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孔子研究 >儒学史研究

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

——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

2016-11-29 16:55:00  作者:王红霞  来源:孔子研究

  摘要: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鬼神之明;墨家;儒家

  上博简《鬼神之明》主旨清晰,在谈论鬼神赏善罚恶方面的公正与否时,明确提出了“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论断。墨家的鬼神观在诸子中独具特色,一再宣称“明鬼”,且力证鬼神能够“赏善罚暴”。《鬼神之明》甫一面世,学者们便从多个角度研究该文与墨家的关系。应该肯定,学者们的研究多信而有征,不谓无据。然而,细绎简文之意与先秦时期的鬼神观念,愚以为不必局限于墨家一家,尚有不同的思路可以提出讨论。

一、关于《鬼神之明》的学术观点梳理

  上博简《鬼神之明》篇幅较小,抄写在不足五支简上。为了方便行文,根据曹锦炎先生的隶定,参照学界的研究成果,将释文附录如下: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昔者尧舜汤仁义圣智,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长年有誉,后世述之。则鬼神之赏,此明矣。及桀纣幽厉,焚圣人,杀诛者,贼百姓,乱邦家。此以桀折于鬲山,而纣首于岐社,身不没,为天下笑,则鬼[神之罚,此明]矣。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荣夷公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如以此诘之,则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故]吾因解鬼神不明,则必有故。其力能致焉而弗为乎?吾弗知也;抑其力固不能致焉乎?吾或弗知也。此两者歧吾,故[曰:“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此之谓乎!”

  墨子“非命”而“明鬼”,提出鬼神“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墨子·公孟》)。这些内容恰恰与《鬼神之明》所论是同一主旨,因而学者们多选择从《鬼神之明》与墨家关系人手,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笔者将学者们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鬼神之明》属墨家文献。整理者曹锦炎主张简文属于《墨子》佚文。日本学者浅野裕一从讨论主题、表达方式的相近性得出结论:“将《鬼神之明》看作是墨家的著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还提出《鬼神之明》属于今本《墨子》中故事类佚文,并且与《墨子·亲士》以下七篇为同一类佚文的可能性极高,且最晚于战国前期已经成书。日本学者西山尚志也断定“《鬼神之明》是属于墨家的文献”。

  然而,《鬼神之明》中对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质疑毕竟与《墨子》中鬼神“必明”的绝对化有很大的差别,连整理者也承认《鬼神之明》一文中的“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命题,与《墨子》强调“鬼神之明”是不同的。《鬼神之明》与《墨子》思想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将《鬼神之明》归之于墨家,必然需要弥合二者在论断上的巨大鸿沟。

  于是出现了第二种观点,即《鬼神之明》乃墨家中动摇者的思想。墨子弟子跌鼻、曹公子、某游于墨子之门者都曾对墨子的鬼神思想表示质疑。墨子有次生病,跌鼻认为他的老师墨子为天下苍生到处奔走,甚至可以称为圣人,如果鬼神真的有赏善罚暴的能力,墨子不应该生病,由此怀疑鬼神之明。

  据《墨子·鲁问》记载,曹公子到宋国为官,三年后见到墨子说:“我最初到先生门下求学,穿着短的粗布衣服,吃着野菜那样的粗食,早晨吃过,晚饭可能就没有了,不能够祭祀鬼神。现在您的教育之下,家境比当初殷实了。家资殷厚,便谨慎地祭祀鬼神。然而,家人多有死亡,六畜不蕃,自己身染疾病,我不知道老师的学问是否还可以用。”

  《墨子·公孟》记有一个到墨子门下求学的人也曾抱怨说:“先生认为鬼神明智,能给人施福降祸。鬼神能给善良的人带来富裕,给施暴的人带来祸患。我侍奉先生已经很久了,但是福报却还没有来。或许先生的话也有不对的地方?还是鬼神并不明智?我为什么还得不到福报?”

  据此可知,对鬼神有所不明早已在墨家内部讨论过,由此有学者推断《鬼神之明》属于墨家中的“别墨”。日本学者冈本认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鬼神之明》虽然在墨家内部得到过讨论,但没有被纳人《墨子》本书中,最终被放弃了。”王中江先生提出:“由于《鬼神之明》的问题、背景和思想资源,看得出来都与《墨子》和墨家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应该是作为墨子鬼神学说的修正者和改革者而出现的,大体上可以算作是墨家的一个旁支或更疏离于墨子的‘别墨’。”韩国学者李承律的研究结论与王中江接近,他从《鬼神之明》一文问题意识与语言特征分析,认为此文无疑是战国时代的墨家一派的作品。墨子弟子确曾对鬼神之明表示质疑,然而质疑鬼神者未必都是墨家之人,这在逻辑学上是很简单的道理,因而将质疑鬼神之明者都归于墨家于理不合。

  第三种观点认为《鬼神之明》不是墨家的作品。丁四新明确指出:“《鬼神之明》并不是墨子及其弟子的作品,当是比荀子略早或者同时期出现的作品。”曾振宇认为:“楚简《鬼神之明》思想虽与《论语》、《墨子》有相通之处,但‘鬼神又(有)所明,又(有)所不明’合恰正是墨家所一再批判的观点。因此,就楚简《鬼神之明》全篇基调而论,断定其为墨家文献确有方凿圆枘之嫌。”徐华根据《论衡》所述董无心的思想,认为《鬼神之明》的提问者是儒家门人董子,简文属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中所收的《董子》。

  综合现有的文献可知,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抛开墨家的鬼神观来研究《鬼神之明》,或许有不一样的收获。

二、《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文献

  从学派角度考察,《鬼神之明》是儒家文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子路关于鬼神、生死的问题,而要子路将注意力转向现世的人生。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樊迟问孔子怎样才能称得上“智”,孔子答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孔子认为真正的明智之举是远离鬼神,把精力放在“务民”上。

  不少学者据此认定孔子对鬼神持否定态度。王治心在民国时期刊文说:“质言之,他(孔子)是不信鬼神的。”张岱年肯定:“孔子对鬼神持存疑态度,……儒学不信鬼神。”杨伯峻也说:“孔子是不迷信的。”可以说,赞同孔子是无神论者是学界的主流思想。

  其实,仔细分析可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将鬼神问题后置。朱熹洞悉孔子思想,并以此教导弟子说:“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莫要枉费心力。”也就是说,朱熹和孔子一样,让弟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用常行上,对于鬼神事不必急于搞清,这里显然没有否定鬼神。

  “敬鬼神而远之”更是没有否认鬼神之意,且主张对鬼神要“敬”。孔子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都保持着虔敬之心,享祭对象当然是鬼神。鬼神包括天神、人鬼、地祇三类,涵盖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林川泽、祖先等各种神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朱熹引程子语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敬。”并说:“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

  传世文献中,孔子鲜有正面回答弟子鬼神之问者,孔子与宰我的这段对话较为独特:

  宰我问于孔子曰:“吾闻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谓,敢问焉。”孔子曰:“人生有气有魄。气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者,此神之著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孔子将鬼神解释为气和魄,朱熹继承了孔子之说,提出:“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必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更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圣人“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这与《易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思想是一致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鲁邦大旱》一文,更体现了这种“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礼记·表记》)的思想。

  《鲁邦大旱》记载,鲁国发生大旱,鲁哀公向孔子咨询对策。“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孔子直指大旱是国君在政治上“失诸刑与德”所致,随之提出弭灾之法:“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如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正刑与[德]”。孔子给了鲁哀公两条建议,其一是不要爱惜圭璧币帛等宝物,用来祭祀山川;其二是“正刑与德”,在施政上加以改进。

  弟子子贡对孔子提出祭祀山川颇有异议,说:“否。抑吾子如重命其欤?如夫政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子贡认为倘若山川有灵的话,不需祭祀也应及时下雨。因为天不下雨,石头变焦,树木枯死,河水干涸,鱼虾死亡,山神、水神应该比我们还着急,何必看重这种攘除旱灾的祭祀?子贡作为常伴孔子左右的弟子,竟无法真正洞察孔子的鬼神思想,可见孔子确实极少谈论鬼神。

  何晏《论语集解》中记有曹魏时期陈群对“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所作的注。陈群认为孔子的意思是:“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也。”鬼神难明,这个东西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否定鬼神存在,则民不敬天地祖先;肯定鬼神,则使得人们沉溺其中。子贡向孔子请教人死之后有知无知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即体现出肯定和否定都不合适的进退维谷之情:

  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说苑·辨物》)

  孔子分别剖析了肯定死后有知和无知的弊端。如果子贡一定要搞清楚的话,自己行将就木时自然就会明白,到那个时候知道也不晚。在孔子那里,鬼神根本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因而为了民生,孔子不否定鬼神,也极少谈论鬼神,而是要人们把精力集中于人事上。

  当然,与百姓事神致福的目的不同,孔子祭祀不是为了求福,更不是为了避祸,而是认为福寿与德性有关。马王堆帛书《要》篇记有孔子之言:“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系也。”孔子也祭祀天地鬼神,但不多;也卜筮问卦,但也不多。孔子处处以人为本,以君子德行为本,注重现世和人事,远离鬼神,并不是否定鬼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人道教化居于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而神道设教起辅助作用,也有一席之地。

  刘家和先生对人本与无神的关系分析得鞭辟人里:

  人本思想不等于无神论(Atheism),它并不要求人民在思想上排除对于神的信仰,而是要求人民在处理人神或天人关系时以人为本。在古代中国、希腊以及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思想都很盛行,而那时的人本思想都未曾排斥对神的信仰;毋宁说,它承认在人与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或“拔河”关系。人本思想只是告诉人,在这种关系中不能忘记了人是根本,即使你信神,那么目的也是人而非神。

  或许由于孔子极少谈论怪、力、乱、神,再加上鬼神本身难以阐明,使得孔门后学在鬼神思想上分歧极大。学界一般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其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子思认可鬼神,认为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他提出鬼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都在我们左右,因此,做人必须真诚无妄。

  孔门后学中也有持无鬼思想者,如曾子的弟子公明仪就明确否认鬼神的存在,儒家弟子董无心也不相信鬼神(《论衡·福虚篇》),“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董子难以尧、舜之不赐年,桀、纣不夭死。”

  孟子提出“知天”的理论,他“把天看做可以回应(response)人们的感受和需要的力量”。荀子则对神道、巫术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但也洞悉智识之人与普通人对祭祀认识不同,“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墨子曾学于儒门,也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鬼神思想。基于对孔子鬼神观的误解,他对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需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不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针对儒家弟子公孟子的“无鬼神”,墨子讽刺他不相信鬼神却学习祭祀礼仪,就好像没有客人却学习待客之道,没有鱼却织渔网那样可笑。

  总之,孔门弟子中有相信鬼神存在的,有质疑鬼神的,也有否定鬼神者。前贤对《鬼神之明》的研究中,或依据墨子尊信鬼神而肯定《鬼神之明》是墨家的文献;或依据《鬼神之明》对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论断,而推测是墨家中对鬼神的质疑者,当属于“别墨”。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说,既然孔子、子思并不否定鬼神存在,那么《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者说,儒家弟子中也出现了质疑甚至否定鬼神者,同样也可以推测为儒家的别派。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

  我们跳出学派属性,将视野放在整个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考察一下有识之士与普通士庶的鬼神观念。

  春秋时期,有识之士更加注重人的价值,甚至于将人的地位置于鬼神之上,如季梁说过:“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周太史史麗预言虢国亡国时说:“號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曹刿提出“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国语·鲁语上》)。神根据民的意志来赏善罚恶,鬼神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

  子产在郑国发生火灾时,不同意祭神除灾,并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因为这一举措,子产曾被认为是春秋时期无神论的代表,“代表了当时无神论思想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子产虽然当时反对祭神除灾,然而不久,子产便“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左传·昭公十八年》),即修筑祭坛祭祀水神玄冥、火神回禄,祈祷他们救治火灾。可见,子产并没有否定鬼神。他还曾用魂魄回应人死后是否为鬼的问题。鲁昭公七年(前535),子产出访晋国,赵景子问:“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回答说:“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左传·昭公七年》)

  《管子·形势解》也曾谈论鬼神: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壁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壁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

  这里明确提出“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鬼神注重的是人主是否得理义、顺民心、赏罚得当,否则,即使祭祀丰厚,鬼神也不会襄助。这里与宫之奇的“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意义相类。《管子》中“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管子·轻重丁》)可谓一语道破鬼神之意。管子不相信鬼神,只是将鬼神作为神道设教的工具,因为愚昧之人相信鬼神,智者可以利用鬼神、差遣愚者、役使鬼神。普通人祭祀神灵是“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诱哄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春秋时期的普通人虽偶有“怨天”之举,但对鬼神笃信不移且态度虔诚,只有少数先进的思想家提出“神应乎人”的观念,重人轻鬼,但仍然没有否定鬼神之意。“春秋时期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神的存在与伟大,都深信不疑。与鬼不同,在春秋时人的心目中,神没有善神与恶神的区别。几乎所有的神灵,都是聪明正直公平的代表,是正义的化身,是裁定人世间争端的最后主宰。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是智者还是愚者,都无不把敬重神灵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真正的无神论者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出现,即使是相当进步的思想家,也都还没有达到否定神的存在的地步。”

  战国时期则与春秋时期稍有不同,鬼神观相对淡薄,诸子对鬼神有普遍否认的倾向。《墨子》专设“明鬼”章,与“今执鬼论者”展开辩驳,说明当时社会中怀疑鬼神者不在少数。庄子就曾怀疑鬼神:“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庄子·寓言》)阴阳学家曾被误以为专讲阴阳鬼神之学,班固则澄清说那是阴阳家中的“拘者为之”,这部分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汉书·艺文志》),认为真正的阴阳家是敬天爱民的。

  韩非子不相信鬼神。他认为鬼神观念来自于疾病灾祸,倘若没有疾病灾害,百姓对鬼神的态度就淡薄得多。韩非子认为战争的胜负与卜筮鬼神无关:依靠占卜吉凶来进行战争是愚昧之举。“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国家的盛衰也与龟甲等通灵之物无关。越王勾践依仗龟甲所显示的吉兆同吴国打仗,结果打了败仗自己成为俘虏,并为吴王服贱役;当越王勾践返回越国后,丢弃龟甲,彰明法度,亲近老百姓以报复吴国时,勾践胜利了,吴王夫差被擒。龟甲占卜吉凶的价值由此得见。

  战国时期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宋康王为了成就霸业,竟然“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威服天下鬼神”(《战国策·宋卫》)。敢于射天鞭地,斩断并焚烧社稷神坛,以示自己的声威可以震慑鬼神,在战国实为罕见。宋康王已经不再敬事鬼神,而是蔑视甚至践踏鬼神,这已与商周时期战战兢兢地奉事鬼神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近年来,大量战国简牍的问世,为我们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战国画卷。仅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日书就有九店楚简《日书》、放马滩秦简《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周家台秦简《日书》等,这些日书反映了民间百姓的各种禁忌,说明崇信鬼神还是相当普遍的。面对各种鬼神,普通百姓也不是束手以待,而是发明了各种驱鬼办法,如睡虎地秦简《诘咎》篇即是专讲驱鬼、避鬼之术的文章,面对不同的鬼,可以用弓、矢、杖、猪粪、狗粪、灰、杀、黄土、芦苇等工具,还可以“击鼓奋铎噪之”来吓唬鬼。虽然鬼神在战国时期普通人的心目中依然意义重大,但是在有些时候人类已有了降伏鬼神的力量。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鬼神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广泛存在着对鬼神的崇信,另一方面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亦不鲜见。由此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是墨家特有的,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

四、结语

  在探究《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时,李锐既没有将《鬼神之明》归于墨家,也没有归于儒家,而是认为“完全不必急于给《鬼神之明》这类著作作出学派定型”,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片言只语、三言两语的‘异中之同’,就急于对文献的思想属性作出判断。从传世文献乃至出土文献中找出文句、观念相近的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献,但是并不足以让我们判定所有文献的学派属性”。笔者非常认同此说,故主张对《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不必急于作出结论。

  具体到鬼神研究方面更是如此。重视鬼神是先秦社会的普遍状况,并非墨家独有。而我们在研究《鬼神之明》时,似乎总是围绕着墨家,虽然很多研究的结论确实颇为独到、很有价值,然而这种方法使我们把目光都聚焦于一处,极易形成视野的“盲点”。只有以更加宏阔的视野、从多维视角加以考量,才能更接近真正的历史事实。反思我们当今判定学派属性的方法,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到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不止《鬼神之明》,很多新出简帛,如上博简《三德》、《凡物流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等,都有反映天人和鬼神思想的内容。跳出这一思维定式,以更多元的视角加以阐释,其结论必定更加客观、合理。

责任编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