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双创”中的挑战与对策

来源:中国孔子网 2019-11-21 18:05:00

  经历了20世纪的变迁,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根底性和价值性资源,传统文化重新进入国家文化教育乃至主流意识形态视域。由于内外环境截然不同于以往,对其进行“双创”,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认识和实践上的困难。
  价值定位: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有较大争议
  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在对外开放中,停留在经济贸易、物质产品、旅游观光等低层次交往上。尽管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但也只是还处在学习语言的初步阶段。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增长和恢复,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文明复兴基础上,提供给世界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硬实力的快速增长不一定直接带来软实力的相应提升。“挨打”、“挨饿”解决了,“挨骂”非但没有解决,还有被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一些调查表明,外国人非常愿意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说明它在世界上仍具广泛影响力;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源于并成长于西方文化的对立因素和“围攻”之中,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文化战略要以“悠久历史文明古国”的身份取得世界理解、消除误解,进而建构文化世界中的中国正面形象。
  这就要求对内有意识地自觉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国民对其正面认知和形象构建起来、自信起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关注的战略主题之一。文化认同高于基于民族差异的血缘、语言、习俗认同,也重于单纯的政治认同。随着四十年来开放程度的扩大,外来宗教文化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中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蔓延甚广。一些党员和干部“文化立场”动摇,隐陷其中。我们脚下的文化土壤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有可能出现错误和失误的最大可能性,既不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在经济上(恰恰相反,这些领域显示出巨大的成就),而有可能是文化上:五千年的文化、文明还能不能延续下去?以儒、佛、道为三足鼎立的传统文化,在长期的演变中已经形成比较稳固(三教合一)的局面,试想,如果将其中的两个“足”换成别的什么文化观念,就要面临重新洗牌的文化格局。信仰的侵蚀是最大的侵蚀。“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或能抵消一些极端思想影响。
  认知障碍:传统文化的负面形象在大众中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除了民间和学术界少量的坚持之外,“传统”在许多近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的形象。有三点原因:中西对比后,很多人认为,我们从“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到“文不如人”;搞革命,大的文化原则没错,但无法保证在具体政策上不走“偏锋”,建设时期甚至提出波及全局、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错误口号;开放时期,学习发达国家文化之后,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更是简单得出“我们不行”的结论,彻底倒向西方“普适价值”。要能够从理论上对此作出圆满回应,解决人们思想深处的历史疑问。
  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现象。最高领导人大声疾呼,基层少部分群众投身热切,但社会中间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反映谨慎。“两办”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1月25日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出台后,对于其中提出的“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人人传承发展”“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等观念没有引起各级党和政府以及学界的高度重视,远未达到“三个纳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的地步。应在培养干部和公务员的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组织教学力量,编写相应权威的、依照《意见》要求的相关教材,研究优化乃至重组课程体系,先从头脑中解决认知障碍,建立基于优秀传统的文化自信观念。目前,这些单位的教学人员分散在各个部门中,有的纯粹靠个人和志愿者的兴趣、热情进行推动;相应教材极度缺乏或已有的陈旧、不配套。应该动员出版和学界力量,尽快拿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要求的、能够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教材内容。
  最能清除认知偏见和障碍的是实践力量。发扬传统,不止是把祖先留下的东西恢复、发掘出来,展现在人们眼前,更主要的是让其中的理念和经验在现实社会生活发挥作用。比如,在改善民风、社风、教风甚至党风上,起到显著效果。已经在农村、企业、学校甚至监狱,经过传统文化教育,产生风气转变的典型,也为党的政策更加接地气起到了一种桥梁和纽带的功能。但案例还远远不够。对部分诈骗、制毒、腐败等成风气的地方,采取试点方法;各行各业、社区、农村文化建设下功夫在“点”上突破,推出可复制的案例、经验,让人们普遍看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事实胜于雄辩,那些有不同声音或是反对者即能逐渐改变思想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参照系”。这样的“点”做出的越多,说服的力量就越大,也就很好避免了一些抽象无谓的争论。
   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把握
  经典的、文本式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中国化”,即和植根于历史、延续至当下的传统文化发生关系;传统文化今天要转化、发展,并发挥现实作用,即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交汇。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文化建设绕不开的重大理论问题。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对传统文化评价过高,会贬低乃至损害、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之确有个别大陆新儒家学者不适当地倡导“政治儒学”,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警惕。
  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进入意识形态,更不要说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了;有的则认为,党的文件乃至领导人的倡导,说明传统文化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其实,意识形态是分层次的,有主流的也有非主流的,非主流的并不一定对主流形成所谓挑战,而可能是弹性的补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传统文化未尝不可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中。避免把儒学作为一种现代宗教,将其作为文化和教育内容较为合适。历史上有所谓“文庙”等祭拜形式,属“祭天法祖”的教化功能,与迷信和宗教不能划等号。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求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后,很多内容和形式必须说“中国话”、以民族的方式表达,才能留下文化的烙印,真正起到应有的效用。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独特的东西,比如阶级斗争的学说、共产党建党的理论、正确革命的理念、人类社会的规律论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丰富甚至改造了中国原有的文化内容,使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业已深深融进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对于已经“中国化”的观念和理论,要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对于那些看起来有“抵牾”之处,则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扬弃”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笼统的原则性说法上,要根据专题一个一个来研究突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对认知主体修养的重视、对党性修养中自我修身修心的重视,可以反过来大大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说得很少但又非常重要的方面;对“大同”社会的憧憬,也能在不少内涵上和共产主义学说一致起来。两者在用语、思维方式等方面肯定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差异不一定必然构成冲突,极有可能在精华层面恰恰形成互补。共产主义远大奋斗目标和每个人修身养性的生命活动关联起来,看起来是“外在的”社会目标,将真正能够内化于己,也避免了很多宣讲遭遇的理论困境。总之,文化上也要“求同存异”,相互指责,只能使双方受损。
  古代留下的典籍,其经典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在解说、应用上要适应现代生活,但其千百年的历史内容不能轻易修改;对于体现古代文明的成分,恰恰不是要使之“新”,而是修旧如旧,不改变其样式。即使已有之理论、观念,如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简单化理解,用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同样会得出不伦不类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主要是客观主义、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方法。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恰恰是气论的或道论的唯物主义者。
    内涵界定:对于“国学”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才能讲清楚?
  “国学”概念庞杂,近代以来学者争议甚大,不过现在民间广泛用此概念。中央文件规范性使用,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倾向。两者可作对接,以使将民间的热情和中央的精神对接起来。即对“国学”撇开其学理意义上的辩论(学理上很难统一),从政策实践的角度作如此解释:其中的“国”可以理解为“中国”,或者从文化学角度理解为一个较大外延的概念“中华”;而“学”可以理解为“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有利于获取最广泛意义的认同。此外,最重要的是,避免了历史上各家思想孰优孰劣的争议,有利于超越学派、门派意气之争,将各家各派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尽管历史上确实不同),统一汲取它们的精华,为我所用。
  当然,究竟哪些内容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今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学界、政界和民间都存在着大量的纷议。有的认为,传统文化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民主,过时了、落后了;有的认为,传统文化讲德治,与当今世界强调法治不相容,德治等同于人治,还是法制管用;等等。近代引进“西学”后,向西方学习科技、学习制度、学习文化,再用这些学科式的西学话语标准衡量自己的文化传统,看到的是西学眼中的东西,存在着曲解、误解现象需要梳理、清理。即如今天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一些人心目中多为西式的理解,少有民族化的理解。尤其是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提法,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中缺乏这些价值观,完全采自于西方近代。然则,今天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一颗参天大树需要吸收大量外在的能量和营养,但没有“种子”的基因和先天沃土,或许带来的只能是杂草丛生。价值观的构建,既从古老文化中“寻根”,实现对接,同时也应汲取外来文化因素,有一定程度的“嫁接”,保持土壤的更新,促进活力之迸发、生机之盎然。
  “两办”文件中能够“讲清楚”的即其“主要内容”涉及的3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其中最无异议的是自90年代以来即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中华传统美德”提法。这些是比较公认的、能够取得大家共识的内容。用例举的方式阐明其中包含的具体方面,说明还有一些是需要共同来发掘、来挖掘的内容。“优秀”并不是说,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甚至说还可能有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亦或误解)的东西所在。“重点任务”的部署首条就是“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其中有一个“深入研究”、四个“深刻阐明”——都是今天还没有“讲清楚”而有待“讲清楚”的内容,努力空间很大。对于“共识”部分鼓励从正面给予丰厚学养的理论阐释,对于那些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则更需要集国家力量、哲学社会科学队伍认真系统地加以探索。为此,应对“两办”文件分解实施(明确哪些是中央层面应该解决的、哪些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解决的、哪些是社会各部门和组织解决的、哪些是学术界合力攻关的),避免表态式的跟进。
  在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儒家文化的传播、普及相对来说容易被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领导部门接受,但是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则似乎与“宗教”脱不了干系,所处的地位比较敏感而尴尬。如果缺失了这两家思想文化的支撑,传统文化半壁江山又付阙如。纯粹撇开佛道二教,即罔顾了宋明以后儒学对之吸收、借鉴的事实以及出现的三教合一之说。道家思想文化、佛家思想文化大于并包含了道教、佛教。不能否认,二教中有迷信和神的信仰成分,但二教中也有大量科学的成分(李约瑟)、无神论的因子,更不用说其中的艺术(音乐、美术、雕塑、建筑)、医学、养生、哲学等思想独树一帜,对形成整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巨大。宗教在民间发挥的道德教化、信仰寄托等作用仍不可小觑。按照宗教政策发挥“适应”的功能,鼓励他们和学术界对之进行世俗化的改造、道德化的宣讲、心理化的解说。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理论关系,相应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说。
   基本途径: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存在学科争议
  不在国民教育中从制度上落实下来,靠舆论呼吁和民间推广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教育部2014年出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提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还明显不足,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合力有待加强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界对国学(传统文化)的学科性质定位较难,造成了很多院校即使有国学院,也无法搞出一个什么“国学”学科体系。
  避开学科(毕竟是西方划分标准)的争议,专注于内容建设。有了权威教材,一些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师队伍学习后即能在较短时间内开展教学。现在的问题是权威教材缺乏。应按照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程的标准,聚拢有关专家,根据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要求,举国家和学术界之力,尽快编写出适应于干部培训、社会培训、教师培训的系统教材。
  依据“两办”文件,属于综合类的可编写:中华文化历史渊源、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华文化基本走向、中华文化基本构成、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中华重大历史事件、中华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历史发展理念、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经典诵读、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学术、中华历史名人;属于分科类的可编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改革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华典籍、中华美学、中华诗词、中华书法、中华绘画、中华舞蹈、中华戏曲、中华医药、中华武术、中华烹饪、中国园林、中国非遗、中华文学艺术、中华科学技术、中华民族音乐、中华建筑文化、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民间文学、中华乡土文化、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中华传统美德、中华孝敬文化、中华慈善文化、中华诚信文化、中华节日节气、中华曲艺杂技、中华“老字号”、中国文物保护、中国传统工艺、中华服装服饰文化、中华传统礼仪文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华传统休闲文化、中华家训家书文化、城市历史文化建设、中国村镇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等等。这些教材名称直接来源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适合面比较广泛;教育部门也可按照《意见》新要求,参照其制定的《纲要》标准,编写适合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材。
  此外,可大力支持体制外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探索,包括对干部、教师以及各类社会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目标追求:传统文化融进民族复兴梦能否使蓝图清晰化?
  对中国梦目标的解读,也讲到文明复兴的意义,但比较模糊,大多数还停留在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对比上。一个螺旋式发展后的中华文明复兴究竟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提供给世界新生活模式、新生产模式的人类新文化、新文明的诞生。因此,中华文化、文明的新突破,不是某个领域(“术”)的进展,而是整体(“道”)的跃迁。没有这一自信的基础,我们的目标就不清晰、不高远。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人类文明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就孕育着共产主义的萌芽。在这一进程中,恰恰应能把西方文明的精华——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使民族复兴的目标与执政党的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
  小康社会的完成、贫困现象的普遍消除,标志着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甚至富裕。按照古人的见解,应加强“礼”的文明建设。否则,争相奔向更多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富裕起来后规模性奢华现象的蔓延同样能够断送发展的前景。建立以人为中心,人和社会统一、人和大自然统一的整体和谐,用中华文明的智慧来解决当代的矛盾和冲突。
  在实证层面解决中西文化(魂、体、用)之争(中华文明本来即非“玄学”,有内证、有外证)。争的结果不是比出孰优孰劣,而是在中西文明精华融合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之提升到新的文化、文明高度。李约瑟断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将为科学的未来开辟道路”。它引起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变革,甚至使唯物主义哲学更加彻底化,有望成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有望成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望为阐释“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的理论框架打下基础。主流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尚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而生命奥秘、意识的本质等与人自身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更是难以问津。中华传统文化再度复兴所造就的可能是比现代物质科学文明更高的“人的科学”(马克思)的文明。21世纪50年代左右将是生命科学的黄金时代,以中华文化为根底的“有机科学”(李约瑟用语)有望摘取桂冠。切勿延缓我们发展生命科学的进程,影响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这方面的竞争力。
  组织程度:传播普及推广传统文化滞于民间层次而乏影响力
  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普及推广的大部分处于民间层次。仅仅靠一些志愿者的热情、民间人士的热心、少数学者的讲座、极少数老干部的呼吁,如此局面,一方面无法应对那些组织化的外来文化植侵,另一方面也无法阻止泥沙俱下甚至导向神秘化乃至宗教化的倾向。由于缺少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文化发展的推动仅仅停留在“喊口号”、“拉标语”的阶段水平上。
  提高组织化程度,鉴于其重要性,可设立中央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小组(由中宣部、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以及文化名家专家等组成),统筹各项工作;亦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文化安全小组,专门监督和督导舆论、媒体以及各地党政部门开展和弘扬、贯彻和落实。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新时代的突出特色,但是要融入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还要做学术思想上的疏解和论证。这是理论上需要完成的“组织化”工作。
  (本文发表在《人民论坛》2019年1月上,以上为系未经编辑审改的原文。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