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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来源:中国孔子网作者:李伟 2023-04-10 16:49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敬仰、汲取、借鉴,三个关键词意味深长,联系到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反复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指出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高度为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诠释的方法论视角。

  一、现代阐释学意义下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

  解读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需要首先阐释清楚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个核心概念。然而,目前学界阐释的“治理”一词,更多本源于西方“governance”一词,来自西学体系下的概念认定。一般大多引用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在一份权威报告中的界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从概念架构上来讲包括治理 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文化等要素。而从汉字文义及语言源流的角度看,治理一词 由“治”“理”二字组成,二字含义各有其源。“治”本为河流名称,《说文》:“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后引申为管治河水、管治国家。“理”,本义是指攻玉的方法。《说文》:“理, 治玉也。”指沿着玉石纹路切割,后引申出正疆界、设官职、按理行事等义。治、理二字连用,最早可见诸《荀子·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子·制分》载:“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之后“治理”语义相对固化下来,多指对国家的有效管理。语义上的差别带来的是研究理路上的巨大差别,即研究中国古代治理思想这一课题,到底是以西方现代话语体系来解释或肢解中国古代经典思想,还是以中国古代以经—传记—注疏—义理为结构的所谓“阐释学”(即所谓“解经”的传统)理路为主,又或以中国古代典籍的语境“以心会心”梳理其思想脉络、“唯圣识圣”诠释其思想精髓,阐释其古为今用的理念和思想智慧,形成当代中国的阐释话语。这是阐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核心理念的三条分析路径。这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西方理路还是中国古代的“解经”的传统,都难以让我们满意阐释的结果,因为它难以解释中华文明五千年何以延绵不断、中国古代何以只有王朝更迭,而国家治理结构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一世界历史上的独特现象。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在现代既定的治理学术框架内讨论中国古代治理问题,或者说,更本源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性的现代阐释是否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借用现代阐释学的思考方式与文献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

  在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源于古希腊的古老学问,从一开始就与经典文本的解读有着不解之缘。最初,它被用来解释古代的典籍与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和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到中世纪,解释范围扩大至《圣经》经文、各种法典和其他史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经过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胡塞尔(E.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至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阐释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基本的哲学方法和理论,成为当代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历史悠长、文典灿烂,又经学发达、擅长注释的文明形态,使中华文化成为一部前后相继、代有解人的阐释史。春秋以后,诸子蜂起,相与辩说,考核名实,如火如荼。中国古代发达的经学和由此而繁衍长盛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辑佚、典章目录学等学术,虽然并未能生发出一门独立的有关一般“理解”的普遍性的“技艺学”来,但是中国两千年多年来注释经典的传统为建立现代中国阐释学提供了丰沛的思想学术资源。纵观中国哲学和思想的阐释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哲学和思想受西方哲学和思想研究范式的影响而形成新的话语方式和叙事框架;二是在民主共和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语境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予中国哲学和思想一种新的时代阐释,使其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焕发出活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沿着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术脉络,重新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理念做一现代阐释。将现代治理理论的逻辑架构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二元结构形成文本上的互动与内容上的交融,在传统中国典籍与现代学术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让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理念与思维在经典与现代阐释的双向互动中产生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现代阐释学的话语体系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它与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治理制度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三大历史叙事框架密切相关,亦即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与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中看到家国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修齐治平的国家治理理念、大一统与因俗而治良性互动的治理制度、以人为核心的治理秩序等内容始终贯穿于上述三个历史叙事框架中。这些框架与话语体系构成我们在当代重新阐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文献与思想资源的依据和视域。

  第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根源于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体系和价值体系,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根源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并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在距今5500多年,黄河、长江流域等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的农业生产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文明社会的雏形出现,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华夏先民不断摸索并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国家治理体系,这种国家治理体系又反过来成为文明本身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和一脉相承,铸就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文明品格,催生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文明风范。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从地理构成上分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随着各民族迁徙流动的扩大和交往交流的加强,这五大文明板块相互撞击和吸纳,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板块,奠定了中华文明国家疆域的基石。其中,“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由于其地理的居中位置和文化上的强大感召力,逐步整合各个文明板块,以“大一统”的姿态感召边疆地区,凝聚共同的文化共识、政治规则和国家治理理念。中华文明以其强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文明背景与文化底色。

  第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发轫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制度。从现代学术角度看,所谓国家治理制度,偏向于强调政治机构具体运行层面的管理和协调,它与政治制度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制度根源于中华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

  它肇始奠基于殷周,争鸣扩展于春秋战国,统摄制式于秦汉,沿袭发展于隋唐,传承精细于宋明,并在晚清面临现代性挑战与颠覆。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下,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独特的治理理念。在此仅举一例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为“中央集权制度”,从治理思想探源,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与“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形成了互动。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制度中,“天下大同,四海一家”是它的终极情怀。它将个人抱负、国家寄托、民族理想融为一体,预示着一种超越的道德理想和人文关怀,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文明导向。正是在这种治理结构的文明导向下,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和天下观。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朝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西汉董仲舒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力主国家由制度到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由此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分别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大一统视角下另一个问题是“因俗而治”,即在帝国周边部落实行“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具体政策,保留一定当地风俗传统,以维系帝国的整体统治,即所谓“羁縻制度”。大一统与因俗而治良性互动治理理念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和羁縻制度的良性互动治理制度的框架下形成的,其共同带来的历史结果是:无论哪一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一同以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都抱有“天下一统”的理想,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央集权。民族之间的区分不以“族裔区分”而以“文化区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莫不以文化上的中华自居,寻求与华夏先祖的渊源,以此来保证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如匈奴人刘渊以“汉氏之甥”身份入主中原,开启了少数部族继承“大一统”的先河,而后鲜卑族、突厥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均无不如此。比如女真政权认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元朝则有《大元一统制》记录其取得的“大一统”疆域,清朝统治者描述自己的功业云“由是下楚蜀,平浙闽、两粤、滇黔,数年之内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这正是中华古代国家治理向心力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与治理制度彼此间的互动关系。

  由这个例子可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与中国古代治理制度紧密结合、彼此作用。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和中国古代君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分封制度、郡县制度、宰相制度、三省六部制度、行省制度、文官制度、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科举制度、考课铨选制度、羁縻制度等政治和治理制度紧密联系,是在后者的框架范围内形成与不断完善的。

  第三,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为基础的。比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着“刚柔并济”的特色。从“刚”的一面讲,《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刚健有为是思想文化底色,对应在国家治理理念则是:“天下之大,非体乾刚健,其能治乎?”(程颐语)强调国家得国之正,治国之端,行大道以安天下。在“刚健有为”的国家治理理念引领下,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从三代圣王之治,到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雍乾盛世,再到近代以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奋起直追、百折不挠,赓续文明火种,建立现代中华国家,这些都无不是中华古代思想文化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互动的研究视域。从“柔”的一面讲,“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在国家治理理念就发展为“无为而治”,即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要求“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老子》王弼注)。再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重“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在国家治理理念层面就产生了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和合文化是治理的核心文化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与周边民族政权或国家交际交往的基本内涵。《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辱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孙子兵法》开篇提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协和万邦的具体体现即“王道政治”。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千年后著名的朱、陈之辩中,朱子更是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别,从本体到功夫形成统一,“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强调王道政治在“理”的层面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等等。和谐的国家治理理念其实是“贵和”思想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理一分殊”。又如,民本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中很重要的部分即源于民本思想。此处的民本是相对于西方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神本整体而言的。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上的根本的不同。在西方,神本主义早在古罗马时代就进入国家政体,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西方国家制度成为西方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基础与核心治理理念。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国家治理理念,并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中国古代国家统治者看来,政教必须分离,政权高于神权,这是国家治理天经地义的事。而在政权中,治理之要在于民,“民为邦本”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统治者从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深深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理之要义。

  上文仅从刚、柔、和、民本几组古代思想文化概念与古代国家治理之关系以说明二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实际上,凡属古代国家治理理念,无不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国家治理理念厚植于中华先民对于宇宙、天下、国家、政治、人伦的思考中,并对这些思考进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归纳与总结,具象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手段和措施,有可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根源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存在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设计框架内,蕴涵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神脉络中。从先秦之肇始,到两汉之汇流,到隋唐之演进,到宋明之流变,我们可以沿着这一历史脉络,不断挖掘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概念的丰富资源,也在阐释学的意义上,重新给古代典籍文本思想以新的观察角度、分析视域和理论框架。上文中所举几个例子,无论是大一统的文明视角,还是中央集权的治理制度视角,或者刚柔相济的思想文化视角,都只是漫长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治理思想的几个典型剖面,透过这许许多多的剖面,我们可以立足当下时代需要,结合阐释学的语义与方法,焕发这些古代资源的全新的时代价值。这种时代价值的挖掘并不是沿着中国古代“解经”传统展开的,也并不是按照西方学术规范,以西方政治学之“治理”(governance)的内涵与外延为基础,强取、套用中国古代典籍内容形成的所谓解释,而是围绕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进入古人的历史世界中,既在中华文明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审视当下问题,又在当下国家治理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下寻找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资源和内容,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更具体、也更深厚的古代思想与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这也正是“阐释学意义下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这一概念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二、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

  不同的阐释立场和视角可以产生不同的思想理解和建构。2019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各国都在争取的一个制度建设新目标,从而也成了各国对自己的文化重新审视的新的政治和学术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和实践中汲取治国理政的营养和智慧,并把它与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融合,使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在新时代重新展现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深厚的历史底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现代建构文本,本文试图根据这一建构,围绕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从治理理想、治理秩序、治理目标、治理制度、治理主体五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做一纲要式阐述。

  (一)天下为公的治理理想

  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话语体系中,“天”是根本性的概念。“天命之谓性”,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圣王顺化民意、治理天下的本体论依据在于承接上天的意志,“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对于天道的信仰是全部国家政治构建的理论蓝本和精神源泉,一方面,理想中的统治者是天道或天之意志和原则的执行者,即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尧曰》);天道中刚健自强的精神应当成为统治者群体自身应有的精神,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儒家还认为天道是外于统治者而存在的,统治者只是天道的执行者、体现者,而本身并不是天道,也不能代表天道,“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而事实上,天道确立统治者,其目的是生民之利。“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我们不难发现,在儒家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天道是作为信仰层面出现的概念,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不是听命于一家一姓的,即《尚书》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诗经》所云“天命靡常”,那么天道之下政治共同体的理想自然就成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即使到了封建时代中后期,天下为公的治理理想仍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正如黄梨州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优乐”(《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讲“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读鉴通论》)

  (二)“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治理秩序

  中国古代对国家治理秩序的思考基点是“大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孟子》也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所谓大一统,直观的意思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大一统”代表一种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政治安排、治理秩序、经济秩序和精神秩序,“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非十二子》)。纵观中国古代政治的历史进程,统一或追求统一从来都是主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治理思想基础是“夷夏之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春秋》)。但实际上,儒家治理思想中之夷夏之辨一般来说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种族或民族意义上的,韩愈在《原道》中概括孔子的意思,云“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并且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由此,形成了“大一统”下的“因俗而治”。在具体治理中,先秦典籍中就明确记载了其缘由,《礼记·王制》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因此,天下观下的“五方之民”虽在其大一统的家国天下的架构中,但因其具体生活环境、生活习俗完全不同,在具体治理中就需要进行一定的考量。需要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作为“大一统”的重要补充,历朝历代在具体的治理中都设计了“羁縻制度”,“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史记·律书》),羁縻制度在唐宋到达高峰,有力地维持了封建王朝边疆部族的稳定,《唐律》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规定,成为“大一统”的重要制度补充,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措施,显示出了中华文明在政治领域的生命力和智慧。

  (三)民为邦本的治理目标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民在国家治理目标的次序上是高于“君”的,直承天命,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所谓天道即是民心,“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

  在这样的总体建构下,“民为邦本”又可以划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解决的是君主与百姓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第二层解决的是国家与百姓的关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即所谓国家的兴衰荣辱均系之于黎民百姓。第三层解决的是政策与百姓的关系,“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新书·大政上》),就是说统治者最好的政策是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尚书·无逸》)

  (四)礼乐刑政的治理制度

  制度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内,在制度设计方面讲求“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对于儒家来讲,“礼”“乐”“刑”“政”是形成差序格局制度体系的核心,体现了“以刑弼教”的总体思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尚书·大禹谟》),五刑的作用是辅助五教,刑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百姓在礼乐教化下合乎中道。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礼 — 刑”“德 — 政”之间的关系和儒家的倾向。所谓“德主刑辅”“明德慎罚”,贾谊之《治安策》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只重礼乐,而不重刑罚,相反,很多思想家都明确指出了刑是礼的必要补充,“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荀子·性恶》),“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应当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糅合儒法各家之长,但整体仍是在德主刑辅的框架下进行的。

  (五)君子之治的治理主体

  以君子作为治理主体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荀子以羿和禹为例,说明有了法也不能自行治国,即要靠君子推行才可,从而得出结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这是在说君子之治作为治理主体,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我国古代国家治理是“君子之治”,所谓君子,源于三代之治中的封建贵族,它首先代表政治地位和身份,与之相对的“小人”则指庶民。君子首先需要有稳固的价值观和治理内涵,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尚书·尧典》塑造了中国优秀统治者的典范——德位相应的尧、舜。“德”绝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道德,而是包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方面的出色与卓越。就尧而言,“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是其修身之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是其齐家之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其治国之德,“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是其平天下之德。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是构建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士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作为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不仅培养君子的技艺,更是在练习技艺中培养君子的德行,如以射礼培养君子的谦让节制和反求诸己,以乐教培养君子的诚敬中和。因此,君子应集德行与技艺于一身,在实践中培养明哲审慎的实践智慧。这是中国思想中“哲学王”——君子的培养方案。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曾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支撑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自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以来,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中国在国家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上都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几千年形成的那一套有着本质性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汲取与超越、创新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以人民为中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清晰地说明了我们当下应当以怎样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从这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出发,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从“天下一家”到“命运与共”。

  《礼记·礼运》云:“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天下观所体现的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宏大的政治理想,“天下”是超越“国家”的概念,一国一姓可以有兴衰,但天下之至理不因之而变。“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可以显见天下超越了世俗的政权,颇似西人所言“上帝之城”,或言之天下即“文明”概念。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中关注“天下”,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即以教化为半径,关注更广阔范围内的文明属性与人类的生存层次问题。

  在当代中国,能传承“天下一家”治理智慧的更多体现在新中国的外交策略上,无论是历史上“和平共处”“不结盟运动”,抑或是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可以看出“天下一家”理念的意蕴。尤其是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国家之间之合作、冲突加速演化,而科技的进步明显缩短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物理距离,诸如全球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国际化贸易体系、疾病防控等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从这段内涵阐释中,我们越发能体会到“命运与共”对“天下一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

  中国古代不同流派思想家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并高度重视民之于邦的地位,“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强调统治者从行动上要“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从价值上要“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第三十九章),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宋史·朱熹传》),古代知识分子在这一治理思想下也以“为生民立命”为己任。民本思想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各家各派都从不同角度强调这一点,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主流思想。

  这一思想在当代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在当代中国拥有最崇高的政治含义和最深沉的政治关切。当然,当代中国“人民”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与古代中国的“民”已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仍能清晰看到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的价值传承,也能一窥“人民至上”对“民为邦本”的创新与超越。

  3.从“民殷国富”到“共同富裕”。

  民殷国富自古就是中国古代治理的重要目的。《荀子·富国》载“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法家商鞅说得更明白:“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商君书·农战》)相比而言,儒家则更强调“节用爱民”这一面,“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 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墨子·非乐上》载“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其后,历代王朝的优秀政治家、改革家都无不按照“民殷国富”的目标进行治理。由此可见,民殷国富可以称为古代中国主流之经济治理思想。而在经济资源的分配方面,中国古代也有着强烈的朴素公平的色彩,比如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韩非子说“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韩非子·六反》),儒、道、法三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贫富差距扩大的警惕。

  在当代中国,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阐释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中重要的目标性概念。中国前数年开展了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役,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共同富裕”建设目标的再次提及,从总量和分配两个方面与中国古代民殷国富的经济治理思想脉络相通、逻辑相同。

  4.从“礼乐教化”到“精神文明”。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礼乐教化”下制度与文化的高度统一,儒家的话语体系下,非常重视礼乐对于百姓的教化作用,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由此,礼乐便由原始宗教性质的精神文化活动,发展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仪规、行为准则,成为维系社会、国家秩序的典章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同时,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乐教化是以其自身价值标准为准绳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玉帛等仪物、钟鼓等乐器,只是用来行礼、奏乐的外在器物;玉帛、钟鼓所体现的内在之善即仁义道德,才是礼乐的本质。同时,儒家强调,礼乐要“发乎情,止乎礼”,《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样,通过礼和乐的同时作用,才会使个体及整个社会秩序和谐有序、各得其所。

  当今中国,继承古代中国礼乐教化精神的莫过于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根植于人民群众心中,通过音乐、舞蹈、美术、雕塑、诗歌、电影等文艺作品,将真善美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地扎根于群众心中,并自觉地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精神谱系,不能不说这的确是传统中国“礼乐教化”功能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

  5.从“选贤与能”到“德才兼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尚贤者,国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贤与能”是中国古代治理中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尚贤”传统,《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可见选拔优秀的人才到国家的重要岗位是“大同社会”的重要因素。《墨子·尚贤上》亦云“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等等。围绕“选贤与能”的总体思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设计了一整套人才的铨选制度,从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并发展出科举制度,从而保持了优秀人才上升通道的畅通。

  在当代,我国各方面建设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急需一大批优秀人才投身各项事业中,我们在“选贤与能”总体思路下提出了“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这既是执政党对于国家行政管理人员提出的要求,更是对全社会的人才建设、人才标准、人才风气提出的根本要求。

  6.从“和合文化”到“和谐社会”。

  “和”于中国传统思想,本是一种万物各安其所、并行而不悖的生生状态,所谓“和也者,天地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一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尚书·大禹谟》)的状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此处的和乃是指一种生发意义上的共存状态与正向的交互关系;《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比天地都更重要。中国古代政治治理中的“和合”更偏向于处理社会主体之间彼此关系,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和”有一种超越具体规则(礼)的先在作用。

  和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就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谐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释,无论内政外交,还是经济社会,但究其本意,乃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包容与共存,我们可以从这一思想脉络中窥见“和谐社会”对“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7.从“德主刑辅”到德法共治。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治理是“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制度结构,礼居于统治地位,“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认为礼是“国之干也”“政之舆也”“王之大经也”,《唐律疏议》开宗明义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亲亲相隐”,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治理结构中道德(礼乐)对法律的支配作用。

  进入当代,完成了现代改造的中国具备了法治精神,更加重视法律的独一性、崇高性,然而,我国的治理实践仍不片面强调法律,而是始终讲“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依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这是对当下中国德法共治思想的最好解释,也是对古代中国“德主刑辅”经过现代化改造后的科学良方。

  8.从“道法自然”到“生态保护”。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揭示万事万物均以“自然”为蓝本而演化自身的合理性。由此进一步可以演化出“天人合一”,即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俱是一体,董仲舒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洞察名号》),张横渠讲:“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在这样的宇宙观指导下,中国古代先贤眼中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死板的、僵化的,而是内在的、灵动的、活泼的,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运转的有机体,“天地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朱子之《仁说》云“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人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其整体意志的表现与反映。

  在这样的宇宙观下,古代先哲们提出一系列在现在看来颇有生态环保和资源节约意味的论断,如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论语·尧曰》)孟子说:“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而能够在“天人合一”的宇宙境界中找到人与万物的自然平衡,反映的是一种朴素的“节用爱人”思想。再如,儒家强调“恻隐之心”,如《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王阳明《大学问》“见鸟兽之哀鸣觳觫,则必有不忍之心焉”,儒家将这种仁爱推广开来,就生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然观与生态观。

  中国古代“与天地万物同体”的自然观无疑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有重要影响。国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辩证论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古代中国提出的种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治理思想,将成为当代中国继续处理好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厚养分和不竭资源。

编辑:董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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