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东西方世界的交往，与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在同一历史场域同时进行。早在史前丝路时期，文明的对话就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中国最早培育了小米和水稻，是稻米的发源地。伴随这两种农作物的传播，西方培育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影响了殷商的马车式样，欧亚草原东部的青铜文化也曾影响中国早期的青铜技术。不同于西方往往将青铜器作为工具来使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更多时候出现在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上。笔者曾于2019年夏去河西走廊考察，在沿途各大博物馆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甘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更发展成为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中国的冶炼钢铁技术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独树一帜，以至于博物学家老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的钢铁雄冠其时”。

　　从远古到近世，丝路两端的文明交流互鉴，始终根植于一套复杂的动力机制。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首先，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需求，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中国历代王朝派出大规模使节，大多都是与当时紧迫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关。比如汉武帝是为了抗击匈奴，寻求与大月氏人结盟；唐人杨良瑶出使阿拉伯，也与吐蕃对唐朝的军事压力有关。

　　其次，经济与财政需求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能量，是其在丝路交往中的显著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陆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茶叶的原料虽然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是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的市场，从而带动不同时期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来。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应用，都是开辟海上丝路极为重要的因素。5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以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到了15 世纪郑和下西洋以及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之外，思想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丝路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明互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与启迪。古印度箴言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东方文明对当时世界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宋元至于明初，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带来了伊斯兰文化。到了晚明盛清，耶稣会士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回欧洲，勾画了近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西知识的碰撞，难能可贵地拉开了中欧文明互鉴的启蒙之光。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通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这个打量的“眼光”，就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做了大历史、长时段、历史纵深视角的考察，既呈现出远古中国的天下秩序观，也对比了近代世界西方对于东方的认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彼此眼中的他者，在经由丝绸之路2000年的文明交流互鉴之后，都逐渐从异域外邦走向了共融共生。所有的文明实体，都曾经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战争方面的联系。尤其是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不仅有丰厚的传统文化交流渊源，而且有不一样的物质和经济发展基础。中国人如今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