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重器

来源：作者：苏亚平 2007-05-20 14:08

《读者》杂志登过一则幽默——学生交三十两银子只能站着听课；交四十两则可提问解惑；交五十两便能预知考题；交六十两就能让老师拍你的马屁，让你耳顺；若能交上七十两，上课时就由你坐卧，或干脆旷课，随心所欲。

这幅令人作呕的师生群丑图取材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虽然我经得起各种幽默，但这则幽默太黑色，因而将我击倒，因为它打碎了我心中的“千秋重器”——孔子。

歪批一段孔子语录，本不足惧，我担心的是——我们民族不再有神圣！

孔丘神圣？他是孔老二，是伪善人，是奴隶制的复辟狂，是孔家店的黑掌柜，是用礼教杀人的屠夫，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神殿中供奉的泥胎！昔日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态结构，已罪孽深重；宋太宗的宰相赵普终身“所读止《论语》”，并称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夸张得也够可以；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泣血高呼“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虽因此挤进了孔庙的大成殿，成了“十二哲”中唯一的后世弟子，结局又如何？还不依然是一个“以礼教杀人的快刀手”？孟轲说孔丘是“集大成”，但那集的是封建主义的大成。更有甚者，这位假圣人不仅产自“野合”，而且有妻有妾；森森孔府产下女婴，即行扼死，就因为“衍圣公不当岳父”。

这些抨击和不经之谈，曾经如雷贯耳，“五四”时的“打孔家店”，也曾升调成“文革”时的“打倒孔家店”。但今天，高调曲终，盛宴星散，历史要重新寻回尊严！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以证明孔子独步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史。

孔子一生培养了3000名弟子，而当时整个中国的人口只有1300万，除开70%的老人和妇孺，也就是说，平均每1300名包括士、农、工、商、兵等行业在内的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是他的直接弟子。孔子从教五十年，就使1/4300的国家人口成了他的弟子。这一光辉业绩，算上古今，加上中外，何人能及？

如果再以25年为一代人计算，至今孔子的思想已经最深刻的影响了100多代中国人，这也就是美国史学家海斯曾说过那句话——孔子“有力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一个能塑造整个民族性格的人，算不算得神圣？

确实，孔子代表着封建。自汉刘邦至清乾隆，其间1700余年，先后有12位皇帝、20人次亲谒曲阜祭孔。龙子凤孙们除了跪拜天地祖宗外，只有对孔子是“膝下无黄金”；而孔子被他们追谥的头衔，从“尼父”到“褒尊侯”，从“邹国公”到“先圣太师”，直至“大成至圣文宣王”等，高帽子将近二十顶。也正是靠着皇家庇荫，孔氏一族才由三代单传繁衍成了当今世界上第一大家族。

孔子除了代表封建，还代表着什么？不为了翻案，也应想清楚这个问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百年来，这句话都被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歧异，反正谁都理解孔老夫子的那点“上智下愚”观念。后来，溥仪倒了，西风东渐了，“德先生”将孔丘扫进了垃圾堆，这句话也自然成了批判的标靶。这下，忍不得孔子一夜变“黑”的人，开始反弹——孔子倡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愚民耶？爱民耶？于是要翻案。先是康有为不满，将句子另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含“使得动就使，使不动就教”之意）；有人还不满，再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是良民，就役使他；如果是刁民，就教化他）；但有人还不满意，更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虽可以役使，但不可由着他们使性子，而应教化他们）。圈画圆了，“民可使知之”了，翻案派也才气息舒展了。

可仔细想想，案虽翻了，但“使民”之意却一如其旧。依现今的民主观念看，你要役使人民，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万万要不得的，都是愚民的。

用现代民主要求孔子，确实有些苛求，但这是我为了“自外于翻案派”。翻案派把孔子当神，不当伟人，这不是我们希求的。孔子绝对讲过这类话：役使人民，歧视妇女，屈从君主，诋毁法制，贪官恋位，恢复旧制，贬低他人，用心名利，为稻粮谋……还杀过少正卯，这些案确实是铁案，翻也翻不动。

不翻案，是因为我们要客观地继承孔子的一切，仿佛要容忍恋人的优劣。当然，反孔也是反不动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得到了骂名；道家、佛家都曾与儒家争正统，均无功而返；批判卖国贼林彪，也要拉上孔子，早已沦为笑谈。

提倡“不反不翻”，是为了换位思维。换什么位？换成不单只想孔子，而且要同时想自己。苏东坡有一次泛舟，正凝视着水中镜像，忽然秋风袭来，乱了身影，遂口占“散为百东坡”。其实孔子之于我们，也像是“散为他你我”的。我们人人身上都有孔子的影子。想通了这个道理，就会心平气和地去理解孔子。

孔子确实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包括你、我、他，概莫能外。

人的思想和行为总应有所规范，例如：要做好孩子，不要在街上乱跑。孔子一生，主要做的也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只不过他对思想的要求是“仁”，对行为的要求是“礼”（其它道德规范基本是从这里派生出去的）。也正是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及行为规范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

如果这么说太抽象，那就举些实例：

——中国人普遍喜欢红色。有人以为这是我们共和国的颜色，所以人们喜欢。差矣！“周人尚赤”，所以周朝最尊贵的颜色不是后世皇帝所用的明黄，而是红色。孔子也明确表过态——恶紫之夺朱。我们爱红色是从这儿来的。

——孔子不太讲究穿，却极讲究吃，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物腐臭变色了不吃，烹调不当不吃，没到吃饭时间不吃，没有调味酱不吃，甚至肉切得不规整、坐席摆得不正都不吃，“惟酒无量”，却也“不及乱”，最怪的是他每餐必食姜。据毛泽东考证，这是因为他长年颠簸，患上了胃寒，需用姜温补。总之，中国的饮食文化之发达，世界上只有法国略在伯仲，不能说与孔子无关。

——男女结亲称作“成婚”，何来？孔子曾率弟子修撰《礼记》，有“吉凶宾军嘉”五礼，其中的“嘉礼”即包括婚礼。“婚”的本字是“昏”，因为黄昏时分“阳往而阴来”，象征“女来”。虽然现代结婚以晨早为吉，但基本程式却一如古制，如：纳彩（媒聘）、问名（新郎初登门）、纳吉（预卜吉利）、纳徵（下订婚礼）、请期（确定婚期）、亲迎（新郎迎新娘）、拜舅姑（拜父母）、拜祖灵（告祖）、合卺（夫妻对饮）、共牢（举家欢宴）等，泰半都为现代所尊崇。

——中国人的家庭，往往是“父严母慈”，也与孔子有关。弟子陈亢怀疑孔子时常给儿子开小灶，就去问孔鲤。孔鲤老实回答：只有两次，而且都是走路时顺便训诫的。陈亢因喜“君子远其子”。关于孔夫人亓官氏，直接史料不多，但也有旁证材料足见她的慈爱。孔鲤50岁时先于孔子去世，而孔伋却是在他48岁时才生下来的。你看，多玄？而这中间反映出的亓官氏的态度，就更令人感沛：儿子是独苗，媳妇多年不育，丈夫又在国外考察，一去就是十四年，“孔家绝后”的压力全在她一人身上，可她至死都没有赶走不孕的媳妇。要知道，无后在当时是“七出之罪”的首恶。单凭这一点，她就称得上“圣母”。

——中国的丧葬文化在世界上可能最发达。基督教虽也重视丧葬仪轨，但他们的讲究，比起孔子搞出的名堂，只能算九牛一毛。孔子五十岁上做上了“中都宰”（相当于县长），取得的头号政绩就是“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其内容之繁复，非为数百万字的专著，不可蠡测。还是举例，合葬父母是中国人的习俗，叩其渊源，也能追溯到孔子。孔子16岁时，母亲颜征在去世。因是非婚之子，孔子不知先父葬在何处，于是就把棺材停在曲阜的“五父衢”（类似王府井或者南京路），寻找知情者，直到找到父亲的旧部，合葬了父母。

——中国人总结“道德训条”，举世无双，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这不奇怪，因为有祖传。孔子的道德训条，无论数量、质量，均不让当今，诸如：一言、二道、三至、四教、五礼、六艺、七情、八目、九思……可以成十龙、配百套。先师开风，弟子步从，遂成“拥表章以自重，挟口号以自强”。

——尊师重教，在犹太民族也很悠久，但不知他们是否设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孔子曾自豪“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束?”二字，也有两解：“十条干肉”或“束带修饰”。经郭沫若认定为肉干后，就又惹出一段公案——奴隶们温饱全无，何来肉交？于是“有教无类”成了“批孔”的杀手锏。其实孔门弟子中，只有南宫适、端沐赐、司马牛等几个富家子弟，余者多为黔首小吏、贱者农工子弟，甚至还有江洋大盗。孔子之前只有“王官之学”，就连豪强巨贾子弟，也是“有钱无官莫进来”，因此，孔子兴办“私学”，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也是人类平权主义的一大进步。有人据此驳斥“孔子是奴隶制的复辟狂”，认为“有教无类”解放了人才生产力，才有了嗣后的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也不无道理。今天好，“官学”不言官宦了，但却屡有“钱门把关”，拒绝孤寒，让人弄不明白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产业教育化？

——有位美国人来中国谈合作，先谈妥，再握手，一切无虞，可第二天对手却变了，使他深感困惑。这不奇怪，因为他不了解中国人“守信与从权”的观念。孔子曾亟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但也曾公开背盟。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的蒲邑，有帮人正准备造反。反贼逼迫孔子立誓：绝对不去卫国都城告密，否则就杀了他。孔子当庭立誓，赌天咒地；但一出城，他就直奔卫都而去。子贡大惊：“盟可负乎？”孔子却嘿然一笑：“要胁之盟，神灵不听。”这也许并不说明孔子不讲信用，而是讲信用也要因情境而定，一切从权。中国人的道德观，常因情境不同而显得飘忽，西方人很难理解，区别正在于文化背景。

——孔子因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永恒的保皇党。其实，孔子的君权观，既有“在下位而获乎上”，也有“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某一君主是否可忠，要看其是否仁义，至于抽象的君权，他反而有所蔑视。弟子冉雍长相富态，孔子就说“雍也可使南面”，并让他披挂蟒袍冕旒，自己则亲率徒子，对其三跪九拜，习面君礼。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为天子、国君方可南面，冉雍只是贱人之子。西方学者对中国乱世不断，却未中断道统，困惑不已，也是因为不理解孔子留下来的这种传统：人人皆有忠君和蔑君，表忠时藏蔑，用蔑时藏忠；忠到头即造反，蔑至极再求忠，其适用标准是“仁义与否”。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而几千年来中国的国情是官多。“学而优则仕”导致了官僚众多，凡是精英，只有当官一途，独木桥焉能不挤？孔子还有个糊涂思想，当官的都是“民之父母”（父母官和子民）。千百年来，为何企盼“青天”会成为中国百姓的集体意识？其动因就是“盼望父母显灵”，只有父母才不会冤屈自己的孩子。这有多恶劣？多么违背法制精神？我们不搞无政府主义，但也要提醒大大小小的在位诸官，孔子讲“学而优则仕”时，还有后半句“仕而优则学”，否则，坍下台来，也是咎由自取，孔先人可是有言在先的。

——中国人讲孝道，世界各国无与伦比。孔子劝孝也有一大套学问。他告诫孩儿们，应“孝亲”而不应“养亲”，因为对牛马才是养，对高堂只能讲孝；而且因为每个人从小都是“三年而免于父母之怀”，所以孝亲是无条件的，且不拘穷富，关键是能像老莱子那样“七十犹著五彩衣”，趴在父母面前作小儿科。老年人问题，是世界的一大难题。西方社会福利发达，力主老人进养老院，用社会化解决问题。现在中国也在步西方后尘，大办敬老院。我不非议办敬老院，但却要提醒一下世人：中国的传统是孝亲家庭化，毕竟双亲“敬”在家里要温馨得多，弄到他人院子里，老少皆“心有戚戚焉”，又何苦？中国人应当有信心，探索出一套适合现代社会的、独特的老年文化解决方案，为全人类作贡献。

——有个日本人对我大讲日本男女如何大而化之，中国男女如何小而匿之，以证中国文化之假道学，例证是：日本每年都有性节，是日，百十男人抬着宛如重炮的木雕阳具，周遭巡游，而妇人们无论婚否，皆争相抚吻那话儿，焦渴之心，溢于唇舌；又讲圣洁的鸳鸯浴池里，男女相互仰慕人体美，常嫌光阴荏苒，断不会勃起敦伦之念；还讲了日本妓院如何选秀，那般绚烂，那般追求秀外惠中，堪可与世界上任何一台选美盛会比肩并臀……末了，还炫耀了一句：这是日本本土文化，暗示不是舶来于中国。阿弥陀佛！中国教了日本那么多东西，幸好这几样不是出自吾华，免了异数厚脸皮之讥。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是有禁锢。汉朝人曾争论过一个道德悖论——嫂子落河了，小叔子该不该援手搭救？“授受不亲派”与“仁者爱人派”争得天地玄黄，直到宋代，后一派才被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灭了。可怜的是，嫂子从此缠上了小脚，更易落河，而小叔子因丢了色胆，只能眼睁睁看着嫂子溺毙。这种禁锢，今天当然该破除，但孔子讲的“床第之言不逾阈”，“公堂不言妇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等，恐怕就不能破除，否则师傅反被徒弟腌?了，师道尊严何在？

——孔子认可的君子是集刚毅木讷、博学约礼、内圆外方、恭敬谨行、严己宽人、忧国忧民、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等品格于一身的，他维护君子形象就丝毫不爽：走路循墙根，见人即停步，不踩他人身影；吃饭不言声，免得口沫喷溅；“寝不尸”，只侧卧，不仰卧；造访时，先在门外干咳，恐有主人不便；乘车外出，路遇五人即起立，遇到盲人亦不苟；可能人家根本不领情，但他把这叫慎独，恪守不渝。孔子不饮盗泉水，曾参不过胜母村，也都是硕儒的千古佳话。有两个例证很具说服力：孔子身长八尺，莽然一大汉，但每当走近悬崖或城下，他就胆寒，怕落下异物，无谓牺牲了，还自辩说“君子不立于岩墙之下”，可谓胆小如鼠。但真到了危难关头，他又能心雄万夫。周游到宋国时，孔子看见宋司马桓?正在打造一付石棺椁，数年未成，还折磨死了不少奴隶，便诅咒他“速死，死且速朽”！桓?挟凶赶来，孔门师徒正在一株大树下习礼。几番威逼，孔子都恍若未见，习礼如常。桓?大怒，命令士兵拔去大树。那凶险，险过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大树轰然倒下……俄顷，孔子灰头土脸地钻了出来，口中不急不徐“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温水加烈火，这才是真君子，才是中国人的脊梁。联合国大楼里悬挂的那条语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加上“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奉献给全人类的极高精神境界。

——中国人七分讲道德，三分讲法制，今天看来大有弊端。孔子官拜鲁国司寇（司法部长）时曾说“圣人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有个儿子要主持正义，将偷羊的父亲告到他面前，他却不分黑白，将二人同室收监，关了三个月，不理不睬。有人批评他罔顾正义，他却说：我的正义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什么话？父子互相包庇罪行，不为有过，反为有功？！但孔司寇的法制观就是如此：法律必须让位于道德。孔司寇也举过屠刀，杀了少正卯，并找出了五条借口：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司寇真正“有特色”，罗织的这些罪名，没有一条是行为罪，全是思想罪，彻头彻尾违背了法理精神。孔司寇绝没想到，他这一刀下去，中国从此因言获罪不断，文字成狱不绝，不仁不义，以至其极！有什么办法？他就是要搞泛道德主义，说什么“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怪哉！砍木头与孝顺，有何关联？我们要健全法制，就应在这点上与孔子划清界限。

——《诗经》是经孔子筛选保留下来的。二十年前，我们还在怒斥其中的淫诗，足证孔子有道学，假却不见得比我们多。更有趣的是孔子讲诗，不讲美，只讲道德，譬如开篇的《关雎》章，被他盛赞为“后妃之德”。见鬼，皇后分明可以奉上玫瑰，怎会跑到河边采来野花，勾引皇上？当然，孔子的这番说教也使我们悟到一个传统——为求有理，先抢占道德制高点，即可一览群山小。

——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造诣也很高，曾经“闻《韶》忘肉”。但孔子讲音乐还是讲道德，比如，他曾骂过“郑声淫”，无非因为“郑声”绵软，多转调，多泛音，他便耿耿，以为颓靡了铿锵的圣王音乐，要挞伐。联想起我们也曾将邓丽君的歌曲斥为“靡靡之音”，颇有“相见恨晚”之憾。

——严格说，中国人的出世思想不起源于佛家，而是儒家。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固穷”，“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等思想，若想找到丝毫不受其影响的中国人，恐怕难乎其难。

——立德、立功、立言，出自左丘明之口，却转述了孔恩师之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三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恒久动力，惜有前明人将其量化为“取它一个号，刻它一部稿，造它一乘轿，讨它一个小”，至今余响不绝。

——中国常以礼仪之邦傲视同侪。该当！却也有隐忧。隐忧在于常把礼仪作外化解：吐痰罚款，驱逐烟民，上车买票，过街看灯，卫生检查团来了关铺门……而内在礼仪——修身养性却被打入蟾宫。刘少奇论修养被诬为“黑修养”，迄今未白，遑论变红？“君子群而不党”，“匹夫不可夺志”，“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好德如好色”，“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等等持身之道，零落爪哇国者十之有七。君不信？请试解“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一语，该是可以解成“君子喜上宪，小人媚下属”？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搞蒙昧，吾辈泼脏水，结果“生而知之”泼掉了，“学而知之”也沦为了学子营生。“寒窗二十载，生受五十年”，读了书还是直奔黄金屋，颜如玉。不好。还是应像孔子那样，讲学习目的多样化：交友有乐，温习有悦，明辨知否，不罔不殆，乐山乐水，不耻下问，学诲结合，乐天知命，移愚为智，多闻择善，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乡愿（好好先生）曾被孔子痛斥为“德之贼也”，而今也要谨防孔老先生从地下伸出手来，戳我们的脊梁——学蠹，德之贼也。

——中国人最善于幻想美好社会。若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辈，已是陶渊明的玄孙，更难望孔夫子项背。构想“小康大同”，需要理想和卓识，且要敢于“小天下”。皇帝们腾龙舞蛇，搞出些文景、贞观、开元、康乾之类盛治盛世，但谁都不敢轻言小康，都怕仰望孔子，脖子太累。我们高明得多，改革开放二十年就“小康”了，傲视了五千年的皇帝。当然，不付版税也就算了，但我们总得对得起孔子，起码正个名吧？“正名”对他老先人，可是重于泰山的。

孔学变儒学，儒学变国学，国学变成中国人的性格，可作的文章何止千万？但愿读者诸君已从上述例证中鉴照出了自己，否则，只有怪我笔力不逮了。

历代论孔，多有精准之言：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最有真情；为孔子守墓六年的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最为诚挚；孟子尊孔子为“圣之时者”，最为准确；司马迁借用《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最得情理；王充疾言《问孔》，也承认孔子是“诸子之中最卓者”，最是公正；陶渊明因“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而辞官，最得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真传；韩愈开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名单，厘定了儒家道统；朱熹将孔子治学态度归纳为“格物至知”，应属深刻；元武宗称孔子为“万世师表”，亘古有效……

还可以想想“五四”时期，当时，各种思潮林林总总，为何共产党号召马克思的唯物论、辩证法，能很快赢得人心？（要知道，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用了数百年）原因确实是“原理适合了国情”。什么国情？那就是传统。孔子不信鬼神，曾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贡挖空心思，编了个难题“死者有知乎”？想考老师是否果真“不言怪力乱神”？孔子答曰：若说有知，怕妨碍孝子贤孙以生送死；若说无知，又怕不孝子孙弃亲不葬。多巧妙？问鬼事，答人事，滴水不漏，唯物观坚定如磐。再有，孔子的人生观以“中庸”为圭臬。中者，允执其中，庸者，用意平常，即时刻以“执中”考虑问题。要“执中”，就要先明辨四方八面，这个明辨过程是不是辨证思维？

某些日本人爱说“日本是东方文化的正宗”，委实有些“小妾心态”：卖弄自己那几分嫩色时，就忘了曾是谁引其入门。但日本振兴传统文化的历程却极富启发：人均国民收入1500美元时，全盘西化盛行；2000美元时，西化热降温；3000美元时，日西均衡；7000美元时，传统价值观重新受到推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过类似观点：主义之争是暂时的，文化之争是永恒的。惟愿我们不要等到囊中鼓胀后，才依稀有传统，恍惚有祖宗，误了自雄时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评选出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孔子位居榜首；1988年1月，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共同签署了《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宣言》，称“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中国人该不该感到振奋？

千年横越，浮华汩没；我山之石，岂不攻错？即或为斧削封建糟粕！孔子处人，“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我们就没胸襟见他百善，忘他三非五非？有人曾让丘吉尔在印度和莎士比亚之间选择其一，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我们没有印度可选，难道就可以不要孔子？就能容忍一则幽默将民族偶像击倒？

倘若你能记住共和国的诞生日，那么请记住：此前，整整两千五百年零三天，中国诞生了一位世界巨人——孔子！那天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德先生”曾将孔子绊倒。今天，我们要轻轻地提醒他老人家——请尊重中国人民的“千秋重器”。仲尼曾讲过一句话，证明他是您的开山弟子：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编辑：潘瑞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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