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细读讲话，我们深切感受到，这“四个讲清楚”，是习总书记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工作提出的殷切期待和高度要求；这“四个讲清楚”，凝聚着习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文化自信、理论智慧和创新勇气；这四个讲清楚，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辨，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的积极探索。抚今追昔，我们深切感受到，在历经欧风美雨，复罹“文革”祸难，以至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观等几近“礼坏乐崩”的今日中国，习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指示和要求弥足令人感奋，催人前进。

　　在此历史性的时刻，作为孔子儒学的专业研习者，我们不由重温先贤柳诒徵先生的哲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儒学尤其是原始儒学实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代表；同时，基于我国近百年来特殊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历程，要落实习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期望和要求，也首先应努力将孔子儒学的渊源、内涵与传流、传播等问题“讲清楚”，进一步深化对孔子儒学的正本清源工作。

　　二十世纪初，伴随国难加深与西方文明的强势侵压，源起宋代的疑经、辨伪风气因缘时会，迅速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蔓延开来，产生深厚影响。由今视之，疑古辨伪固然体现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检讨，有其认识论上的进步意义；但疑辨过深过苛，则造成大量典籍文献的“冤假错案”，客观上亦助长历史虚无主义之风。在孔子儒学研究领域，许多原本可靠，与孔子、孔子弟子关系密切的文献、典籍被判为伪书或成书年代大幅置后，以致孔子儒学几无从可讲，孔夫子也受到严重“矮化”，甚至径直沦为“空夫子”。这一困局，曾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几乎无从清晰认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地下简帛古书问世，推动学界对疑古辨伪思潮进行反思，前沿学者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反思”等学术理念。在此背景下，学界对孔子儒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对孔子儒学的高度、深度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亦愈益清晰和深化。但是，认真对照习总书记“四个讲清楚”要求，反思、检讨学术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应当看到，举凡孔子学说的渊源、内涵，孔子儒家的形成、传承，儒学文献的解读、论析等相关领域，无不存在诸多不足与有待加强、深化之处，尚须进一步乃至长期的努力探讨。在此，我们不揣浅陋，结合“四个讲清楚”的内涵和要求，谨就继续深化孔子儒学的正本清源工作，从目力所及的几个方面，谈一些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中国古代文明——孔子儒学的源头活水

　　六七十年前，德国哲人卡尔·雅斯贝斯曾将孔子、老子乃至墨子、列子、庄子和诸子百家，列为世界历史“轴心期”的中国代表人物。此后，“轴心期”理论被众多研讨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激赏和引述，唯近来张京华先生则由王官学与诸子学关系角度，对此说提出强烈质疑。在我们看来，张先生的批评有其道理，但知人论世，雅斯贝斯于“欧洲中心论”并未全衰而中国则仍流行疑古辨伪思潮之背景下，将世界各大古老文明分列比较，复在此前提下，将各文明之哲人代表等列齐观，其视野、眼光、境界仍自有卓越之处。这且启示我们，在今日全球化的宏阔背景中，必须将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并列观照，以此为根基，考察孔子儒学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惟有立于这一高度，我们才有可能真切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与孔子儒学的研究和认识，系合之则双利，分之则两伤。

　　在这一点上，其实不乏沉痛的负面教训。在疑古思想盛行时期，大量典籍受到质疑乃至蔑弃，以致古史研究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从而出现“东周以上无史”的论调。甚至在殷墟发掘颇丰，中国考古学取得初步成就之后，不少人亦仅是将殷墟时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开始。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设使能厘清孔子儒学的渊源、脉络与其内涵、境界，倒有点像甫出母腹即满头白发的老子，令人难于置信。事实上，当时孔子儒学亦大受矮化，孔子被仅看作一个教育家，其学说也被认为只是关于世俗伦理的教训。究其底里，人们确实无法想象，在文明演进不足千年的时空里，如何会产生孔子这样一位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

　　历史往往在曲折中前进，人类认识亦往往在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起步较晚，复经战争摧折的中国考古学虽间或步履蹒跚，却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中国古代，主要是夏商周三个时期的年代学问题，终于对孔子所孜孜向慕的三代之世，亦即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重要阶段标出一个较前远为清晰、可靠的时间尺度，其对孔子儒学研究的意义自非同寻常，且将愈益凸显。

　　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掘和研究中，更具深度，且更令人感到震撼的可能是其中礼仪性、制度性的创制部分。例如，2003年，山西襄汾县陶寺文化大型建筑遗址，据考古发掘学者研究指出，其中的上层台基观测柱确有观日出授时的功能，证实《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图景。又如，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出土的玉器、漆木器和某些特殊陶器，往往被少数显贵人物占有，表现其特权，并具有特定含义。据学者研究，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始习俗，而是属于形成中的或初级阶段的礼制，也就是说，早期礼制应形成于距今四五千年间的龙山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实孙诒让早已指出的周礼“非徒有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绝非虚语。亦惟其如此，周代礼乐文明才会呈现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盛景。

　　在此，还应特别提到《周礼》一书。此书原称《周官》，系以列官分职的形式，缕述周代的政治制度建制，关系周代礼制研究极巨。不过，此书历来颇有争议，以其成书年代问题而言，自汉代刘歆周公所作说至今人彭林先生所主张的成书汉初说，竟跨迈千年以上。显然，这其中存在较大的认识误差。但大致而言，在古史研究中，一般学者皆不否认《周礼》的基本价值，“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引据《周礼》，罕有例外。”张亚初、刘雨先生则在将西周金文官职与《周礼》相关内容比较研究后指出：“《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此外，从《周官》六官分制的基本结构看，其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述的少昊氏以鸟命官结构，实际大有相似、相应之处，由此亦可想见，《周礼》官制确应有其颇为古老的来源。故我们认为，《周礼》一书应是基本以周代礼制为蓝本，其所呈现的“盛水不漏”，自是周代礼乐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和表现。

　　概而言之，孔子之前的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周代礼乐文明确已达到相当高度，唯有在此宏阔背景和坚实基础上，才会有孔子与其伟大深邃的思想学说之产生。中国古代文明是孔子儒学的源头活水，而孔子儒学的博大精深，亦正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广度、深度等境界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相形而益彰。

　　二、六经与遗说——孔子研究的基本资料问题

　　由于时空流逝，古代文明、文化、思想的研究往往以依赖古代文献典籍为主，孔子儒学研究自亦不能外。就其而言，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即是六经与孔子遗说。在学习古代典籍和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孔子屡屡感叹古代文明的博大、灿烂，并深深敬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三代明王。为继承、弘扬先王们的王道思想、礼乐之制，孔子精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悉心阐发其中的王道底蕴，以求有补于世。于后，孔子又以六经教导弟子，并以孝、悌、礼、义对其加以引导。可以想见，孔子当日讲论的内容，一定既有对经典的具体讲授，又包含对其宗旨、内涵的阐释，更有孔子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等深刻的思考。而在孔子弟子们看来，孔子言语、论说的地位、价值，已可与《诗》、《书》等经典等量齐观，故他们积极记录孔子论说内容，以备温习，而这就是《论语》、《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等相关孔子遗说的最初来源。

　　历史地看来，自战国孟子、庄子、荀子，到汉代司马迁、班固，再到隋唐陆德明、《隋书·经籍志》作者等等，对孔子与六经关系，孔子遗说的可靠性，均大致予以肯定。只是在宋代疑经思潮兴起后，部分典籍受到一定质疑，但宋儒志在卫道，故其所疑仍在一定限度之内。然至近代疑古风潮盛行后，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孔子遗说的来源和可靠性，均遭到颇为彻底的否定。如钱穆先生于《国学概论》中虽强调指出：“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但随后则分言：“《易》与孔子无涉”，“《春秋》诚有功于文献”而“不胜后儒之虚美”，“今传《诗》、《书》，出秦火之后，亦不复当时孔子诵说之旧本”，等等，实际完全否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对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的钱先生如此，则其他激进学者更无论矣。此时，尚被认为相对可靠的孔子儒学研究资料，仅余《论语》一部而已。甚至即便是论语，也被认为存在不少“伪章”或不可靠之处。

　　当孔子与六经之关系被完全割裂，大量孔子遗说遭到废弃之后，仅凭《论语》薄薄的一部分，如何描绘一位丰实逼真的孔子，如何展示博大深邃的孔子儒学？于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竟出现了一个可叹的“‘空夫子’时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文献的问世，推动学界重新思考孔子儒学的资料问题。1986年，金景芳先生发表《孔子与六经》一文，重新肯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并称“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主要应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而言，当然也包括《论语》及七十子后学遗说”，对孔子遗说亦作高度肯定。与此同时或稍后，在孔子与具体各经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亦往往得出肯定性的意见。如就孔子与《周易》关系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槖”，并有孔子阐述《易》道的大段记录，可见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不容否定，孔子确应为《周易》“某种意义上的作者”。就孔子与《春秋》关系而言，李学勤先生针对杨伯峻先生于《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否定意见，指出“孔子与《春秋》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孔子是《春秋》一定意义上的作者。”“孔子修改鲁史，成为传世《春秋》，自其本于旧作而言是‘修’，由其终成新书而言是‘作’，其间实无矛盾。”其解释足令前人所疑涣然冰释。在已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中，公布有《孔子诗论》一篇，是孔子关于《诗》的详细论述，多可与传世文献对读。孔子与《诗》之关系，亦获得进一步之证明。

　　在新出郭店简、上博简中，发现大量与孔子弟子即“七十子”直接相关的文献，包括《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性情论）》、《孔子诗论》、《从政》，等等。这其中的不少内容，即属于孔子遗说范畴，此亦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传世孔子遗说的基本可靠性。利用新出文献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前沿学者们重新思考《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孔子遗说的形成、内涵、价值与传流，取得许多崭新的认识成果，使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亦更为清晰。

　　事实上，六经与孔子遗说之间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若析论之，则孔子与六经之关系侧重孔子对古代文明、先王之道的继承、运化与传授，而孔子遗说则更侧重孔子的发挥与创新。二者实为一体之两面，共同贯穿于孔子儒学的形成过程中，皆为孔子儒学研究最基本的可靠资料。而厘清二者的这一关系特征，亦为讲清楚孔子儒学渊源、内涵和传流的重要保证。

　　三、出土文献带来的新问题与新认识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先生通观学术源流，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卓越论断。近几十年来，大量地下文献成批问世，带来大量新问题与新认识，进一步印证王国维先生的卓见。

　　首先，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往往会更有效地解决文献释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论语·泰伯》篇有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历来解释多扞格难通。而新出郭店竹简《尊德义》中有“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之文句，正可与《泰伯》文句对应。两相对照，可见孔子原意绝非愚民，而是指“要按照民众的恒常之性去教导，人民就服从命令；如果民众不服从命令，就要尽力去了解民性民情，弄清其中之原因。”同样，与相似或相应传世文献的对照也会有利于新出土文献的释读。如新出郭店简《五行》有“淑人君子，其仪也”，“”字难识，但该句显然来自《诗·唐风·鸤鸠》：“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句，故此字当为“一”字。由此看来，在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照研究中，学者实应放开视野，自觉以孔子儒学全局为背景，将二者真正通贯认识。

　　其实，最引人关注的可能是，新出土文献以其原始性和近古性特征，以及与传世文献相似或相近的联系，往往直接证明某部曾被判为伪书的典籍实为真古书。就孔子儒学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诗论》与今本《诗经》，武威汉简《仪礼》与今本《仪礼》，郭店简、上博简与《孔子家语》、《礼记》等文献的比较研究，均堪为典型案例。这些实例，足以提示学界重新反思“伪书”公案以及相关儒学史、思想史问题。

　　而且，进一步而言，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不仅有助证明传世文献的真伪，从更深层次看，更将推进学界对古书成书规律的认识。同时，在比较过程中，新出土文献也会“激活”一些原被忽略的传世文献或其一部分，从而使其发挥独特的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文献传流问题实现更深层次的认识。就孔子儒学类文献而言，达到这一层面的认识水平，也同时意味着对孔子儒学传流、衍化的轨迹、规律达到一个崭新的认识水平。比如，近来学者对六经源流，孔子遗说形成、传流等的研究与认识，实际亦代表着学界对孔子孔子儒学之形成、传流的最新研究和认识水准。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文献对照中的复杂性。例如，新出清华简《尚书》类文献《尹诰》、《说命（傅说之命）》等是关于《古文尚书》问题的重要新材料。清华简整理者认为，依据简本《尹诰》，特别是《说命》三篇，可以认定梅赜所献本《咸有一德》、《说命》三篇为伪作。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支持意见。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仅凭“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一句，还不足以证明简本《尹诰》就是《缁衣》所引之《尹诰》，更不能证明简本《尹诰》就是真《咸有一德》；也有学者对清华简《说命》表示质疑，认为其文献质量偏低。

　　在我们看来，地下发现只是当时流行文献的残存，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当远较我们所知的繁复。当时王室衰微，王官之学的下移、扩散使原本相对一线单传的《尚书》类文献传流，演生为多线多样、多本别传的多元状态。在此过程中，各国间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异以及阅读、抄写习惯的不同等，都会对《尚书》文本的衍化、变异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就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的比较问题，亦必须首先认识到东周《尚书》传流的多元存在，即清华简是独立于孔门《尚书》之传以外的战国楚地传本。当前研究中，简单地以清华简指斥《古文尚书》为伪，或据古文而质疑前者，均为基于战国时期《尚书》传流一元论的认识前提，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因此，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间的比较应重在对照比勘，尽早将各个文本真正读懂，厘清彼此间的源流关系，而非急于下孰真孰伪的最后判定。

　　质实言之，面对当代纷出不穷的出土文献，学界实应平心静气地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其间一要注意整体的视野，即二者皆属于古文献，完全可以进行平和的“对话”；二要注意历史、动态的眼光，即要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观看、认识、思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间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观察方式，实蕴含着对孔子儒学传流和相关儒学史问题的反思，对讲清儒学传统的意义绝不可低估。

　　四、圣门圣徒——孔子弟子与儒学的形成和传播

　　由于资料限制及疑古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早期儒学的研究集中于孔子——孟子——荀子这一线三段，而忽略了孔子与孟、荀之间的孔子弟子即所谓七十子。他们当年与孔子亲密相处，亲聆孔子讲业，更与其师往复讨论，共同构成最早的儒家学派。同时，孔子弟子积极记录孔子讲论，并于孔子去世后加以集中整理、纂辑，形成孔子遗说，其对孔子儒学发展的历史意义难于估量。百年来七十子研究的缺位，恐怕是孔子儒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断层。

　　新近问世的大量地下文献，尤其是郭店简、上博简中直接与七十子相关的简篇，呼唤了七十子之学的新生。如李学勤先生很早指出，郭店竹简“内涵尚多，其间儒家典籍的重要性绝不低于道家的《老子》。我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则庞朴先生称誉郭店竹简为“孔孟之间”，高度评价其对七十子特别是子思研究的价值，以及其思想史意义。完全可以说，新出土文献增添了七十子研究的必要新材料，是推进这一研究领域前进的最重要动力。此外，新出土文献“激活”了《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中大量关于七十子的传世材料，这一点，当然也对孔门弟子研究意义重大。

　　在新出土文献条件下，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孔子弟子问题展开专门研究，并特别期强调了孔子去世后，弟子间分化、成派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儒分为八”问题。事实上，“儒分为八”未必即意味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反映更多的，应该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分散各地，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对孔子儒学进行传播、发展的新样态。

　　由新出土文献的分布，亦可见孔子弟子对早期儒学的传播。实际早在孔子在时，由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共同努力，儒学已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南方楚国也已开始对孔子儒学密切关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此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此事虽受到陈蔡大夫阻挠而未行，但不久之后，楚昭王即“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尽管最终也为令尹子西劝止，但楚国君臣对孔子儒学的重视则确然无疑。值得注意的是，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记载，孔子弟子中已有数位楚人，表明其时儒学已在楚地传播。楚地如此，则孔子儒学必亦在中原各国获得更广阔范围的传播。

　　孔子弟子受学孔子，自系孔子儒学向下传流的过程。而战国时期的孔子儒学的广泛传播，既是孔子学说自身的内因，亦与孔子弟子的奔波、努力无法隔离。由孔子到其弟子，无论从时间，或是从空间而言，孔子儒学都经历了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功完成，初步展现出孔子儒学旺盛、深厚、坚韧的生命力。我们由此瞻望中古时期儒学与佛教、道家的论辩、交融，以至宋明新儒学之形成，才能理解儒学何以能在斗争中吸收其它学说之长，并在新的时代形成新的样态，展示出别样的风采。明乎此，乘着“四个讲清楚”的春风，面对今日世界文明冲突、交融，吾国人自应更具自信、开放的心态，坦然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