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须知处世之道？因为人世纷纭复杂，不只有“自我”在。

国人皆知做人难，一生心力大半尽耗于此。因为中国的人事交往中，有种种不成文的规则与技巧，繁杂得无法穷尽，而又无论何人何事都难以摆脱其制约，因而有为人处世之道。虽名曰道，实多非常理的无道之术。“人生哲学”不足以尽其奥秘，对历史人生的影响却比儒、道、法各家的理论体系更广泛、更直捷、更精密而经久，是中华文化中最庞杂而独特的大景观。只因近代西学无此一科，不能归类，学校也就不讲。而中华百族的人生智慧与人情卑劣实多汇聚于此，故先秦诸子放言高谈之“道”，也多半落脚于各自的处世之道。后世广传的各种“治家格言”与处世“贤文”，现代宦海商场情场之钩心斗角术，虽乏专科教导，实皆究心钻研，力行不疑，也是人生普遍需求。自古及今，物用与术语诚日新月异，而人事交往的基本原则，其实难变，所以中国依旧是中国也。

孔子也有一套儒者处世的教言，既是三代文明相处所积累的人生经验，也是孔儒依仁守礼行正道的人生实践。它与古今依据自家单一主义制订的戒规纪律，判然有别；也同只管在纸上标新立异，头头是道，不问平常人生种种沉重与尴尬，决然不同。他珍重人性，又力求改善人心，故强调立足于正直本性（与责君以“正”同），进退出处不失其道（人我皆可行之公路），交友“主忠信”，从家到国，都兼顾人我与习俗，是思想家中思考人生难题最广泛、对正常人性最关注、于社会长治久安最有益者，故为二千年来中华民族广传久诵，成为社会公德，是很自然的历史选择。近百年来一些学人因孔学不合西洋哲学凭概念作演绎、借逻辑造体系的“学术范式”，鄙薄为“不出人伦日用之学”。不事概念游戏，耻言过其行，正视人生难题，此乃真文明之人学，正孔学殊胜之处！有益天下人生，不便少数专家编制西式哲学讲义，又何妨。

可怕倒在：人不直、心不正，而以势利眼曲学歪用，则处世正道极易成为圆滑世故的诡道，此术越精，厚黑越盛，则正直为人愈加困难。

本篇与下一篇《论君子修养》，粗说俱属一类性质，许多内容本无法截然断开。经反复斟酌，终因人性不齐，夫子对君子与常人要求有异，故仍将平常人生处世之教单立一篇，而把有道君子德身修养另立成篇，以便于学习理解。另外，此篇也最难分类，勉强立为五目，与章义仍有出入，则只有俟诸高明了。

《卫灵公·二十八》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附：《子路·二十四》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何晏：王曰：或众阿党比周，或其人特立独行，故好恶不可不察也。

朱子：杨氏：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众好恶之不察，则或蔽于私也。

钱穆：众好众恶，其人其事必属非常，故必审察之。

【两章大意相同，《子路·二十四》指出乡人有善不善，要分谁好谁恶。章义已说于《论德政（四）》，可与《卫灵公·二十八》章互参。后世所引用，多“众好”句在“众恶”前，定州西汉墓出土竹简正是如此，今本可能是在传抄中倒置。对舆论，不可不听，尤其“必察”好恶何事？何故好恶？不能仅据“群众”是否“欢迎”，“大家”有无“意见”作决策，“民无常心，唯惠是怀。”民心可收买，可欺骗。但凭众口毁誉论定人事，有可能颠倒是非贤愚。居此星球者，史之久地之广又普遍巧于琢磨人情世故者，惟有中华，故世情特为复杂多变，格外需要细察明辨，才能少上“众好”“众恶”的大当。君主行政要顺应民心，君子道德不可迎合流俗，其中道理很深。

中国的政体一直让君主拥有绝对权力，而人文理论却始终使人民大众享有盛名美誉，两者本对立，却能一直并行，是最值得探究之谜。任何统治的成功，都意味者民众基本接受，不能全靠压迫，不在小农局限（工、商、士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中国民性究竟是什么？孔子懂得民性有二面性，故儒亦以二种态度待之。在君民矛盾上，大讲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人之生也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贵人贱畜，民本君末，完全站在民一边，肯定其“天地之贵”的人之价值，深深同情民之勤苦而不幸，“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礼记·表记》）君民同是人，而民属受害无告的贫贱一方，仁者之爱理当献给民。对立而和的出路，在严责君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否则“好人所恶，恶人所好，灾必逮夫身。”没有好下场！（《礼记·大学》）

另一方面却深知伟大之中有极不伟大者，绝不迷信民众的判断力。在道德境界上只有君子教导小人之责，没有媚俗附众之理。言礼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懂得礼之理）” ； 论无过不及的修养，民鲜能中庸；人人叫好的乡愿贼德，乡人好恶要分善者不善者，众口毁誉必察之，甚至告诫“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礼记·缁衣》）小人必须敬君子。士志道，民食力，所志之事迥殊，素养亦大异。食力为身家之利，大欲不出食色之低要求，理应予以满足，却乏精神追求；加以富贵奴役，民性如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贪小利畏大刑，自私狡黠，势不能免，好恶不直矣。上失所教，见识本狭窄，世代不迁，又愚而固执。道无关其身而冷漠，德不可亲而远之，宜其看不惯特立独行之士，或群起非毁之。饥者易食，此际有乡愿几句逢迎话即觉称心满意，主子略施小惠就倍加感恩戴德，于是形成愚民“众皆好之”“众皆恶之”的舆论阵势。笃守善道之君子，人言可畏矣。天赋予君、民、士之性皆一也，差别只因唯士志于道，道不学不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必求尽己之性，进而尽人之性，终至尽物之性，则为孔儒独有之追求（《礼记·中庸》）。守死善道者，以道抗富贵，亦以道察众口，媚俗附势，足以叛道失守。一次次煽惑群众痛斥孔老二“污蔑”广大贫下中农的闹剧，反而证实君德如风，草民易愚。孔子既全身心为民众争取天性本贵之人的地位，又指出贫贱草民生存在富贵世界的丑陋烙印，教诲志道之士应该深信民性本善，又细察民情好恶之私，表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热爱人生又高出世界的独立思想家已经完全成熟，从此辉耀于中华历史的高空！】

《里仁·二十六》

子游曰：“事君数（suò，本义为频繁，此有烦琐，迫促之类意思），斯（这就）辱（取辱）矣。朋友数（音义同前），斯疏矣。”

附《礼记·曲礼》：“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何晏：“数”谓速数之数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郑曰：谓数己之功劳也。

《吴氏嘉宾说》：“数”者，昵之至于密焉者也。唯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

朱子：胡氏曰：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至于烦渎，则言者轻，听者厌矣。

俞樾《群经平议》：“数”者，面数其过也。

【古人将人际的基本关系归成五类，在家则父子、兄弟、夫妇，出门即君臣、朋友，是谓五伦。如何处好五伦，和睦平安地度过此生，没有比中华文化更珍重更精细更明哲的了。君子自尊，得留神远怨。家不和终究安危与共，有天生纽带；君、友非天生之交，纯靠人为而合，故离合之际尤须警觉。从责己一面说，事君忠、交友信，不忠不信则君臣离、朋友散，这是大原则。但过犹不及，献忠过于殷勤，大小事不断跑，分内分外都张罗，自以为竭诚尽智矣，“数”！非礼不宜（义）了，惹烦了君，自讨没趣。心过热衷则误认君主作君亲，混淆了敬与爱的界限，忘了君是主子，乱了主奴，伴君如虎“斯辱矣”。“事君以礼”，礼主敬，礼到为止，敬而远之，得拉开距离，保持自重与安全。待友亦然，过信则狎昵，日夜胶在一起，彼此不分，日久生嫌，“数”！失去各自空间，友谊变成负担，碰撞结起疙瘩，一旦借题发作，即可反目成仇，往往不止“疏”而已。子曰：“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甜酒）；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礼记·表记》）《曲礼》“不尽”“不竭”二语尤属至理，相处自然正常，才能地久天长，久而愈真。仅仅说“伴君如伴虎”，“瞎了眼交错友”只是一面之理，没有悟出失误所在，解决什么问题。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认真读读《论语》，倒能切实增长些人生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