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 · 十三》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在此），韫匮（放在柜内）而藏诸（‘诸’是‘之乎’二字的合成）？求善贾（价）而沽（卖）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gǔ，此指买主）者也。”

【师徒两人说话都很风趣，谈的是人生重大抉择——入仕还是处士。直认自己是等人来购的货物，颇似与“圣人”形象不称。然古人不嫌实话实说，先秦经、史、子中粗话乃至脏话都不时可遇，老实所以可爱。子贡以为当积极“求”沽自售，夫子说“我待沽者”，仕要择主。一字之差，境界自别。孔子常诲弟子学为己、不求知，是对学习阶段讲：专注于道，升华自我，不迎合势利，不哗众取宠。道明学得（德）之后，自应施于人用于世；千古壮志蒿莱、珠沉沧海之痛，真是切齿腐心，不可胜道。故自古呼吁人君当举贤惜才，人尽其才、野无遗贤才是明主盛德。然君子之仕，为行其道非当其奴才，故于聘用之主宜有所择、有所待也。学为己，仕为道，始终不丧失自己之道德价值，难能在此，可贵亦在此。春秋之世列国如林，孔子或仕或去或待，尚有选择自由，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战国游士选择空间更大，竟然警告君主：君不得择士，士可以择主。今或以为狂，当日乃实情。

自秦灭六国而天下一主，于是人主得任情用弃生杀，士无可选择，汲汲奔波仕途犹恐失业，哪还敢侃价待沽？士风不正，亦一统之势有以逼成也。中国向来渴求大一统，颂为盛世。滑稽之雄东方朔却早对汉武帝一统天下用人大权的体制别有感悟，其《答客难》曰：大汉与战国，“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彼时天下“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人材不易被埋没。“今时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举）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故曰时异世异。”人主自封伟大，臣民必须自认渺小；圣君英明，臣民惟有鹦鹉学舌，上级全正确，下级尽照办，则奴才最相宜，人才反而不宜，思想创造力成多余，国士遂无处报国。所以躬逢盛世之汉东方先生，盛唐诗仙李太白甚至北宋苏门之老苏，皆津津乐道乱世之纵横游辩尚可自展才情，盖豪杰之士每苦于大一统之憋闷也。】

《学而·十》

子禽（即陈亢，孔子弟子）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此）邦也，必闻（参知）其政。求之与？抑（还是）与（给予）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他人）之求之与？”

【人不一定掌权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孔子到各国，都有人拜见、咨政，所以国政都了然于心。是自己求讨的还是其国提供的？子贡说得好，是夫子的修养魅力吸引来的：容貌温和、心地善良、遇事恭谨、生活俭朴、待人谦让，贤德之人谁不愿和他商议国事？这与探听钻营之求大不一样。若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必须批臭温良恭俭让。则势必不温而冷酷，不良而恶劣，不恭而蛮横，不俭而奢淫，人与人殊死斗争而不让矣。以古为镜，可以知得失。】

《子路·十》

子曰：“苟（假如）有用我者，期（jī）月（天道十二个月循环一周，“期月”即一年）而已可也（‘可’是刚够之意，指初步整顿）。三年有成（建制有功）。”

【如用孔子治国，大略有拨乱与反正二步。一年只能拨乱理顺，初见秩序；三年则新制完成，百事就绪，有功可观。古时国小民朴，以孔子之贤且有位，抓住关键，是可以做到的。惜诸侯只图固位自乐，无求长治久安之心，孔子的热心终付逝水。《史记》以此章为卫灵公虽礼遇孔子而终不能用而发，后人或疑之，不详所指。】

《卫灵公·二》

　（省‘子’）在陈（国名）绝粮，从者病（‘病’是病势已危，比‘疾’严重），莫能兴（都站不起来）。子路愠（恼火）见曰：“君子亦有穷（困窘，无路可走）乎？”子曰：“君子固（当然，势必）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就乱来了）。”

【孔子自五十五岁见鲁政不可为而出国择主求仕，一路上所愿皆不得遂，至此已年六十三。在陈半路竟遭当地一群“徒（劳改囚徒）役（差役民夫）”围攻，困在荒野绝粮七日不得脱，随行弟子饿得直不起身，怨言纷纷。子路性起，当面严厉诘问夫子：你教的“道”不是可通行天下吗？“君子”不是能以德化人吗？怎么会陷入无路可走的穷途窘境啊？！身困于“穷”，同道容易改弦易辙，流俗讥其不识时务，权豪势要尤其幸灾乐祸，学者乘机宣布：仁政是逆历史潮流之反动，专政乃人间正道！没有孔子，人“穷”只有志短，几百万年努力才直立昂头的人，脊椎复被“穷”山压弯，只好摧眉折腰事权贵。……“君子固穷”！旨哉斯言。这四字真言镇静坚毅，有守道之笃，有德身之尊，更有知天命而睥睨恶势的大无畏，而一切又不过自葆人应有的尊贵。“君子”不外自觉自修人之贵，并愿觉人自贵的出其类拔其萃者。人性完善者少残疾者多，少处于多中，焉能不困不穷？天生德于君子，以行道觉世也，非以富贵骄人也。若君子必亨通，则举世小人必先据要津竞号“君子”，真君子转而不得入其列矣。想通君子“固穷”，才能坦然处穷，颠沛造次不忘我是天地万物中至灵至贵者，我则何畏乎穷？穷岂能使我沦为至愚至鄙者耶？穷通在遇，贵贱自我。穷时才分出君子小人，判若云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大穷巨厄，成就出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于孔的大圣，以及司马迁、苏武、汉光武、唐太宗、文天祥、顾炎武等后于孔的英杰。他们使后人懂得：人原来是能够超越禽兽的食色之求，七尺微躯可以发出常人不敢思议、可与日月争光的无穷力量！穷厄成人与宴安鸩毒，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独有的卓识，“穷且益坚”的传统使中华民族在长期君权专制的折磨中，仍不断有可敬之人、可歌之事。即令利焰熏天之今日，人们读史，被感动的仍是“穷”不倒之人的力量的超常发挥，而非昔日争权于朝、暴发于市的亨通小人之人生成功。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当年怀疑孔子之道能不能行，要不要改的，不光是子路。在外困内疑的危急关头，孔子这套仁德教育究竟有多少说服力，遇到了最严峻的检验。其本事见《史记·孔子世家》，摘录如下（文字略有删动）。

（哀公四年）吴伐陈，楚发兵救陈，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弊政），陈、蔡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孔子用于楚，则陈、蔡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即本章）。子贡色作（虎着脸）……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非）兕（ sì，野牛）匪虎，率（行）彼旷野。’（《诗·小雅·何草不黄》诗句，原是在外服役的征夫抒怨愤的诗：我们又不是野兽，为什么老是野宿露处？）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智）邪？人之不我行也。”（意谓非我不仁不智，他们不信仁故不让我们行。）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二人曾谏周武王伐纣为“以暴易暴”而非仁，殷灭周兴，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殷纣淫暴，比干强谏，纣大怒曰：“比干自以为圣人，圣人心有七窍，吾剖视之。”遂生挖比干之心。）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盍，何不）少贬焉（何不把道稍稍降低一些）？”孔子曰：“赐！良农能为稼（耕种）而不能为穑（sè，收谷子。良农能种好庄稼而不能确保天年丰收，也只好勤心耕作不问收获），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制器各有道艺，良工能精巧其手艺，不能顺他人乱出主意瞎指挥也。二语反思当年高举“三面红旗”“拔白旗”“批右倾”，感慨系之矣。）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装猫变狗作出讨好面孔）。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你的内心追求）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不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显出）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真有你的呀），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管家）。”（按：颜氏家贫，无财可宰。夫子之意实为：尔如得大用，则你可施政展才，我替你管家好了。想那颜氏之子体弱多病，也饥得不轻了吧，偏饿出胸中一团圣火：“不容然后见君子！”“不用是有国者之醜！”知此二语，君子一生受用不尽。在内外交困中听到这样深层理解的坚信、忠诚、敬仰、宽慰的支持话，孔子的欣慰真是无可言状。）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孔子在陈绝粮的穷通教言，在先秦诸子中传闻颇多，然而各家所取的重心，已有差异。今再摘附二家所载，供参考。《荀子·宥坐》：孔子告子路曰：“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何独丘也哉？君子之学，非为通（官运亨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意不惑也。”《庄子·让王》：孔子告子路：“君子通于道谓之通，穷于道谓之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寒既降，吾以是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厄运），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跃然执干而舞。】

《先进·二十》

子畏于匡（在匡地被人囚禁而惊恐），颜渊后（失落在后，最后逃回夫子身边）。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颜渊自称其名）何敢死。”

【短短一问一答，可见当日惶恐的情势，与师徒劫余重逢的惊喜万状。“回何敢死”，既指决不轻生，更包括百计逃生，只因“子在”！对夫子的所有感情，全“在”其中了。“在”字重千钧，唯杜诗“妻孥怪我在”（《羌村三首（其一）》）可以媲美。人在痛不欲生、苦不堪言之际，死是解脱，活下去才须大勇气。颜子与太史公就有“不敢死”之非凡大勇。

珍重生命是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诸子中最珍视人的价值者，还数孔子，他从不号召民众为自己的教义“献身”“牺牲”，天地之大德曰生，尧舜之大功利民。中国人对本土生、洋进口的百神虽都有兴趣，然而从无外国那种由宗教狂热引发的愚蠢战争，表明我族理智之健全。疯狂的主义血战、大规模的“文化”暴行，倒是在搞臭孔子的仁道之后，人自身无价值可言，只有献身给一主义、一权力人生始有意义的时代，才频繁出现。孔学强调一切权力财富都为人自身，今学张扬人的一切只为富与贵，这是古今思想文化最本质的区别。生斯世而欲坚持人贵于物，不得不求教于孔夫子。至于此章本事，则详下。】

《子罕·五》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没世），文不在兹（此，自指）乎？天之将丧斯文（指文王所总承的三代文明）也，后死者（后文王而死者，孔子自指）不得与（参与，此指掌握、继承）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犹‘其奈予何’）？！”

【《史记》载畏匡的原委如下：时孔子年五十五，出国未久，与弟子将往陈国，过匡，颜刻为仆（赶车），以其策（鞭）指之（匡城）曰：“昔吾入此，由彼缺（城墙缺口）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扣留）孔子（《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夫子）孔子状（相貌）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即本章）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按：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今《史记》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史记·孔子世家》所叙时间确实问题很多，其故不明。惜文献不足，有的已无法指正；况历史上多据《史记》理解孔子生平，故仍录供参考。】

《述而·二十三》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宋国司马，军政首长）其如予何！”

【此孔子年五十九时事。先看《史记》本传：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按：“去”实与弟子逃离之婉辞耳）。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东郭门。郑人或（有的）谓子贡：“东门有人，其颡（额角）似尧，其项类皋陶（舜时仅次于禹的大贤），其肩类子产（郑国名相）；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颓丧貌）若丧家之狗（喻无国君保护他）。”子贡以实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形貌像不像，是次要的）。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古人释丧家狗为：“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王肃注）孔子苦心求拯救乱世出水火之道，竟无君肯行，且屡欲加害，致师徒失散，独立苍茫，心头之沉重可知。郑人对寻找夫子的子贡描述其状，显然是落魄之圣者，绝无鄙视之意。曲高和寡，木秀风摧。古往今来之思想深邃者，每每有无可诉说的深刻孤独。大禹济江治水时，突遇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叹息：“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暂时托命于天地间），死，归也。予何忧于龙焉？视龙犹蝘蜓（壁虎）！”西伯以仁德而拘于羑里，周公因流言而避位居东，屈原以忠获罪，披发行吟，颜色枯槁……乃至孤臣孽子，隐居避世，种种为权势不容、富贵所弃的特立独行之士，孰非“累累若丧家之狗”者？“丧家”因其道大为家长制不容，“天下为家”不容“天下为公”。然不容何损于夫子之贵？不容然后见真君子！孔子笑领“丧家狗”之号，可见圣人观世观我，皆有地负海涵之识量。独立思想者，正不必以“丧家”自耻。有道而不容，弃贤才而使丧家国，乃据有国家者之耻。俗传“有容乃大”“泰山不拒撮土，河海不择细流。”只宜教训有国有家的权贵，不可滥用作落拓至无所容身者的说教。“五四”狂飙以来国人骂圣之工夫代代不减，以“丧家狗”奚落夫子的流风不息，其实连二千四百年前郑国看客之见识尚不曾及！

现代学者喜欢审查孔子的“天”论，其实孔子从不离人论天，《论语》无天论。这两章突出地援天以增自信，不能脱离情势，割裂“天”字穷追什么唯心唯物，搞得哲学论争浑如痴婆说梦。平素世人称赞孔子为圣为仁时，他总是谦惶辞让不迭。这回突遇暴徒围攻拘禁之际，却镇定地仰天沉思，从历史长河审视身负承传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毅然以继圣自命，傲然宣称：天既命我继斯文，区区匡人能奈我何！天若决意灭斯文于人间，我就不可能知晓斯文；既让我知，必不使亡。天不虚生我德，必有所用，畏匡不过一次曲折罢了。人穷返本，急难吁天，本属常情。孔子进一层，他深通三代历史进程，自信从人事可推知天道，五十知天命后，更富理性的坚定。下章“天生德于予”人莫我何，亦本此意。两章一从“斯文”大统论，一自“予德”高贵说，论者追究其主体、客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舍我其谁？斯文我“与”即我之天德；唯人能弘道，“德者，内得于心，外得于物。”我与道为一，何来无人之斯文与无斯文之予德？将中华圣教强分主客，死争心物孰“唯”，纯属无事生非。面对横暴，坚信自身价值与坚信斯文不灭、天辅有德，全融为一股不可征服的浩荡正气，怀大道守大德蕴大智，自负自信故能大刚大勇，其平日莫见者尽现于厄境矣。孔孟教人，任何逆境都没有理由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对后世仁人志士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惜旧儒言修身总是偏重日常谦和恭谨一面，今儒只嗜哲学思辨，以至夫子之精神大义，俱视而不见。

附《庄子·秋水》述孔子畏匡时诲子路的一段话，供参考：“当尧舜而天下无穷（困迫）人，非知得也（不是人民靠聪明可做到的），当桀纣而天下无通（顺性）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人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性刚）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安处无躁）矣！吾命有所制（有天管着呢）矣。”庄子顺时无争委天命，孔子竭诚行道修天德，二家同恶乱世而异其道。旧注凡孔子言“天”“天命”处，每以老庄之言释《论语》， 不知貌似而神异也。】

《子罕·二十八》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零落）也。”

【这是以大自然之物语教人，精警浑成之至，故能光景常新。葱茏争茂的一切都已被隆冬肃杀殆尽，封冻的大地唯余铜枝铁干般的苍翠松柏。夫子以经冬不凋的活生生存在雄辩地昭示世人：这才是坚强的生命。真理是朴实的存在，有心人见而悟知，无心则熟视无睹。孔子发现了它的真理性质，并以其本来面貌直现出来。启迪丰富，易懂好记，所以成为全民族的格言；比现代用定义推导定理这套数理方式的干枯理论文章，不知活泼丰盈多少！松柏后凋，亘古如斯，为什么孔子能发人所未发，从无知物中产生人道智果？因为他自身就是在忧患之中坚守道德、乱世不凋的长青松柏。孟子说得好：“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chèn 灾）疾。独（只有）孤臣（为君所逐）孽子（贱者所生），其操心也危（乏安全感），其虑患也深，故达（通明事理）。”（《尽心上》）穷厄挫折之际，逼人从深部开始反思，平时隐藏的显露了，于是真相白，真理明，德行智慧道术知识大长进。故思想史上的许多重大建树，都出于失败者的反思；而胜利者容易头脑发昏，丧失正视不利的勇气，安于大话假话空话，这是带规律性的现象。岁寒后凋与“疾风知劲草”、“谁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等中西谚语一样，富有哲理意味与情操节概。同时还有充分科学依据：只有久历寒暑、生命力坚毅非凡，才有松柏木质坚韧密致、耐用芳香；速生木材多粗疏、易折速朽。岂独松柏，百草丛木庄稼菜果之能久经严寒酷暑、生长期长者，多品质优、口感好、药性佳、益人多方；而温室速成之蔬果、禽畜乃至克隆化之“新人类”，大都品质低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悦目不养生。浅薄者只知颠狂于春花的一时鲜妍，智者深知生命须经四季考验，乃知松后凋之真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述而·十一》

子谓颜渊曰：“用之（用我的道）则行，舍（舍弃）之则藏（怀宝在心），唯我与尔有是（有此修养）夫！”子路曰：“子行（统辖）三军，则谁与（参与）？”子曰：“暴虎（空手搏虎）冯（píng）河（徒身涉大河而不用腰舟），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我不和他一起干）。必也（一定要用的话），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成’犹结果）者也。”

【此章三人谈，全是对话而各具性情，挺有味。人生之难，大半难在处事之进退上。孔子对进退出处有极丰富的言教，详后《立身处世篇》。这里只提总原则：“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藏出处实指仕与不仕，取决于世对道的用与弃，因为道贵于身。这就与一味退避隐遁的道者及一心恋禄保位的官迷，都界限两清了。可有时候，这也易说难办，一事当前，究竟当仕当去、宜久宜暂、从君从道，实不易处理得 “唯其义”。弟子中最好学明敏的数颜回，所以夫子对他说：只有我和你能行藏唯宜吧。这一夸，恼了旁边忠心不二的子路，着急地问，要是叫老师指挥大国三军作战，叫谁一起去？子路忠勇出名，先秦至汉记夫子与弟子事迹者多以他为主角。夫子既不以哄劝滥施安慰，也不揭短泼冷水，而是循循善诱：用三军是关系众多生命的大事，切不可逞蛮勇赌胆力，只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者，吾不与也。临战知惧才能谨慎，多商量才有好决策，勇而好谋又谨慎，才叫人放心。既是对子路个性偏失的救正，也是对道德认知的提高，教道就是育人，修身也就是学道，此之谓人文。自从将人与文劈成两半，有所谓“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真实与美善背道，知识与道德离异，身心合一的完人就在现代文化教育中被肢解为德、智、体、美数块，而处世也就没有自己用舍行藏之道，只剩竞争夺取之术。】

《微子·四》

齐人归（馈，送礼）女乐，季桓子（鲁卿而专国政者）受之，三日不朝（不理朝政）。孔子行（离开鲁国走了）。

【孔子离鲁，即“舍之则藏”。《史记》叙述此事较详，摘要如下。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主管司法）行摄（代理）相事。三月，国政大有起色。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请先尝沮（败坏）之。”于是选齐国（京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穿）文（绣纹）衣而舞《康乐》，文（纹饰）马三十驷（四马拉一车为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换便装）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季桓子卒受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在郊外行祭天大典），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不分祭肉给大夫是无礼于臣），孔子遂行。孔子以为，既仕就得有权行道，君相荒政淫色，道不行、礼不守、事不成了，就走人。与秦以后二千年来君臣为主奴的关系，有实质性的区别。齐人以女乐荒鲁政，气走孔子，这类以对女子的性趣乱敌国、败对手的外交战术，在东周盖不少见。希望以德政安定天下的孔子，对女性的态度也就不能和现代西方一样，是好理解的。】

《雍也·二十八》

子见南子（卫灵公夫人，有宠），子路不说（通“悦”）。夫子矢（誓）之（此事）曰：“予所否者，天厌（弃）之！天厌之！”

【章记孔子与子路间的一次不愉快，“所……者”犹今“如果我……的话”，是古人发誓赌咒时的用语；“否”即“不可”，指什么？没说，故此章实无思想价值可言。所以选入本书者，因“五四”以来被当作揭露孔夫子“伪道德”而闹得全国沸反盈天，就让我们来看个究竟吧。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十年光景在卫（这与鲁卫同为姬姓，有贤人，子路妻兄在朝，卫君礼遇，政治较安定都有关），免不了有各种交往。《史记》载：卫灵公夫人南子使人谓孔子：“四方之君子不辱（不嫌）欲与寡君（卫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君夫人自称）。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帏（葛布帘子）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隔帘答礼），环珮之声璆（qiú，玉珮相碰声）然。孔子曰（回来后对弟子说）：“吾乡（起初）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通“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因自己跟在夫人与宦者的车后招摇过市，当众出丑了），去卫。

就这么点事：国君夫人提出愿见，孔子推不开只好见。古之礼见，双方站位、举止、言辞都很程式化，行完礼也就见过了。子路对夫子极忠爱却脑子一直简单，只要来召孔子的人不尽善、事非正义，他全反对自己“敬爱的夫子”去参和。师徒为此争执录在《论语》即有多次，“见南子”不过其一。那么点事，却伤透了旧儒的脑筋，此章成为全书“最不可解者”。因为南子“淫乱而灵公惑焉”，夫子去见，于礼到底有无根据？有何远图？聚讼纷纭，辩诘不休，都无法将此章原文与“光辉形象”之间说得严丝合缝。所以孔安国以此章“义可疑焉”（何晏《集解》引），魏晋人说此“南子”非卫君夫人，是南蒯；甚至断言是“后人采他书附入篇末者，不可信”（崔述《洙泗考信录》）。其实礼不礼倒好理解，周公就没想要制定一部包括天下所有人的全部言行之礼，何况周衰已被诸侯们灭去其籍，经秦火而大坏，汉收书所得而传世之“三礼”（《周官》、《仪礼》、《礼记》），远非周礼之全。注家非要从残存周礼书中找孔子一言一行的确切礼据，是作茧自缚，自找麻烦。至于子路“不悦”说了什么，以至夫子气急起誓，当年弟子不叙，后世不好强作解人。复原史料空白是徒劳的，也无必要。千年争辩的唯一结果，就是礼极端重要那么个空印象达到了。“五四”狂飙那代人避开仁政，专攻礼教，因为激进青年最感痛苦难忍的还是家长依旧礼给他们包办的婚姻，要争到恋爱自由，必须打倒孔教。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找孔子有暧昧处做文章。于是乎，“最不可解”的此章被炒得热火朝天：抓住《史记》“环珮之声璆然”一句驰骋现代想象，虚构南子如何千娇百媚，孔子如何情不自禁种种，论文蜂出，戏剧上演，轰传人耳，众口铄金，孔子之“虚伪”，赫然在目。搞臭孔子后，道德沦丧，已成一泻千里之势。狂飚过后，平心而论，即便孔子真心跳过，又怎样？有什么可举国瞎起哄的？据此打倒古人，为什么不先打倒自己？对自己的婚姻遭遇不满，就发泄为仇视中华公德与圣哲，现代中国文化人的这种“时代局限”，实在是早该抛弃的。建国后，百事更新，惟独批孔依旧，而且达到空前高度：据批孔专家研究，此章真义不在男女关系，乃是孔丘与子路之间“政治路线方面的一次理论之争”！（赵纪彬《论语新探》等）依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则全国人民只能拥护“子路路线”打倒“孔丘路线”了。倘以对妇女态度划线，子路实比夫子更“封建”。如此“古为今用”，毫无实事求是可言，奚复何言！】

《宪问·三十八》

子路宿于石门。石门晨门（管早晨开城门者）曰：“奚自（打哪来）？”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以下五章，都是直录隐者（道家之先行者）对孔子汲汲行道的讥嘲态度，表现出儒道在对待浊世上变革与躲避的鲜明对立。而孔门师徒都彬彬有礼地给予解释，不作反击；同批判富贵不仁的执政时，态度分明两样。以如此谦恭温厚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者之讥嘲，在古今中外诸思想学派中，只有孔门！仅此一事，就独高千秋，值得景仰！

这位看城门者的话，大约能代表当时流俗对孔圣的印象吧，理解中有责备，冷漠多于同情，总之是不以为然。故法家鼻祖商鞅嘲弄说：“仁者能仁于人，不能使之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商君书·画策》）对胆小自私的民众，只配用严刑酷法令其畏服，无法以仁义使民悦服，这就是法家主张独裁刑政的民性依据。晨门之流以为浊世滔滔无可救，当隐而不为，方为识时务的明哲，不能保身就是不智。后面几章隐者对夫子的讥责，都是这副腔调；后来庄周的生花妙笔，就人生观而言也不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道家贵保身，作为庶人的人生选择，固无可非。士而抱此为主义以排他，则非。道流对仁人志士的失败命运有洋洋自得感，每用明智教训幼稚的放肆口气说话；而对法家的刑威，多噤若寒蝉，偶尔嘟囔几声，从不敢正面抗争，一抗争就“近刑”不智了。故古今专制无不以仁政为死敌，而常以道家作帮闲清客。这使道家者流越发得意轻狂，拼命嘲弄腐儒，捏造老子教训孔丘之类故事，标榜潇洒出尘。秦汉之际，专政加强，儒墨由敌而为友，道法却异曲而同功，颇值得好学者深思。

孔子热爱世人，而世俗多自私，不能不感到孤独的悲凉，对隐者的嘲讽，总是企求理解。倘说势不可即不为，势利眼所认可方为，趋炎附势又何须君子！要志道守德者何用！彼，人也，吾，亦人也，我所为，义斯可矣，何用彼“可”哉？《孟子·公孙丑上》曾引孔子谈勇：“自反而不缩（缩，理直。句谓自我审视而事不在理），虽褐（hè粗衣）宽博（即使对方是个低贱粗人），吾不惴焉（我也不可恐吓他）；自反而缩（自审理在我），虽千万人（指反对者众），吾往矣！”沧海横流之际，君子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的大无畏气概，敢于砥柱中流，证明天地间还有真人在！如果大势所“可”，才随着鸭子过河，人主所“否”即噤若寒蝉，其奈天下无告之苍生何？世俗恒言形势逼人，不知社会形势一半亦由人心趋势造成。古谚云：“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形势好坏，众所自造，非天地生成；养痈遗患，怯懦自私者岂无责任？举世懦弱自私，滔滔而是，奈何道流复以“不可即不为”教世耶？】

《宪问·三十九》

子击磬（qìng石制乐器）于卫，有荷蒉（kuì草编筐）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见识固陋）哉，硁硁（kēng磬声）乎。莫己知（没人了解自己）也，斯己而已（止）矣（句谓那就自己住手不干算了）。‘深（指水）则厉，浅则揭。’（二句出自《诗·邶风·瓠有苦叶》。谓人渡水过河时，水深则和衣游水，浅则撩衣趟过去。）子曰：“果（果断）哉，末（没有）之难矣。”

【别看是个荷蒉干活的，他听磬就知音，能随口引《诗》喻意，所以那时乡农村姑任情而唱的歌采编成《诗经》，至今叫绝。可惜知音不同道，教训孔子说深浅随宜，世人不理解就别再干，不就结了？嫌孔子“陋”，总是自以为高明吧。孔子说：人生要真像深厉浅揭那么简单，是没有困难，“大胆的往前走”就行。孔子岂不知只要爱己不爱人，怎么混不下去？仁人有己饥己溺之心在燃烧，知不可而勉为，不幸以此，可敬亦在此。

只顾自家性命，不问天下命运的人生哲学，古今都有广大市场。本章可与《楚辞·渔父》参读。屈原被政治迫害，憔悴枯槁，行吟江畔，忧愤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钓于江滨，欣然自乐，开导这位三闾大夫说：皆浊“何不淈（gǔ，乱搅）其泥而扬其波？”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饮）其醨？”屈原不肯以清白之身蒙世污垢。渔父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冠带），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大多数人欣然淈泥扬波，独屈子“伏清白以死直。”《沧浪歌》比《诗》之深厉浅揭优美多了，自私哲学也一代比一代精致。“末之难矣”，孔子也懂却拒绝：抛开人生道德跟着混世，做人图轻松。】

《微子·六》

长沮、桀溺（长桀是高个大块头，沮溺是沾泥水，古人常以其事名其人）耦（二犁相并）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渡口）焉。长沮曰：“夫执舆者（手握大车缰绳的人）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鲁孔丘与？”曰：“然。”曰：“是（这人）知津矣（讽刺孔子既志于道自然识路，还问啥？旧说孔子周游列国，自知津渡）。”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指浊流）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改变）之？且而（尔）与其从辟（避，下同）人之士（指孔子避恶人亲仁人）也，岂若从辟世（浊世）之士（自指隐居）哉？”耰（yòu，耙土盖种）而不辍（停）。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难过貌）曰：“鸟兽不可（没法）与同群也，吾非斯人（此世之人）之徒与（参与，相处），而谁与（又能和谁去共同生活）？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与易，参与变革浊世）也。”

【夫子客客气气地让子路去问个路，却叫两个泥腿子好一顿奚落，甚至想瓦解孔子的队伍，叫子路跟他们避世去。而师徒却始终恭敬有加，双方态度很不平等。一者儒守礼，隐居避世则在礼法之外，不妨倨肆些。所以儒生遇道士，多少有点秀才碰到兵的架势，无礼胜有礼。二则沮、溺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之辈。自食其力于天地之间，世上没有比这碗饭更干净、这种人生更有权自尊的，可谓古代纯正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对不食力而辩口舌的文化人，天生有种拒斥感。何况古圣先王都尊农业为国本，后来田园诗人对农村尤赞美无以复加，其自足自尊感有深刻的历史因由。可惜他们只信自身经验，排斥文化的深远思考，终于有一天被派去“占领上层建筑”“管理大学”，已是后话了。沮、溺刁难孔丘之徒问津，孔丘却很珍视道者清净不扰、洁身不辱的拒污染品德。一则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再则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伯夷、叔齐乎”，儒学能容道家之长。

《老》《庄》却诋儒无所不至。天下滔滔不可易，唯我独是却可争，是学者的常见心态。《庄子》一书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百计诋儒为天下罪魁，力言灭绝仁义就太平无事，只图骂得痛快，不管颠倒黑白，就不及其先辈沮、溺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看出天下恶浊，已是遍地皆然无从改，便说改革难成，不如逃避。庄周玩诡辩倡齐物，谓万物都一样亦是亦非无是无非，分善恶谈改革本身就是荒谬命题。似乎超越人类观念一切局限了，事实上却是粉饰丑恶抹黑美善。古今智足以口辩清谈而胆不足以问苍生疾苦的士大夫们，最喜引庄生为同调。中国向来多的是人精，缺的是志士。世界纵丑恶，隐者岂真能遁出世外去？人和禽兽合不成群，不和滔滔的同类打交道还能和谁？要说“滔滔皆是”改革难，正需有人知难而进、知不可而为，给黑暗以光明，方见君子仁人的分量与质量！若天下已有道，享现成福谁不会，何用我孔丘栖栖惶惶为天下先！多么诚恳的掏心话啊。可后世名士一直对孔子的恳切表白充耳不闻，自说自话，自命超越。】

《微子·五》

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者）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即德何其衰。句以凤比孔子，谓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今无道却不隐，故讥其德衰）！往者（以前的事）不可谏（劝止），来者犹可追（来得及改）。已而已而（重言“算了吧”）！今之从政者殆（危险莫救）而！”孔子下（车），欲与之言。趋而避之（接舆紧走躲开孔子），不得与之言。

【这位“接舆”，因能讥圣人德衰而出了大名，秦汉许多著作都以他为佯狂避世的代表人物，陆续编出故事姓名。其实《论语》中这几位偶然路遇者，皆失姓名只以事称，如“晨门”“杖人”“荷蕢”“沮溺”皆以事命人也，接舆不过接夫子乘舆者。楚狂之歌，与其他隐者无二，以为从政已岌岌可危了（用孔子的说法即“礼崩乐坏”），避祸为是，别去救治，要孔子及时悔改。道者“隐居以求其志”，应予尊重，无可厚非。然而只准自己肆口讥笑儒者之“行义以达其道”，不听对方解释，拒绝认真对话，就不是有道能容之士所宜为。歌者既是楚“狂”，尚有自大权利。庄周不狂而以智自诩，接着接舆续写了歌词，以“圣人”教训孔子：“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建功于世），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全生于世）。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不受刑就算好）。福轻乎羽（羽毛），莫之知载（没人知怎么得到）；祸重乎地，莫知之避。已乎已乎，临（教育）人以德（两句言别想以德引导世人）。殆乎殆乎，画地而趋（画出道作行走路线，多危险呀）。迷阳（草刺）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刺榆），无伤吾足。”庄周的圣人，只求在荆棘世道上躲开被刺，“无伤吾足”就行，别无高见。又说：“山木自寇（伐），膏火自煎也。”（《人间世》）木因材美，故匠人先伐取用而丧生，膏油不点亮照人，自己就不会熬干，儒者修德教人，活该自找倒霉。接舆责从政，庄子罪儒者，对仁德君子又狠多了！魏晋至今擅于清谈玄理（有时是扯蛋）者，也以观世明智自鸣，惜其才智恒施于百般挑剔仁人志士的缺失，而不触及专制要害，据称是宽容精神，却不恕仁人之失败。《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迂阔）而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四十一章》）夫子道大所以被笑，清谈志小，故喜以讥人自高。

道者的嘲弄，因道不同，不足怪。奇怪的是，后儒注解这几章，也不为孔子明心迹，反而竭力为楚狂之流吹嘘拔高：以“凤”比孔，可见是知圣之大贤；歌非讥夫子，正为夫子惜耳；用世为禄，隐世为名，狂与圣心通；甚至说孔子修《春秋》功垂后世，“皆自楚狂一言发之”，是孔门功臣……不一而足。可见许多宿儒之人生观，实与道家相通而和孔子隔膜！】

《微子·七》

子路从而后（跟孔子而落在后面），遇丈人（周制尺短，伸臂为丈。此处作尊老之称），以杖荷蓧（用拐杖背着个竹筐）。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四肢）不勤，五谷（麻、黍、稷、麦、豆）不分，孰为夫子？”植（竖插）其杖而芸（通“耘”，锄草）。子路拱而立。止（留）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 sì，使动用法）之，见（相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以此事告诉夫子）。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返身）见之，至，则行矣（丈人走了）。子路曰：“不仕无义（不给社会做事就是不承担人生义务）。长幼之节不可废也（指丈人与其子之间仍不废长幼礼节），君臣之义（仕只为尽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伦是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大伦”指君臣之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经批林批孔洗礼的国人对这章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二语。抓住这二句将孔子之道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批斗时，言仁义的人文学者只剩“向人民请罪”一条道了。世事如转烛，不旋踵间勤力五谷已成卑贱之业，纷纷逃农如躲瘟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乃见富贵身份。这且不谈，问题是连丈人的原意都没弄清楚，就发动全民大批开了。子路此番问于年老长者，后来留宿杀鸡之热情与当初“孰为夫子”的愤然，判若二人；按文气读下来，又分明似话责子路而意愤夫子。所以夫子一听，随即叫子路回去解释，到其家却走开了。孔子让子路转告的话，又只好说给丈人的两个孩子听。陌路相逢，揖而请问，丈人立即破口“不勤”“不分”的大动肝火，要是骂人就太不近人情；不勤五谷就不算夫子，春秋时更无此理。吕本中言“二语丈人自谓”（《紫微杂说》），该是对的。丈人之意若谓：老汉手脚都不大听使唤了（不勤），眼花得快不辨五谷了（不分），活都忙不过来，谁晓得哪位行人是你的夫子啊？根本不是讥责孔子。那时的老汉倔得很，话很冲，又说得挺机智的。

“不仕无义”数句意思出自孔子，而辞气质直少温婉，同前几章夫子对荷蒉者与沮溺的答话一比较，可见师徒修养的差别。古代十分强调“人之大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知别才能久合）、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丈人于家有长幼之伦，于世不承当君臣之义，夫子晓以此伦不可废之理，亦同于家也。五伦中影响天下祸福最大的是君臣，详后《德政篇》。此处只是说人为社会成员，为公家做点事，不为功名利禄，亦不奢望道之大行，尽人生义务而已。孔子在这里再次交底，又是诚恳的剖白。不在浊世行义，人又能到哪里去施展天生之德、尽心尽性？“不仕无义”，别无选择。文天祥被元人囚于燕时，家属丧尽，南宋已正式投降，无国可忠无家可爱而志仍不屈。元相审问他：你这样死抗“竟成何功？”天祥承认“何功之有！”敌酋责问：“既知其不可，何必为？”这一提问方式，和古之避世、近代汉奸、形形色色犬儒和大大小小混名利者竟异代同腔，令人深思。无利不干是生财之道，见义勇为是做人之道。天祥是真状元，他以情明理，答道：“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按：即使安乐死，亦药耳。）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其实天祥是死而不已，其妻收尸时发现他衣带中有几句《赞》，便是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只是凭天地正气尽做人义务，纯粹是“行其义也”，义已尽、仁之至，才有权说“吾事毕矣”，一个无愧天地的人格完成了。宋被元灭，彻底失败了，命也；然而史有文天祥，人们看见了超乎成败之上、可与星辰同辉河岳争巍的人性的高贵力量！】

《八佾·二十四》

仪（卫国之邑）封人（掌封土疆域之吏）请见（见孔子）。曰：“君子之至于斯（到这里）者，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孔子侍从弟子让他见夫子）。出，曰：“二三子（古时对一群人的亲切叫法）！何患于丧（失职去国）乎？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duó，金口木舌之铃，古时振木铎以警众布政）！”

【任何乱世恶政都消灭不了善类。仪封人就和隐者相反，证明夫子之道不孤，德有邻。天下无道久矣，行道难，而人心思道亦切。所以事物能盛极而敝，敝极生变，变则复通，不会就此终结。而转变天下无道，自天下人心知道始。今夫子去国丧位，奔波诸邦者，焉知非天将命夫子为木铎，振聋发聩于世途，以警醒人心乎？二三子知天命在肩，何患一时得丧邪？仪封人从自己所管的国家封域先后吞灭的不断变化中，知此无道混乱必有终了之时，与孔子一席谈即深信夫子为宣天道之木铎。区区一专业微职，亦有此等历史眼光、深思远虑者，难怪其时思想家迭起如群星丽天也。这是对孔子之徒的最好慰勉，也是世人对孔学历史意义最早的深切理解。我们现代当然知道，“历史发展是以恶为杠杆”（黑格尔语，恩格斯肯定过），战国争霸的结局只能“拳头硬的是老大”，三代大道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秦勃兴而暴亡，使后来的统治者认识到仅有暴力不足以服天下，还得借重夫子文教作化民之助。天下能打而得，民众不见得能打而服。权力是厉害，却非万能。于是，“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预言，果然在民族历史中播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