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经历了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的四个形态的发展后，遭到“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反孔、军阀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的“尊孔”、全盘西化论的“非孔”三种势力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出现了当代新儒家。但是当代新儒家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却没有使儒学复兴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当代新儒家没有注意到，儒学自它创说之日起，其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这也应该是儒学在现代发展中的一个根本目的。学者普遍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序言》) 从孔子起，儒家学者就重视学以致用的问题，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反对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孔子要求士做能“躬行”的“君子儒”，政治目的的实现不能靠光说不做，而是需要去实干。
在学与用、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战国时期的稷下学者也大都注重现实，强调经世致用。《史记·鲁仲连列传》正义引用了《鲁仲连子》中的一个故事，说稷下先生田巴能言善辩，但不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只知道“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所以鲁仲连批评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解决实际问题，眼下齐国的处境很困难，敌军压境，大敌当前，“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拿出良策妙计。如果设有良策妙计，只知高谈阔论，那只不过是夜猫子叫，人人讨厌，你再也别说了。田巴羞愧得“终身不谈”。后来，鲁仲连看到齐将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就写了封信，用箭射到城中，送给燕将。这封信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方面，从燕将围聊城非智勇忠的行为方面，从历史上类似事件的教训方面，劝燕将撤离聊城。燕将看到这封信，“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己降而后见辱。……乃自杀”。(《史记·鲁仲连列传》聊城从而得以收复。其他如“为人排患释解纷乱”的事，鲁仲连也做了不少。类似上述的故事还有一些，但鲁仲连是其佼佼者。荀子对这种学风曾加以总结，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这种强调学用一致的风气是学宫中的一种正气。孟子强调“当务之为急”（《孟子·尽心上》），稷下齐国法家也强调“事莫急于当务”（《管子·正世》），“言必中务，不苟为辩”（《管子·法法》）。这都是说要注重解决当务之急的现实问题，不要脱离实际，空发议论。稷下先生们一般都是带有修务图治精神的，甚至像邹衍这样“作怪迂之辩”的，其五德终始的理论也是为新制度的出现服务的。其他先生们也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至于稷下先生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建树，多数更是为解决当时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服务的。如《考工记》，其中不仅记录了采矿、冶金、兵器制造、制革、制陶、造车、建筑、日用品制造等技艺，而且还把与这些技艺相联系的金属学知识、凹面聚光的光学知识、勾股弦定理等数学知识、振动的声学知识，滚动摩擦的力学知识、惯性以及空气动力学知识等等，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加以总结。这些无一不是稷下先生注重现实、经世致用学风的例证。
当代新儒家忽视了这种传统，所以复兴儒学没有成功。鉴于此，现在的儒学研究，除了在学理的层面出新之外，应该着重下力的，是把儒学往实用化的方向上发展。我的《实用儒学刍议》（《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谈到这个问题，与刘宗贤合作主编的《当代东方儒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重新强调了这个问题。
实用儒学和其他实用科学一样，应该特别注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应该说明的是，实用儒学与明清时兴起的实学并非一个概念。实学这一概念在唐代就出现过，它本来与经世致用是一致的。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探讨的实学思潮，则是指17世纪以来，受西方科技知识冲击后出现的实用之学，它是为了摆脱宋明理学的樊篱而走向经验科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实用儒学和经世致用应该永远是一个现实概念。实用儒学与当代新儒家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为了儒学理论上的重建，而是为了使儒学中有价值的内容能为现代社会利用。
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儒学的实用化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当1853年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岛国时，日本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是从日本儒学中寻找的。日本儒学之所以能成功地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内部具有转换新机制的活力。当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时候，它只不过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理论工具，但日本学者保存了其原始的实用意识形态特色。藤原惺窝把程朱和陆王折衷地调和到一起，建立了德川的新伦理体系；林罗山则把儒学和神道教调和起来。“日本儒学家为了实际利益对儒学做的手脚成日本儒学的共同模式”。（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这种模式被沿袭下来，当日本面临现代化冲击的时候，一系列的移植转化，使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科学运动、功利主义及民主平等观念，被较好地吸收到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日本文化意识中，并在教育制度、管理模式等具体层面上，得到较好的融会贯通，形成日本特殊的现代化文明。
在日本模式中，古典儒学的实用倾向得以保存。它未堕入儒家永恒主义和泛世主义，而是摆脱了宋明理学中高度抽象化和玄理化的学风，为日本人探求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内
在动力。日本模式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的另一启示是：必须吸收儒学中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并将之推进到具体而又可操作的层面，这才是对它的真正发展。
可惜的是中国儒学自宋明理学以后，儒家思想中的情感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被破坏，至清代更向极端发展。在当代新儒家那里，关于“大伦理学”、“小伦理学”，关于“改变社会规范的内在价值之源”，关于“良知自我坎陷”等理论对传统的说明和阐释很多。但平民百姓和西方社会对最一般、最浅层的儒学思想仍是所闻不多。“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使人们重新看到了儒学的希望。
儒学实用化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往往忽视思想领域对中国特色的教育和灌输的倾向而提出的对策。“儒学之实用化”提出，应建构系统性的儒学实用体系，为实际应用而改造儒学，对其至今有指导意义的积极面注意挖掘，而对其消极面则存而不论。当代儒学与现代化结合成功的经验，很多表现于实用层面，但目前对儒学的应用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体系化。儒学要与现代社会接轨，欲从现代生活范式中汲取足够的动力，应确立实践的机制，进一步向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地球村的形成，价值观的趋同倾向，都使得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明朗化，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儒学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也必然会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使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在增加，也使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实用化有了可能。自2004年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推行儒学实用化的载体。传统儒学崇尚统一、爱好和平的世界主义倾向，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为未来全球一体、多元文化并存、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儒家“天人合一”的综合性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都带有普世伦理的意义，带有实用化的色彩。故在当代全球化的趋势下，儒家伦理有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