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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谓中正、中和,庸谓常、用。孔子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多次论及中庸,如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思想感情表达最得当。又说一个人的性格风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庸之道要求凡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朱熹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既是不偏不倚,又是恒常不易,中庸之道成为儒家立身处世待人的准则。毛泽东曾认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致张闻天》)中庸包括下列内容和特点。

  过犹不及与执两用中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子张和子夏,一个太过,一个不够,两人各走一端,都有毛病,这就是“过犹不及”。对此孔子表示反对。他主张用舜处理问题的方法。“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提出“两端”,即承认事物有它对立面的矛盾。而舜的处理方法,不是偏向于一端,而是量度以取中,不要做得太过,也不要做得不够,即要做到无过无不及。“中”就是过与不及的联结点和分界点。它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而是对两者的否定,但又需要把握两端,才能用其中于民。孔子对舜的称赞,是对中庸思想的肯定。

  孔子对“中”的选择,不仅是量度观念,他还用是否符合礼制作为衡量标准。当他说“师也过,而商也不及”时,子路就提出“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孔子回答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以礼制中,即以周礼做衡量标准,有他思想落后于时代的一面;但礼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会变化的,孔子亦有所体会。

  时中与用权 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朱熹《章句》:“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这里说明“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要审时度势,随时以处中,并做到无时不中,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称颂孔子是“圣之时者”,荀子主张“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荀子·仲尼》),正是时中思想的表现。

  孔子讲时中,这就需要权变。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以适道,知所往也。可以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秤锤称物随轻重而移动,引申为权变;知时措之宜,则谓之权宜。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称为经;而嫂溺援之以手,则属权。孔子倡导“时中”与用“权”,当有随机应变之意。

  和而不同与致中和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主张执两用中,要做到无过无不及,那么协调两端中合理之点,取得和谐的统一,则谓之“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称为和,而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则称为同。和是有原则,而同是无条件。孔子认为君子对人是有原则和睦相处,小人是无原则苟同。孔子中庸之道是承认两端矛盾的统一,即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之道应用于国家政治和社会人际关系,就成为尚和的原则。和为贵的命题,即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彼此和谐。由于孔子的中庸思想只讲矛盾的和谐或统一,企图保持旧质的平衡稳定,而否认矛盾的斗争和质变,如讲礼以制中,正是他思想保守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