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学”包括“教”：“上所施，下所效（效法）也。”（《说文》）育人一事，从施授者说是教，自接受者言为学，所以古初统书作“学”，只在读时以声调区别之。何为教学？段玉裁《注》云：“《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自反（返求自身不足而进学）也。’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学）记》又曰：‘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发愤再学）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自觉不足），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云统谓之‘学’也。”世之有道无道，人之贤不肖，要在觉不觉，而觉必由学也。懂得古代教育这一朴实而弘深的本义，学绝不限于记背身外的书本知识以应付外物需要，才能比较真切地理解孔门教育思想与方针之卓绝千古，明白中华古人为什么能高屋建瓴地看教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治理）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教学的对象是人，目的是使人自知不足而自觉求足，“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同上）学生是学与问的主体，教师是指导答疑，则只能因材施教，分别要求，只宜激发自我完善之志，待其愤而后启，循循然善举其一而诱其自行反三，总之，贵在自得，不背教条。足不足，善不善，不以君主师长之个人好恶为标准，而以得道深浅与行事宜否为衡量。道无穷而事复杂，故师生有切磋而无对立。所学关乎道之尊德之贵，人生世事都在内，严肃中有开放性的探讨自由，没有刻板标准答案和统一考试的紧张压力。这是需要终生学而不厌、全面修养之道，可造就堪任社会精神支柱、足以承传天下仁道之英才。四千年间中华教育体制之完善、思想之高超、成就之卓越，都远出于举世各国之上。其间孔子为天下仁道而育英才的经典理论与历史伟功，影响之深广久远，举世无足比拟。

《雍也·六》

子谓仲弓曰：“犁（耕）牛之子（犊）骍（毛赤色）且角（牛角周正。按周礼，祀典用骍且角之牛，故下文有山川不舍之语），虽欲勿用（言世人不想重用它），山川（山林川泽之神）其（犹岂）舍（舍弃）诸（之乎。言祭祀山川时用此牛犊为牺牲，神岂有不歆享而吐弃之乎）？”

扬雄《法言·修身》：或问犂牛之鞹与玄骍之鞹，有以异乎？……
王充《论衡·自纪》：母犂骍犊，无害牺牲。
何晏：犂，杂文也。
朱子：言人虽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恶不能废其子之善。
《批判》：贱者必恶，就是朱熹的逻辑。

【夫子思致活泼，善于取譬。据《史记》记载：“仲弓父，贱人。孔子曰（即本章）。”（《仲尼弟子列传》）如此则人“欲勿用”是因其家庭出身卑贱不足道，并非父有过恶，夫子就自认“少也贱”。本章只是泛喻地位贱也无妨，只要成才，虽有人不想用，天地之大，总有识才器用之处，不会轻易被埋没的，仍是不患不用，勉人向学之意。虽然所学与所用多不成正比，然而人还是应该而且只能自信：学成必有用。

可是翻览二千年的注疏，却又钻进牛角尖，无法通解。《释文》明曰：“犁牛，犁耕之牛。”古有人耕牛耕二耕法，孔子弟子姓冉名耕字伯牛，司马牛名犁，都是一望而知者。训诂家必欲舍近求远炫学问，自汉杨雄《法言·修身》后，古注皆云：“犁，杂文。”（《论语集解》）清代王引之竭力考证：犁即黧，为黄黑相间之色（《经义述闻》）。至今仍沿其误（如徐志刚《论语通译》等）。进而考辨何种祀典用何色之牛，愈辨与章义愈远。又有在“之子”上做文章者。从《论语》到《史记》都未言仲弓为谁子，东汉王充博学杂收，始言：“母犁犊骍，无害牺牲……伯牛寝疾，仲弓洁全。”（《论衡·自纪》）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去探视，并痛惜万分地说：“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有斯疾也！”（《雍也·十》）王充说这位患上不治之症（麻风病）的伯牛就是本章之“犁牛”，仲弓即此牛之子。传到魏人王肃编《孔子家语》，又把伯牛不幸之疾说为不肖之恶，朱子《集注》从之曰：“仲弓父贱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后来解者进而说，其曰“犁牛之子”者，是“暗刺其名”。（《四书賸言》然当人面而讥刺其父名，夫子何忍出口？仲弓不生气？再也说不通了。连当代通儒钱穆先生都纳闷：“王充汉人近古，博通坟典，所言宜有据；然孔子何竟暗刺其父名以语其子？此终可疑。”（《论语新解》）

其实连同时人都会以讹传讹，何况是上距孔子七百年的东汉人；博闻虽事出有因，却未必可信。可信者只有经文本身：夫子对仲弓打了个比喻，祀典本来只用官牛不取耕牛，如果耕牛犊子生得合标准，即使有人不用，山川难道会抛弃他吗？必不然矣。注家为了肯定牛子才美，就给牛父平空编派上“杂色”“恶疾”“恶行”，最后附会上孔子心疼的伯牛之名，全是节外生枝，直弄得孔子也背上恶名被人怀疑方休。这类以博学无事生非的学术研究，浪费了自己和他人多少光阴！但愿今后不再繁荣才好。】

《为政·十六》

子曰：“攻（定州西汉墓竹简本作“功”）乎异端，斯害也已矣。”

《韩诗外传》：序异端使不相害。
何休《公羊解诂》：他技奇巧，异端也（《公羊文·十二年传》）
范升与陈钦争《左传》废立，互以异己者为异端。（参《后汉书》）
何晏：攻，治也；异端，殊途不同归者也。
索紞：攻乎异端，戒在害己。（《晋书》本传）
任昉：攻乎异端，归乎正义。（《王俭集序》）
朱子：范氏：异端非圣人之道，如杨墨是也。
蔡节《论语集说》：吾道既明，则异端自熄。
戴震：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
崔适《论语足征记》：害在攻，不在异。
程树德《论语集释》：若夫党同伐异，必至是非蜂起，为人心世道之害，故夫子深戒之也。
钱穆：异端者，一事两头。此盖夫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端。
《批判》：钻研异端邪说，那就是灾祸呀。（译）当时在孔子看来，异端已不少，且有重大影响：如史墨的观点、管仲的唯物论、无神论，当然不合周礼，是不合正统的异端邪说。

【夫子告诫世人，如果把人生精力用在钻研非正常的怪异事物上，这就有害了。《书》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旅獒》）攻治异端小道之害德病民，古人素有明训。这一提醒对现代世人尤其宝贵。章旨也不复杂。义说参见“小道可观，君子不为”章（《立身处世篇（一）》：《子张·四》）。然而后人对异端的理解与态度愈来愈分歧，所以对字句训解就有大量异说，以致本章成了聚讼不休的焦点之一。为辨明夫子本义，又不得不对关键词作些历史考释。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旧注或说是从事扬墨佛老之学有害儒道，或言攻击异端邪说则其害可止，或曰异端与儒是殊途同功，攻之则损害大道，又自树怨敌而害己；又有说异端是事之两端，使两端相攻则各去其害而同归中正。晚近多倡大道宽容，不可相攻，一攻则是非蜂起，争论不已，其害尤甚云。很显然，注家多想借注释夫子之言贩卖自己主张，则《论语》无正解可言。解读虽有一定自由，然而文本更有不受歪曲的权利；夫子之心与注解者己意不一时，便应该分开说明，不得强加古人。

“攻”有二义，“攻其恶毋攻人之恶”“小子鸣鼓而攻之”为讨伐攻克之意，犹今语攻击批判。“攻”之初义却是治事，其字从工得声亦兼义，古书主要指工匠制器，如攻金攻木攻玉攻皮，指专攻一业习一技。章中“攻乎”异端，味其辞气当属专究于异端之事，“攻乎”明非攻击之意。《论语集解》注：“攻，治也。”是对的。

东汉以后学有正统，“异端”始成邪说的代词，自韩愈表彰孟子“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后，更使异端与佛老混为一谈，牢不可破。至今《汉语大词典》释曰：“古代儒家称其它学说学派为异端。”并引朱子《集注》：“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又征引唐玄宗《孝经序》：“夫子没而微（精要）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孔子不知后来会有杨墨出，哪能预戒于先？唐玄宗所指乖离经典大义者，序文指明是《春秋》学分五传、《诗》分四家之类，各执一端遂乖离大义，正是儒学本身之分流别派，此异端与非儒诸学无关也。（玄宗所言，全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序》，可见唐帝对国学犹深于今之学者也。）《汉·志》载儒有五十三家之多，可见异端分裂之严重，然孔子不知，与章旨无关。孔子时代不存在以“异端”为非儒学说的观念，异与端二字须分解才可合说。“异者，异于常。”（《释名·释天》）《论语》“异于吾所闻”“子亦有异闻乎”，异皆不同平常之义，有故国才有“异邦”，有常才有异。“端，直也，从立耑声。”（《说文》）直立故“端”又训“正也”。“异端”即异于正常直道者，非常不正之事概属之，如夫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之类即是。子虽不语而世固有攻治之者，故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反复说明君子所治之道当本诸身、征诸庶民，有益正常才是天下达道，不可攻治怪异小道。子夏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四》）行怪治异之小道，皆指实事，非抽象之道，其事异于常行，非异于正统学说。春秋之末，天下无统，孔子之道不行，何来儒学正统排斥异说之观念？古今对异端的注解既违背春秋历史事实，则攻击异端学说亦失据。其时虽学无正统异端之分，而世事有正常异常之殊。古今世俗好奇异喜怪事，多有乐于治非常之小道者；纵有可取，然不能致远，无益身心，不达天下，得不偿失，害甚于利，故不可为。此章正为这类不急之务而发。“斯害也已矣”，这就滋害了啊，句尾三字迭用加深害的肯定语气，类似句例《论语》中多有，从无在“也已矣”中挑出“已”字解作停止之例（参见《君子品德篇·〈子张·一〉》）。故所有攻异端可止害诸说，皆不能成立。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卓绝的哲人，虽圣名震千古，其思想实未尝独尊于世。当世尚无反儒学派，故夫子论而不辩。身后战国诸子继起，儒成了辨难中心，孟、荀不得不且辩且变，至秦焚坑而息。秦汉之际，法道代兴。至汉武帝时董仲舒始以公羊之义推明孔子，其言仍先六艺后孔术，《史记》曰至圣，也因“中国之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至东汉班固修《艺文志》，首列《六艺略》为王道政教之经典，而“儒家”入《诸子略》，《论语》《孟子》名“传记”而非经典，孔子位于周公之下。魏晋六朝老庄与佛道争雄，更无论已，唐帝多持儒释道三教论衡态度。宋儒程子始将《论》《孟》举为经典，然宋帝多主王安石的法家新学，仁人儒士遭全面持久迫害者，唯宋为甚。元明清之儒，纠缠今文古文与汉学宋学之门户，违仁日远。所谓二千年中“儒家独尊、压制异端”之类道听涂说满天下，实出于近世反孔需要而散播，君主专制绝难真行仁政德治，更何况“独尊无二”！

至于“有容乃大”，则是要求王者宽以待下，容受批评，孔子所言“尊贤容众”是也。宽容非谓思想家可以在是非面前不开口、互相不批评、只满足于发些无关痛痒的空论。容忍富贵不仁，即对贫贱残忍，岂有人文学者而可不关心人！指出治异端之害，正是爱人，有仁乃大！

先王古政极其尊重民性之异：“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同时又严禁制造奇怪新异而破坏社会正常生活：“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礼记·王制》）杀攻异端惑众固过严，然而较诸现代一面推动五方四海之民衣食器用全球一型化，消灭个性之多样，同时又不断新造反常的淫声奇器以巧取豪夺，肆意制造大批百姓破产，不是更接近人性的正常需求吗？】

《为政·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一句话）以蔽（总括）之，曰‘思无邪’（借用《诗·鲁颂·駉》中末章的诗句）。”

何晏：“思无邪”，归于正也。
皇侃：卫瓘：邪去则合于正也。
李翱：《解论语笔》：《诗》始乎风，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故终无邪。
邢昺：《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辟防邪，大抵皆归于正。
朱子：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批判》：其实孔子对《诗》三百篇的内容未必一一认真研究过，那些怨天恨天骂天的诗，还有反对剥削的诗，孔子绝不会肯定他们“无邪”的。

【“无邪”是夫子对《诗三百》（汉后立为官学，尊为《诗经》）思想内容的总评，对以后确立言志诗在中国文学（甚至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起着巨大作用。

“思无邪”是夫子引《诗》论《诗》之语，更是教弟子如何“兴于《诗》”之大法。原诗四章，每章在最后见志处有“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句式全同，“思”为心思之意，自郑玄《笺》、孔颖达《疏》、朱熹《传》而下皆无异义。今人郭绍虞改取清儒陈奂《诗毛氏传疏》等说（本于《项氏家说》），注“思”为“句首语气词，无实意。”（大学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学者纷纷从之，其实不确。《駉》之末二句：“思无邪，思马斯徂。”上句之“思”乃实义，下句方为语助词。《论语》用“思”，更大有精意。盖《诗》乃四百余年间自朝廷至民间各就其事言其志之总集，情事纷杂，或疑其有正有邪之异，而夫子举全体而通言曰：“思无邪！”事异情殊，而同本性情之真，天性无邪，真情不伪，则诗思无邪可言也。程子曰：“思无邪，诚也。”王国维云：在后人看来，有的诗“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粗俗）词者，以其真也……非无淫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人间词话》）夫子所以严厉批评郑声以淫乱雅者，因淫声故作淫邪以媚俗，非出性情本真；而从不指责《诗》之好色，反以为乐而不淫者，知此皆天性至情之自然流露也，凡自然天真，无不合理。夫子贵诚贱伪，其学立足于直性真诚，故《三百篇》无不可宝。汉儒而后说诗贵礼义非贵性情，其学基于荀卿诗言圣人之志，专依礼教言淫贞，故自汉而后之诗文不断有爱情悲歌与淫靡之音并出。

不但《诗》思真诚无邪，读者之兴思尤当戒邪念歪想，“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朱子《诗经传》）对时人择善而从，不善而改，于前言往行之好古知新，尤宜见贤思齐，学求进德，不在挑剔古人，亦不停留在求客观知识上。《左传》载春秋时列国借《诗》言志二百多例，《论语》言《诗》十来次，天下谁都可引《诗》喻志，而从无专究《诗》本义之专家（可知后来四家《诗》之章句解说，俱非出孔子之口），亦无以作诗为业之诗人。《诗》无达诂，只是兴想之媒触，蕴含种种引申类比的使用可能性。故《诗》皆无邪，只有用者之思或有非礼、不类、不善诸失。本章之旨，要在指示学者之心无邪，不在辨《诗》本义之邪正。参观夫子表扬子贡、子夏二人“始可与言《诗》已矣”，足证所谓无邪之思，即能告往知来、启发新知的学用者之所思。

朱子未能完全跳出汉儒窠臼，离开孔子以诚伪论《诗》，而以礼义是非评估诗情，就陷入无可解脱的矛盾：“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诗经传》）诗既有美恶，则读者不可能皆得性情之正。就今日观点看，阅读文艺需有弃有取，不可盲从，理固如是；然“思无邪”之章旨终不在此。诗道性情，各咏其事，本不为教世。学诗者心无邪，才能皆用于正耳。至于假夫子“无邪”之旗另立政治内容标准，谓自魏晋至二宋诸诗人“思无邪者唯陶渊明、杜子美耳，其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张戒《岁寒堂诗话》）甚至提出要将《国风》之“淫诗”放逐出《诗经》，则根本不知夫子论《诗》评人皆贵真而恶伪、不贵体而贵用之义。古今卫道而贼道，岂止一端。其余参见《士君子品格篇》：《泰伯·八》“兴于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