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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文献的

2017-02-28 14:34:00  作者:安乐哲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公众号

   

  中文资料库中有一些深刻的“哲学”文献,如《易经》《论语》《中庸》《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但这类文献并没有被当作哲学来对待。这是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过程中的严重缺陷,这也是推动我与他人合作的动力源。起初是传教士,后来是汉学家在翻译和诠释这些文献。反而,哲学家们只是偶然或浅显地接触中国哲学资料。我们不是要指责传教士的良苦用心,也不认为有什么可以替代优秀汉学家对语言、历史、文学、文化的精通和识别力。但对中国文献的非哲学解读无法引起哲学受众的关注,他们也不会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化,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面对非主流哲学类别的边缘化,哲学这门学科其实是不作为的。哲学研究者的一项职责就是识别和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在尽可能宽泛的范围内定位问题。当我们穿梭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会发现各种文化的特征和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哲学家有责任去寻找并理解那些不常见的思想。文化不但是解决哲学问题的资源,还可以防止文化简化论和种族优越论导致的错误想法。所以,缺少哲学家向西方受众诠释中国哲学是一种损失。 

   

  西方人文主义者在试着解读中国经典哲学文献的过程中,不经意植入了他们的臆断,使表述中国哲学的词汇带有特定的色彩,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中国哲学,首先经过“基督教化”的洗礼,然后又被渲染了“东方化”玄妙神秘的色彩,这与我们所追求的理性启蒙是相悖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即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也通常不是置于中国哲学的框架或哲学问题的范畴中来理解和分析的。 

  新近的考古发现了一些现有文献的新版本,还发现了许多失传已久的文献,这在英语世界中掀起了重新翻译中国哲学经典的热潮,同时也为西方哲学家反思和调整对中国哲学的阅读标准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这让我们有机会发挥想象力,通过文献原有的术语和思想背景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和解读。 

  

  我和合作伙伴提出了新的哲学翻译策略,搭建一个框架,通过前言解读背景、更新哲学术语表的关键词条、运用自觉性诠释翻译方法,并提供重要语句的中文原文。我们称这种翻译为“自觉性诠释”(self consciously interpretive),并不意味着只要愿意就无需像其他译者那样忠于原文,而是我们认为所谓直译法不但幼稚,且带有文化偏见。 

  我们认为,目标语英语带有一种哲学臆断——如果没有大量的介绍和术语,中文文本的哲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此外,如果译者无法自觉公正地克服自己的“偏见”,却找借口说参照了一些“客观的”词典(事实上该词典本身就带有严重的文化偏见),那么译者其实是欺骗了读者两次。 

  每一代人都会选择一些思想先驱,并按照自己的想象对其进行重新塑造。每一代人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建构世界哲学经典。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就算对中国哲学原典进行谱系式、历史主义理解,我们也得承认受到了时空的限制。所以,我们的自觉性诠释,并非草率行事或忽视学术语库,而是认可其基础作用的。  

  我们挑战对原典的现有诠释,既要有解构主义精神,又要有计划性。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这些常见的哲学术语翻译,没有充分尊重西方常识与早期中国古代文本蕴含的生活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那些看起来最舒服的语言或译者乍看下认为最靠谱的目标语词汇,可能会人为地把我们原来并不了解的事物一下子变得似乎很熟悉。把“道”翻成“theWay”,“天”译作“Heaven”,“礼”译为“ritual”,就是传统翻译中对中文改写太多的明显例子。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标准汉英词典和术语表使用的正是此类翻译方式。   

  如此翻译让使用这些参考书的人不加批判地认为这种方式是对文本“忠实”且“保守”的转换,事实上这是在与长期以来的文化模棱两可态度保持一致。我们认为这种传统翻译模式其实是要求彻底解释原文。有意或无意地把文本从其历史和思想土壤中移植到完全不同的哲学情景中去,是对该文本的任意歪曲,会彻底损害其根本含义。尽管我们的协力合作还不够完美,但把这些文本回归到其所处历史文化的背景中才是真正的忠于原文。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用另一套不当的程式来替换目前不当的中国哲学术语翻译法。在对关键术语进行翻译时,我们只想让它发挥提示性“占位符”的作用,让读者回顾术语表,探寻其含义,并希望他们可以自己去理解中文术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认为,语言的局限就是世界的局限。同样,我们主张研究者需要学习语言来理解中国哲学。就像阅读古希腊文献时,我们会认知“宇宙(kosmos)”“理性(logos)”“精神(nous)”,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在研读中文文本时,对“道”“天”和“礼”也要有一种精微的理解。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中文术语的基础上逐渐走进中文世界。  

  我想再说说作为我职业生涯标志的这些合作关系。首先,我一直把这种合作方式看作是一种从儒家哲学中学到并付诸实施的经验。联合是不争的事实,没有谁仅靠自己就能成事,在个人成长和知识生产中尤其如此。我在与刘殿爵先生、郝大维和罗思文合作著书的过程中获益良多,不仅从各位风格各异的优秀学者身上找到了知识分子间的亲密感,还与他们合二为一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我必须掌握整个合作成果。比如在专业会议上被问及某个哲学主张,我不能装模作样地说自己不懂,这是合作伙伴的想法。合作不但要求掌握内容,还要全部认可其中观点。我最新的专著是2011年出版的《儒家角色伦理之词汇》(Confucian Role EthicsA Vocabulary),阐述了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上所讲的内容。出版时我被当作该书的唯一作者,但事实上,这本书融汇了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应该把每位合作伙伴的名字都写在封面上。 

  文本原载于《孔学堂》,原标题为《活着的中国哲学》;作者:安乐哲,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