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孔子研究》迎来创刊四十周年。1986年创刊至今，始终以阐发孔子思想、深耕儒学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成为海内外儒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重要平台。四十年风雨兼程，《孔子研究》刊发的数千篇文章，记录着儒学研究的时代脉络与学术深耕，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智慧与心血。

为纪念创刊四十周年，致敬学术传承，特推出“《孔子研究》四十年”专栏，择优刊发过去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的经典文章，既有对孔子思想、儒学源流的深度探索，也有对传统与现代、“两创”“第二个结合”等重大命题的前沿思考；既展现本刊四十年来的学术积淀，更冀望以经典重读激活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推动儒学研究守正创新、薪火永续。

经典常读常新，文脉生生不息。我们愿与学界同仁、广大读者一道，共探儒学精义，共筑文化自信，为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贡献学术力量。

孔子生于鲁国，他的影响和名声遍及全世界。中国出了孔子，是中国人的骄傲。

孔子一生想行周道于东方，没有办到；他不曾想到要当“万世师表”，却被后人尊奉为“万世师表”。这样的“历史的诡谲”，正是历史学家发挥才智、施展手段的地方。

孔子没有成为第一流人物的时候，没有人想假借他的名义去推销什么主张。他成了第一流人以后，麻烦也跟着来了。有许多儒者都自称得到了孔子的“真传”，代表孔子发言，贬斥他人为伪学。

孔子后来被捧为“圣人”，高与天齐，不可逾越。甚至有人扬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孔子的悲剧，当然这不是孔子的责任。

“五四”以后，孔子才算被安放到合理的地位，从“神”还原到人，科学地研究孔子才有可能。因为，研究某一对象，总要先对它进行了解、观察、分析，提出怀疑。任何被崇拜的对象都是谈不上做科学研究的，只能顶礼膜拜，怀疑“圣人”那是大逆不道。这是封建时代无法对孔子进行研究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堆积的许多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以外，还有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要求和限制，也妨碍了对孔子的研究。“古为今用”是现代人提出的，实际上古人早已这样办了。从汉朝开始，到“五四”以前，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不是为他们各自的“今”来发挥孔子的学说呢？历代所谓《春秋》“微言大义”，都是历代的“古为今用”。

我们学术界对古代的社会、历史以及古代的文化了解和考察得还很不全面。对大环境了解得不深不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影响了对局部的了解。反过来，对局部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对全局也难以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本来是相制约、相促进、相补充、相渗透的。人类的认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孔子的科学研究，只有在今天才具备了起步的条件，社会科学界今天才是最好的时期，我感到我们赶上了科学研究的黄金季节，目前已有了“百家争鸣”的环境。国内的各家各派可以畅所欲言，国外的学者也能参加辩论。春秋战国时的“百家”还只限于“九州”之内，现在的“百家”扩充到“四海”之外。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孔子这个领域里，已经找到了一条道路，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这必将带来巨大的收获，两者结合得越好，收获也将越大。过去三十多年，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成功的尝试，也有失败的尝试。不论成败，都可以从中得到教益，可供参考，可供借鉴。

对于孔子的研究，不光是中国人的事，也是全世界关心文化事业的学者的事。孔子生于中国，其影响却不仅限于中国。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负有更重的责任，因为孔子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当然，我们不应当“包打天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理是客观的，不能随行就市，任意抑扬。我们的研究成果要经得起后人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全世界学人的考验。看来，任务是艰巨的，也是长期的。科学研究没有平坦的道路，但总得由人来走。

（载于《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原题《已具备了研究孔子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