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人们在享受着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我丰足,逐渐掀起了一股“王阳明热”。这股热潮先是表现在书店的货架上,有关王阳明的图书越来越多;随后,在互联网上,“王阳明”一词的搜索率变得越来越高;如今,从官方的语境到民间的声音,这位从前似乎只有研究学者才会熟知的先哲已经被更多的大众所熟知。
2016年10月15至16日,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将在北京隆重举行。众多专家学者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代表共谈王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作为活动的支持者,《优品》杂志也非常荣幸地独家专访到担任此次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同时也是王阳明心学的研究大家——董平教授,为读者详解王阳明的传奇经历与其精神世界。

董平1959年9月4日出生,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长期从事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中国佛教哲学等方面研究。主要著作有:《陈亮评传》、《天台宗研究》、《浙江精神之哲学本源》、《陈亮文粹》、《王阳明的生活世界》、《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传奇王阳明》、《老子研读》、《先秦儒学广论》等。2010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传奇王阳明”,同名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古籍整理著作多种,包括《王阳明全集》(合作)、《邹守益集》、《甘泉先生文集内外编》、《杨简全集》等等。
王阳明是传奇更是宗师
说到王阳明,现在很多人对他已经不再陌生,有关他的人物简介大多都会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王阳明(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所以人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心学的集大成者,不但精通儒、释、道,而且善于统兵作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双全的全能大儒。他创立的“致良知”学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身为儒学大师,他将教化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构建了心学体系,以“致良知”、“成圣”为目标,以“明伦”、“成德”为内容,无论是宦游他乡,还是征战南北,他都随地设坛讲学,成为明代“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三不朽”人物。
在董平教授看来,这样的概括性介绍对于王阳明的研究者、爱好者与追随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就如钱穆先生所说:“要研究阳明学,非自其实际生活入门,即不得其真血脉所在。”因为王阳明的一生,正是其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一生。
G20杭州峰会之后,“王阳明”与其“知行合一”的理念俨然已经成为热词,董平教授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虽然有关王阳明的著作越出越多,但是,要想正确认知王阳明和他的思想,在阅读之时就一定要选择值得信赖的好书,不要被跟风之作所迷惑。
怎样认知王阳明?
最通俗《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王阳明及其学说不仅影响了我国明、清两代以至近现代,更是远播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其思想不仅折服了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也同样感染到西乡隆盛、稻盛和夫等域外人士。其“知行合一”说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一举成为显学,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南怀瑾先生曾说:“日本人采用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原则,融合了西方与东方文化,才有了明治维新,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本书的作者冈田武彦是著名的中国哲学专家、享誉世界的阳明学大师,他对“阳明学”推崇备至,不仅读其著作,甚至还重走过王阳明走过的路。正是这样的诚挚,使这本历时二十五年写就的心血力作成为了全面、丰富的阳明传记和严谨的心学读本。
最快速《传奇王阳明》
既有视频版本又有文字版本的《传奇王阳明》是大众初识王阳明的最佳选择。在采访中,董平教授多次表示,自己只是以讲述王阳明的故事为切入点,希望大家在了解他的传奇经历之外,也能从他的生活事迹中来认知他的思想境界,感悟他的人格精神,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最直接《传习录》
《传习录》由王阳明语录、论学书信等构成,既为阳明心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为了解、研究阳明学说的基础性典籍。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渐趋僵化,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重新设定了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是风华正茂的学子还是事业有成的巨擘,任何在人生旅程中匆匆行走的当代人,都会在翻阅这本充满智慧和思辨的读本时得到心灵的澄静和精神的富足。董平教授也强调,要了解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阅读其原著,永远都是最正确、最保险也是最为直接的选择。
对话“知行合一”的典范
记者:G20杭州峰会以后,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这一思想?
董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王阳明及其“知行合一”学说,大概这也是“知行合一”成为“热词”的一个重要原因。阳明先生提倡“知行合一”,主要意思是强调知识与行动两者在过程上的同一性,知识作为过程的展开即体现为行动,行动既是知识获得过程,也是知识的现实运用过程,同时又是新知识的获得过程。
过去有人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以知代行”,错了,实际上恰恰相反,阳明学是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知识需要转化为行动才能实现知识的价值,信仰也必须转化为行动才能体现信仰的意义。知识的完整过程需要将知识的实践包涵在内,“成为圣人”的信仰也只能通过现实的生活实践活动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王阳明自己不仅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终其一生,更是“知行合一”的切实践行者。
记者:“知行合一”这一哲学思想是怎么产生与发展的呢?
董平: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行”的记载最早是在《尚书》中:“知之匪艰,行之惟艰。”中国的先哲早就敏锐地意识到,“晓得”一件事,与“做到”这件事,并不是全然一致的,“知之”与“行之”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两相分离的可能性的,不过显而易见,“行之”比“知之”更为重要,也更为可贵。
孔子虽然没有提出过“知行合一”之说,便在他的思想中,的确十分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如《论语·学而》开头就说“学而时习之”,即是强调所学的知识要时时体现于生活的“习”,也即是实践。宋代的二程、朱熹虽讲“知”和“行”不可偏废,要两相并重,但同时又强调“知先行后”、“行重知轻”,还是把“知”、“行”打为两截,后代也因此而产生了重“知”而不重“行”,以知代行,“终身不行,也遂终身不知”的弊病。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正是针对“知”、“行”两分从而“终身不行”这一弊端而发的,是“对病的药”。阳明强调“知”必体现为“行”,是“行”的主意;“行”必体现为“知”,是“知”的完成,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是在实践上把“知”、“行”统一到了一起,所以谓之“知行合一”。简单说,“知”、“行”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实在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层面。正因为阳明特别强调“知”体现为“行”的必要性,所以在后来的生活实践中,又进一步把“知行合一”的意义作了发展,提出“致良知”,更加突出了把内在良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内涵。
记者:记得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教材上都会说王阳明的心学是唯心主义的代表?
董平:这一观点的产生自然有它特定的时代环境。过去我们曾把所有思想、哲学都简单区分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个阵营,并贴上价值标签。但这一做法过于简单,事实上也并不符合人类思想的实际状况,反而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王阳明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原本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一些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唯心主义”沾边,如“心外无物”、“无心外之物”,但如果读他的原著,给予翔实了解,就会晓得这些观点与“唯心主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所谓“心外无物”,实际上是就人的实践的终极境界而言。任何事物的真实存在状态及这种存在的意义,在成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对象之前,是归于“寂”的,即是尚未显现的。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才使事物的真实存在状态显现出来,同时在主体那里呈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记者:王阳明是否也存在有矛盾的思想和内心充满矛盾的时刻?您觉得他的思想是否有局限性?
董平:王阳明本人在“成为圣人”的过程之中,矛盾痛苦自然是少不了的,但事实表明,他最终把所有这些矛盾痛苦都超越了,只剩下个光明心体,莹明无限。至于他最后完成的思想体系,至少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矛盾的,是完整、圆融、统一的。而如果说到“局限性”,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王阳明的思想本身就是个开放体系,其中所探讨与论述的问题,大多关乎人的现实生存,其思想的核心主旨是非常富有“现代性”的。我们的研究与思考越是深入,就越会感受到王阳明的思想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是非常容易融入当下的现代生活的。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王阳明的?王阳明研究给您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董平:我本人开始接触到王阳明的思想是在1986年,至今刚好30年。当时我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毕业,到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参与了《王阳明全集》的整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转而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虽然我的研究领域相对广泛,但阳明学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重点关注领域。多方面的学习经验,对我整体上把握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显然是有帮助的。
说到阳明学研究的启示,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之中,的确以“立志”最为重要,志向不立,则事业难成。阳明先生从12岁立志做圣人,此后虽有种种曲折回旋,但此圣人志向始终不泯,终究成就了他自己的圣人事业。人心要阔大,心体原本无限量,莹明无渣滓,人若格局不大,满是私心,则是自我局限,自我小看了。心体本来无私,要将天下一切人、事、物都融入于自己的光明心体之中,如此才能成为一个无限量的人。惟大公至正,方能顶天立地。
观照当下的“阳明学”
记者:从民间到官方,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到王阳明?
董平:任何一种思潮或学说的兴起与衰落,总有其自身的社会原因与整体语境。具体就王阳明的思想来说,它在历史上也有起落。而它在今天的兴起,同样也有来自于社会本身的原因。
改革开放38年来,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但我们的精神生活、人的道德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不升反降。一个正常的人是有身心结构的,身心统一、身心平衡,是人格完整的基本标志。个体存在着一个身心秩序重建的问题,就国家层面来说,也同样存在一个物质、精神秩序重建的问题。国家或民族,只是个体的集合,个体的身心普遍不健康,也不能指望国家或民族能够显现出整体的健康。古代社会之所以把个体的身心修养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原因也在这里。不论在哪个时代,如何建构起个体良好的身心秩序,安身立命,实现个体本身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从而使社会全体能够呈现出和平秩序,这些都是绕不开的基本问题。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这些问题不仅不会被搁置起来,而且会越来越显现其特别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阳明心学原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语境中诞生的,它所阐明的道理更能合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更能使人们产生一种内在的亲切感,更能在现代生活的繁杂之中激发起人们的心灵共鸣,这或许是阳明学在现代社会再次成为“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此次,“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的主题是“人类智慧和共同命运”,议题十分宏大。具体到王阳明思想,您觉得它是怎样表现和承载这个主题的呢?
董平:这次阳明心学论坛以“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为主题,不仅是非常有创意的,而且也非常富有时代意义。世界各不同民族的文化尽管是多样的、各有特色的,但人类文化是有共性的,本质上是以各自的生活经验去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生老病死、社会秩序、存在意义等等。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频繁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问题,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恰当处置、良好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原本是恰当整合了儒、释、道等东方古代文化的独特智慧的,并且体现化地表达了他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独特思考,不仅具有世界性的广度,也具有现代性价值转换的足够空间。我相信,它是能够在现代社会人类共同问题的适当解决之中,成为一种富有甚深启迪意义而又足以付诸行动的智慧资源的。
记者: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杜维明曾预言说:“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王阳明对于21 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最迫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董平:且不说21世纪是否就是王阳明的世纪,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必然会成为中国自身文化主体性深度回归的时代,这一点实际上正在成为事实。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就个体而言,重建自我的身心秩序;就社会而言,重建物质与精神的价值平衡,重建社会公共生活场域的公共秩序与价值规范,都已经相当迫切。而恰好在这些方面,王阳明的思想,作为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思想结晶,是能够发挥其现实的有效作用的,并且也能为世界和平带来有益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