环境中学来的。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使之更为完整、系统。他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并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与仁的思想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仁政”的理论。所谓仁政就是由统治者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而形成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制民之产”即实行井田制,让农民拥有私田,以便养活一家人,丰年饱暖,灾年免于饥寒。他认为,统治者行仁政,爱利百姓,必然受到百姓的拥护与爱戴,他可以凭借仁政王天下。这一点在征战不已的战国时代虽然显得迂阔,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生活的真理。孟子对于不讲仁义残害百姓的君主,主张更换,甚至诛灭。他说武王杀纣并不是弑君,纣这种残害仁义的人只能叫做一夫,杀了他不过是杀了一夫而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中最具民主色彩的理论,因此为历代暴君所深恶。对于仁观念的来源,他指出,人性是善的,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道德情感与道德观念。这四心分别是仁之端,义之端,礼之端,智之端,将四端充实拓展开去就是仁义礼智四德。孟子以为,四端扩充了可以保四海,否则不足以保妻子。四端是天赋的知觉能力,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正因如此,求仁或提高道德修养的方法就是反身而诚,强恕而行。这种性善论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成为封建时代正统思想。另外在对仁的理解与实行方面,孟子提出以义制约仁的思想,并非任何仁爱都是仁,只有同时也符合于义的要求的才是仁。

  战国时期,儒家礼乐派大师荀子与孟子不同,认为社会生活秩序主要不是依靠仁义,而是依靠礼乐刑政来维持的。他认为“人性恶”,就是说人性本身是非道德的,如人皆有衣食的需要等,让这种欲望不受约束地得到满足必然发展为道德的恶。仁义等道德观念不是人本身具有的,而是人从环境学来的,人之善念善行是人对于自己加以改造的结果。为使人成善,使他们具有仁义的道德观念,就不能用孟子扩充四端的方法,让它们从内部充拓;而要依靠帝王与师长以礼乐教化和刑政奖惩的办法,将它从外部灌输进去。

  在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仁也有重要地位,他认为仁的基本意义仍然是“爱人”“泛爱群生”。但作为他提出的五常之首的仁又有新的意蕴,即“谨翕不争”“平易和理而无争”,同时仁也是善的或道德的同义语。董仲舒的仁论重点阐述仁的神学来源。他认为仁这个道德观念来自天。天作为最高的神,是有意志有意识的,它长养万物,供人享用,对人表现了无穷极的仁。人受命于天,从天得到身体生命,也得到伦理观念。因为得到仁的观念,于是便有父兄子弟之亲,忠信慈惠之心,礼义廉让的行为等。帝王是天之子,所以应该从天意的仁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应以爱利天下为意,安乐一世为事。董仲舒综合了孟子与荀子的人性理论,认为性分三品,圣人之性生来即善,本来即具仁义观念;斗筲之性生来即恶,没有仁义观念;在二者中间的是中民之性,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性,是一种生发善恶的质地,还不是现实的善恶。因此,前两种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导而善恶。要使这种人成为仁人善士,不是要他存心知性,而是接受圣人的教化,排除贪欲,在性的质地上培植仁善。(见性三品)

  韩愈在佛、道势力十分强大的唐代,为重新恢复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高举儒家道统的旗帜,批判佛道思想。仁在韩愈的思想中,仍是爱人的意思,但是为批评佛老的需要,仁与义都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谓之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原道》)仁义之所以为善,就是因为它们是儒家圣人为使中国人生存、繁衍而制定的思想行为的准则,具体说就是“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米蔬鱼肉。”(同上)他认为,仁与义是实质,而道与德是虚名。佛老虽然也讲道德,但不以仁义为内容,都不要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关系,不要中国的礼乐刑政和儒家文献学说,佛徒甚至不要中国的语言、服饰,所以他们是完全错误的。

  宋明理学家们在继承仁是仁爱,是儒家德目总名的观点之外,对于仁的伦理意义又有新的开拓。他们认为仁是与私相对立的公。程颐说:“仁者公也。”朱熹说:“唯仁然后能公。”“公而无私便是仁。”“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公的极致即是“与物同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可见公字是对爱人与克己复礼即遵守道德准则两个意义的概括。

  理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于仁的本体与修养方法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所谓本体即是本来状态,理学中的气学派、理学派、心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将仁变成某种存在于现象之后之上的本质。气学派创始人张载将仁与天地万物的根源太虚联系在一起。他说:“虚者仁之原。”仁作为人的本性是由太虚赋予人的,它比由人的形体而来的气质之性更根本,更重要,它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至于修养方法,张载认为最重要的是虚和静。虚即可以产生仁的观念,虚静是一切善的根源。他说:“虚则生仁。”“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建立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世界观体系。他们认为,仁即是天理,是最高的理太极的一个方面。太极之理表现在天地,即是天地的生物之心,存在于人身即是仁。朱熹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仁是理,是人的天命之性,是人们为善的根据,但是人毕竟还有气质之性,由后者产生的情欲有可能不符合仁性。因此修养之道就是用格物致知的办法认识仁性,用诚意正心的办法选择仁道,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实践仁道。(见理气、性体情用)

  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继承发扬孟子的心性理论,认为仁并不是程朱说的某种客观理念,而是人心中固有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观念,其内容虽仍然是爱,但其普遍性是无与伦比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论人类、鸟兽、草木、瓦石,都在人的仁心的关切爱怜之中,有一不得其所,仁心即会感到不安。仁心是与生俱来的,是不需要学习思考就有的,所以说它是良知良能。王守仁说:“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大学问》)道德观念既然是人的良知,当然就不须要从外面学来,人的修养功夫,只要发明本心,扩充良知就可以了。他们反对程朱的格物穷理,而主张从内心加以充拓,因此陆倡“先立乎其大者”说,王倡致良知说。

  民主主义时期的仁 如果说,孔子开始直到宋明理学家的仁论,都是在封建主义天命论这个范畴之内的话,那么清代哲学家戴震的仁论与他们根本不同,认为仁的基础是物欲而不是天命,在人间而不在天上。他指出,仁是恻隐之心,它来自人的怀生畏死的欲望。人的最大欲望就是怀生畏死。一个人由于自己怀生畏死,才能推知别人也是如此,才能帮助别人,使他们生活下去。这就是仁。如果自己不知道要生活,当然也就不会有恻隐之心,不会有帮助别人的思想和行动了。但戴震并不认为凡欲都是仁都是合理的。他说:“欲其物理其则。”仁是实现怀生畏死欲望的正确准则。人的心知能认识这个准则,并按它行动,于是才有仁这个美好的德行。戴震的仁论肯定人欲,肯定人生,是一种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在中国儒家伦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见理存于欲)

  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谭嗣同继续发展了戴震的仁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激进的平等观。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夫平等”。通包括四个方面,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要求中外、上下、男女、人我的平等。据此他猛烈抨击三纲,认为,三纲特别是君臣一纲黑暗到了极点,要求“废君统,倡民主”,“冲决君主之罗网”,“冲决伦常之罗网”,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时他还依据通的原则,提倡学习西方,革故鼎新,发展实业,救亡图存。仁的最高境界是废除国家,消除一切人间的藩篱,达到世界大同。(见《仁学》、仁即以太)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批判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这就使为三纲五常做理论说明的仁论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中山先生力主互助论,以为互助是使人类得以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而道德就是指导人们互助的原则,认为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扬光大。他的理论体系——三民主义虽已超出儒家范畴,但对于传统的仁的观念给予了批判的继承,使仁获得新的基础与新的意义。

  历史意义和作用 两千年来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理想都是与仁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所有的华人社会、受儒学影响的东亚地区,仁总是意味着爱心、人道主义以及美好道德、完美人格等。人们在摆脱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仁的价值,并在新的基础上赋予它以新的意义与定位。儒家思想特别是仁的思想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起了并正在起着重要作用,虽然目前人们对“儒家资本主义”还存在争论,但是其作用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