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入周问礼及其相关问题
来源:作者:梁晓景 2007-05-20 14:09
说明:本文原载洛阳市历史学会主编《河洛文化论丛》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本文作者梁晓景,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副研究员。
洛阳老庄研究院
李莉 整理排录
孔子(公元前551~478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据史书记载,他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先王之遗制。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但自有清以来,孔子入周问礼之事,学者或有异议。因此,我们谨就孔子适周问礼及其相关问题,略作梳理和考辨,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孔子适周问礼的内容和目的
孔子适周问礼的内容,据《史记》等典藉所载,约有三项:
(一)问礼于老聃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史藉多有记载:
l.《史记·乐书·索隐》引《大戴礼》云: “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
2.《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 “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3.《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己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伪,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姓李,名聃,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境)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生于春秋末期,博学多闻,曾任东周王朝的征藏史,掌管图书典籍,著《道德经》五千言,孔子曾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称老聘为“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孔子问礼于老聃后,名声大振,门下学生日益增多。
(二)学乐于苌弘
苌弘是东周景王,敬王时的重臣。《史记·乐书·索隐》引《大戴礼》云:孔子适周“学乐于苌弘”。《礼记·乐记》载:“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这是说孔子适周,曾向苌弘学习音乐知识。
《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豕蔡侯般杀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哀公三年》载:“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七月癸卯,周人杀苌弘。”《淮南子·汜论训》说:“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高诱注:“数,历术也。”《史记·天官书》也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周室,史佚、苌弘。”《庄子·胠箧篇》云:“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戳。”崔云:“胣,裂也。”苌弘公元前531年始见传记,是周室景、敬时期的重臣。他博学多闻,天文历数,无所不通,在诸侯各国颇有影响。后因在晋国贵族内的知、赵、韩、魏、范、中行氏六卿的斗争中,周室的刘文公支持范氏,范氏失败后,赵鞅责问周室,公元前492年周室归罪于苌弘,于是杀苌弘。因此,孔子入周问礼时,曾向博学多闻、通礼乐之源的苌弘学习音乐知识,是回合乎情理的。
(三)观先王之遗制
洛邑为周之王都,周室的图书典籍、庙堂文物,尽荟于此。《说苑·敬慎篇》载:“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鍼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这是说孔子入周问礼时,在周室太庙里看到“金人”的事。《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聘,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以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鲁昭公)曰:“请于孔子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所之……”公曰:“诺。”与之一乘车、两匹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孔子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侧,察庙朝之度。……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与兴废之诫焉。……又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南面以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望之,谓从者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今本《孔子家语·观周篇》虽属晚出,但其与《说苑·敬慎篇》相互参证,说明孔子适周,曾“观先王之遗制”,是非常可能的。
孔子适周问礼的目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春秋左传序·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於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相表里。”这是说孔子适周是为“修春秋”而来的。我们认为孔子观周,当属信史,然其“干七十余君”、“与左丘明乘”云云皆不可信。杨伯峻先生说:“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传》甚至说有未曾经过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修春秋’;现今的《春秋》,则是经过孔丘所修改过的。孟子甚至说《春秋》是孔丘著作的。这些都是不可凭信的推测之辞。……《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⑴可见,孔子是否修过《春秋》尚难确定。即使孔子晚年修过《春秋》,但他入周问礼是在三十岁之前(详后),当时是否已有修《春秋》的打算,更难判断。因此,孔子入周问礼为“修《春秋》”之说,亦属推测之辞。孔子入周问礼尚在青年时期,他问礼的目的不过是要广泛地学习礼乐知识罢了。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孔子适周,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先王之遗制,目的是要广泛地学习礼乐知识,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考
孔子师老聃,并非“适周问礼”一事,他还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礼记·曾子问》载:
曾子问曰: “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 ‘丘,止枢就道右,止哭以听变。即明反,而后行,日礼也。’反葬,而丘问之。”
这里的“堩”,是墓地的道路,“巷党”为地名。《论语·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高亨先生指出:“《论语》有巷党,《曾子问》也有巷党,都与孔丘有联系,当然是一个地名。……《论语》的巷党即在鲁国,《曾子问》的巷党也在鲁国,更是没有疑义。”⑵可见孔子从老聃学助葬的地点当在鲁国。
孔子从老聃学助葬的时间。边韶《老子铭》、《隶释》卷三、《水经注·渭水篇》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说明孔子十七岁时曾问礼于老聃,《曾子问》记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遇日食。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年十七”时当是鲁昭公七年。《春秋经》载:“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这些记载恰相吻合,决非偶然。《论语·为政篇》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十七岁正是发奋学习之时,老聃即然到了鲁国,孔子师老聃问礼,是合乎情理的。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聃亦在鲁国。《左传·昭公十二年》:成景之族“杀甘悼公(即甘过),而立成公之孙鰌,杀献大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反]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高亨先生指出:“‘及’当作‘反',字形相似而误。‘反'是召回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召回阴忌、老阳子五人。……老聃字伯阳,与《左传》称他为老阳子相合。……可见,老聃就是老阳子。老阳子于鲁昭公十二年以前被甘绰公或甘简公所排挤逃往鲁。鲁昭公七年老阳子正在鲁国,所以孔丘得以向他们问礼,从他助葬,而遇日食,这也与《曾子问》等记载孔丘问礼的地点和时间相吻合的。”⑶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的地点是在鲁国,时间为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25年)夏四月甲辰,这时老聃因受周室甘绰公(或甘简公)的排挤正避难于鲁国,当时孔子年仅十七岁。这是孔子第一次向老聃问礼,与他后来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是先后不同的两回事。
三、孔子师老聃辨伪
孔子师老聃,古史颇多记载。《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潜夫论·赞学》云:“孔子师老聃。”《白虎通》等亦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孔子曾拜老聃为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庄子》所载孔子两次师老聃的事,却是极不可信的。
孔子南至沛见老聃为寓言故事。《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至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云云,是说孔子五十一岁时曾南至沛地(今江苏沛县境)向老聃问礼,学者多信其说。其实,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五十一”时当为定公十年(前公元500年),早在定公九年,他年五十时,鲁定公即“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孔子摄相事,会齐侯于夹谷,迫使“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孔子从定公九年至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年五十六时,皆在鲁国为官,“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忙于政务,从未离开鲁国。同时,钱穆先生指出:“《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⑷如前所述,《曾于问》孔子从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在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与孔子“南至沛见老聃”的时间、地点炯然有别。因此,所谓孔子年五十一“南至沛见老聃”之事,纯属寓言故事,断不可信。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为汉人附会之辞。《庄子·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漫,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云云,这是说孔子曾西藏书于周室。钱穆先生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书,”⑸当是。故所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实为汉代纤纬家附会之辞,亦不足信。
由上所述,《庄子》书中所谓孔子“南至沛见老聃”及“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两件事,皆非信史,而属寓言故事和附会之辞,它对考定孔子适周的问题,造成了极大混乱,今天我们予以澄清,是有重要意义的。
四、孔子入周问礼的时间
孔子何时入周问礼?史籍没有明确的记录,故学者认识不一,自有清以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1.昭公二十四年说。清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前522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前501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前535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是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这是说孔子入周问礼的时间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即公元前518年,是年孔子三十三岁。对这种说法,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卷十二亦有类似的驳议。可见,此说难以凭信。
2.定公九年说。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五说:“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於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这是说孔子入周问礼在其年“五十一”之时,即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然郑环《孔子世家考》说:“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可见“五十一”之说,亦难使人信服。
3.定公三年说。孔广森《经学厄言》云:“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于苌弘,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之三年欤?”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这是说孔子适周是在定公二或三年 (即公元前508或507年)。然钱穆驳之曰:“《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征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⑹可见,定公二、三年之说,亦不可靠。
4.哀公十四年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这是说孔子适周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五月。钱穆亦驳之曰:“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比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杀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且众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於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⑺可见,此说属臆想之辞。
上述诸说皆难凭信的根本原因,是把“孔子适周问礼”、“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与“南至沛见老聃”三事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孔子适周问礼与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本属孔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向老聃问礼的两次活动,孔子“南至沛见老聃”更属杜撰,特别是皆以“日有食之”为衡量标尺,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矛盾百出,难合符楔。那么,孔子入周问礼究在何时?这确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我们试作探考:
孔子入周问礼时间的上限应在鲁昭公十二年之后。如前所述老聃在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因受周王朝贵族的排挤,曾寄居鲁国。昭公十二年阴忌,老阳子(即老聃)等五人被召回周室。“老子回国后仍任王朝征藏史”⑻,同时,孔子入周曾“学乐于苌弘”,但苌弘在《左传·昭公十一年》始见传记,说明苌弘在此之后才名闻于世。因此,孔子入周问礼的时间不得早于鲁昭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30年。
孔子入周问礼时间的下限应在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王子朝之乱”以前。据《左传》所载,昭公二十二年四月,周景王死,因王位继承问题,王室发生内讧,暴发了长达十多年拉锯式的内战,史称“王子朝之乱”。到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失败与“召氏之族、毛伯德、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高亨先生说:“公元前五一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老聃五十七岁,大概因为王朝图书被运走,老聃失去职位,就往秦国去了。”⑼这说明自“王子朝之乱”暴发后,周王室颇于战火,特别是五年后老聃也因图书被劫,失掉了官职而离开周室。因此,孔子入周问礼的时间不能晚于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四月。
同时,《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景公说。”这说明鲁昭公二十年(即孔子三十岁那年),孔子尚在鲁国,时隔一年,周王室即发生内乱,故孔子适周的时间当在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之前为宜。
必须指出的是,陪同孔子入周问礼的南宫敬叔,绝非生于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左传·昭公十一年》载:“五月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修好,礼也。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这似乎说明南宫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即公元前531年。如是,到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时,南宫敬叔年方十岁,怎么能言于鲁君,出门从师呢?我们若细心分析,不难看出,泉丘女是在鲁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孟僖子与邾庄公会盟祲祥后,才投奔孟僖子的,如按正常生理规律,泉丘女十月怀胎,到第二年初才能生下南宫敬叔。同时,如按文意看南宫敬叔与懿子似乎是同胎所生,会这样奇巧吗?这些都存在着极大的疑问《左传·昭公七年》载:“九月,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闯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天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由此看来,早在昭公七年之前(公元前535年)南宫敬叔就已出世。可见,《左传》关于南宫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的记载是错误的,它给学者断定孔子入周问礼的时间带来颇大混乱,现在这个症结总算解开了。但是,南宫敬叔到底生于何时,尚难准确判定,我们假定他小孔子十岁,生在鲁昭公初年。到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已近十八、九岁了。这时他出门从师西入周室是很有可能。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孔子入周问礼的时间,当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之后,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之前,很可能在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前后,这时孔子年二十八、九岁,南宫敬叔约十八、九岁。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把孔子适周问礼的时间列在孔子十七岁之后与三十岁之前是很正确的。
五、孔子适周问礼当属信史
自有清以来,学者把“孔子适周问礼”、“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以及“南至沛见老聃”三事混为一谈,并受南宫敬叔生年问题的制约,致使对孔子是否适周问礼之事产生怀疑。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一谓“孔子适周见老子为传说,非信史”⑽,就是其代表看法。我们在上述考辨的基础上,再对孔子适周问礼之事补证如下:
首先,《史记》有关孔子适周问礼的记载必有所本。司马迁为古之良史,他在《史记·孔子世家》、《老子传》、《孔子弟子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序》等篇中对孔子入周问礼的目的、内容和经过,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记述,这些文献必有所本。只是因为孔子在适周问礼时,尚未显名于诸侯,故史书记载有缺,司马迁根据汉代尚能看到的史料或传闻,将孔子适周问礼之事大略记录下来,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礼记·乐记》是战国儒家专讲音乐理论的著作,所载“唯丘之闻诸苌弘”与《史记·乐记·索隐》所引《大戴礼》孔子适周“学乐于苌弘”的记述相合。春秋时期,周王朝与鲁国的交往,《左传》载之甚详,未闻苌弘赴鲁之事,亦未见孔子在别处与苌弘交往。因此,当孔子到达周室后,曾向博学多闻的苌弘学习礼乐,是很可能的事。
第三,洛邑是东周时期的王都,也是当时全国礼乐文化的中心。这里不但藏有丰富的图书典籍,庙堂文物,而且有学识渊博的老聃、苌弘等哲人聚居。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足迹踏遍齐、卫、陈、曹、宋、郑、陈、蔡、晋、楚等国,他不可能不到周室来问礼朝圣。
第四,今洛阳老城东关大街文庙前有一通“孔子入周问礼碑”碑身为长方形,龟形座,通高5.8、宽5.4、厚0.9米,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此碑是由清雍正年间河南府尹张汉书,洛阳县令郭朝鼎为纪念孔子入周问礼之事而刻立的。可见,孔子入周问礼事在洛阳流传至今,成为美谈。此碑虽刻立较晚,但并非凭空臆造,故亦可作为孔子曾入周问礼之旁证。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大戴礼记》、《史记》等史籍,有关孔子适周的文献,当为信史。因此,那种“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⑾的观点是错误的。高亨先生指出:“孔子确曾到过周王朝。”⑿是很正确的。
注:
⑴《经书浅谈》71-74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⑵⑶⑻⑼⑿高亨:《老子注释》6页、7页、12页、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⑷⑸⑹⑺⑽⑾钱穆:《先秦诸子系列考辨》卷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编辑:潘瑞瑾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