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与《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建立这个题目，要说明的是《诗序》在建立《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而讨论《诗序》的地位问题，又与《诗序》的作者问题牵连在一起。
一、郑玄关于《诗序》作者的陈述最为可靠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而其争议的起源，在于郑玄的多次貌似矛盾的表述，为后代好疑古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而郑樵断言《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诗序》的价值。这种显然不合实际的观点，今天仍然为有些学者所坚持。而讨论《诗序》在建立《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实际前提是承认《诗序》是有价值的。要证明《诗序》的价值，就必须首先确认《诗序》是有渊源的。由于《诗序》作者问题的重要性，古往今来研究者甚众，而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的看法也就五花八门。曾于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执教的张西堂先生总结前人关于《诗序》作者的观点，认为“大约有十六种说法”，而山东大学冯浩菲博士总结，则有十四种，陈子展、韩明安等则概括为三种。
我们注意到，虽然关于《诗序》的作者的说法不少，但除了汉儒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师传以外，其余的学说或者是在汉儒的见解之基础上的发挥，或者是纯粹的臆测，没有什么足可以打倒汉儒的证据。因此，在讨论《诗序》的作者的时候，我们首先所应注意的，应该是汉儒的说法。其原因是汉儒去古不远，亲受师说，而汉儒虽经焚书之祸，却最是重视师承，自孔子而后，迄两汉之亡，学者之学，皆守祖训，师弟相传，不绝如缕，如有背叛，不仅不容于师门，亦为君主及博士弟子所不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具有盛名的大儒，是不能信口雌黄的。
汉朝是《诗经》学术繁荣的时期。就汉而论，经师既众，著作也就不少，而其中又各自立门户，号称四家，其中今文学家《齐诗》《鲁诗》《韩诗》三家西汉初俱在学官，得立为博士，而《毛诗》在汉平帝及王莽时，也在学官。其中盛况，班固《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而《汉书·儒林传》曰，西汉传《诗》而成门派的，《鲁诗》有韦氏之学、张氏之学、唐氏之学、褚氏之学，《齐诗》有翼氏之学、匡氏之学、师氏之学、伏氏之学，《韩诗》有王氏之学、食氏之学、长孙氏之学。东汉之时，传诸家诗者，有高诩、包咸、包福、魏应、伏恭、任末、景鸾、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张匡、卫宏等，而大儒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传《毛诗》，因此《毛诗》大盛。
汉代治《诗》的学者虽多，著作却基本不存，由于《诗序》的作者问题，相信在两汉之际并不是需要大家研究的问题，所以，汉代学者几乎没有专门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检索两汉学者的观点，唯有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儒郑玄在他的论述中提到了《诗序》的作者问题。其观点如下：第一，《毛诗南陔白华华黍序笺》之云子夏作；第二，《诗谱》之云子夏毛公合作。由于子夏作《诗序》及子夏、毛公合作《诗序》的说法皆出自郑玄，因此，子夏所作和子夏、毛公合作的说法应该是两个不相矛盾的版本，其中的歧义应该来源于郑玄说话时的不同语境所突出的侧重点，即子夏所作和子夏、毛公合作说实际是一个同一的主张。
郑玄之言《诗序》为子夏或者子夏、毛公合作，其观点与其说是指子夏或者子夏、毛公作，倒不如说是子夏述《诗序》。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曰：“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而《毛诗南陔白华华黍序笺》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事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故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毛诗正义·小雅·棠棣》引《郑志》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意即《诗序》虽为子夏所作，但其基本观点当传自孔子，子夏书诸文字，而毛公为之增益润色。郑玄笺《诗》，“于毛义有未合者，间下己意，或参取三家说之。计异于毛者，无虑数百事”。则郑玄也实在没有故意杜撰出一个大名鼎鼎的子夏作《诗序》来和自己作对的理由。
关于郑玄所述的《诗序》著作权问题，略后于郑玄时代的魏晋六朝及唐代的学者并没有异议，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注》、陆德明《经典释文》、陆玑《毛诗草木疏》、萧统《昭明文选》、成伯玙《毛诗指说》、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皆肯定郑玄所说的《诗序》与子夏的关系。唯《后汉书·儒林传》曰：“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该说所谓《毛诗序》，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在某些场合也称为《毛诗序》的《诗序》不同，因为卫宏之前《诗序》早已存在，这也是被证明了的。因此，卫宏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诗序》的作者，这是历代有识见的学者所共同主张，已无庸再论。
《诗序》为子夏所作，而其来源为孔子教授弟子的讲义，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孔子的讲义也不应该是凭空杜撰，成伯玙《毛诗指说》云：“序者绪也，如蚕丝之有绪，申其述作之意也。”则《诗序》的最初作者应该是《诗》的原作者或者整理者，后来被太师引用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之教学活动，常以《诗》为教材，述而不作，必用前人之《序》。如果认为采诗官所收集的诗可能没有诗人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以六《诗》教国子和陈诗以观的太师不知道每一首诗的主题，天子在欣赏诗乐舞时不知道所赖以观风俗知善恶自考正的风雅的主题，庙堂祭祀者不知所奏音乐的内容，那无疑是荒唐的。所以，王安石云：“《诗序》，诗人所自制。”又云：“世传以为言其义者，子夏也。……《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之美媵，《那》之为祀成汤，《殷武》之为祀高宗，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得而知，况于子夏乎？”程颐之主张国史写《小序》之首句，说诗者续补，作诗大义非后代人所可知者，如《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曰：“《诗大序》国史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这种观点，虽出自推测，但与郑玄的主张并不对立，因为郑玄谓子夏受之孔子，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故，因此能成功地把诗人或者国史所写的《序》传之后世。当然，如果认为孔子及子夏没有发挥，那是时不可能的。所以，《诗序》应该是诗人或者采诗官所记，太师所传，至孔子删诗，有所删正，子夏传之，毛公加以申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认为《诗序》包含毛苌以前经师所传的“首两语”，及毛苌以下弟子所附的“续申之词”，虽嫌模糊，却也庶几近之。
可以认为，《诗序》是诗人创作动机及汉代以前的学者研究《诗经》的结晶。而其中浸染的孔子的心得一定不少。《论语》《诗》论，与《诗序》的精神相合，而孔子的《诗经》学说，远不至此，据《文汇报》1999年1月5日《战国竹简露真容》一文载，近年上海博物馆收集的战国竹简共有1200多支，字数在35000左右。竹简涉及到80多种（部）先秦的古籍。其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杂家等。其中孔子的《诗论》，在以往的古籍中未见记载，而竹简中首次发现的一些诗歌，并不见诸《诗经》，但艺术风格与《诗经》颇为相似。相信该批竹简的公布将为《诗经》学者提供大量帮助，也将像近年的多次出土资料提供的事实一样，再次让我们明白汉儒诚未尝欺骗我们。
二、《诗序》是把握《诗经》各篇主旨的钥匙
郭店楚简《语丛一》曰：“《诗》所以会古今之恃（疑为‘志’）也者。”其观点与《诗序》相同。诗者言志，所言之志，当然首先是作诗者之志，而作诗者之志，不能靠后人的推测，所以，作者的第一手阐述是最为重要的。由于《诗序》即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诗经》各篇主旨的论述，其中必然包括诗人的阐述和采诗官的解说，今天我们没有充分坚实的证据证明《诗序》是“村野妄人”之杜撰，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其准确性。
《汉书·艺文志》，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根据班固的意见，我们可知《毛诗》之学，来源于子夏，而子夏是孔子学生中文学一科的代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司马ഞ《史记索隐》曰：“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论语·八佾》载有孔子与子夏讨论《诗》的对话，子夏作为《诗》的专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三家《诗》及《毛诗》皆祖子夏，因此，《诗序》绝不是《毛诗》一家之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诗序》云《孟子·万章上》说《北山》之诗意用《小序》，惠栋《后汉书补注》证明东汉的服虔、杨震、李尤、蔡邕皆用《诗序》之言，而朱冠华更指出《礼记·乐记》用《鄘风·桑中序》，《易传·兑卦·彖》用《豳风·东山序》，又云三家诗义与《诗序》并无矛盾，与《毛诗》的差别只是解说的水平高下而已。《隋书·经籍志》曰：“《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意多异，世所不行。”三家诗消亡的原因，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叙》说得很清楚：“两汉信鲁而齐亡，魏晋用韩而鲁亡，隋唐以迄赵宋称郑而韩亦亡，近代说诗兼习毛郑。”三家是随着《毛诗》与《郑笺》的攀升而衰落，并最终消亡，其原因在其自身。正如陈奂所言，“三家多采集杂说，与《仪礼》、《论语》、《孟子》、《春秋内外传》论诗往往或不合。三家虽自出于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没，微言已绝，大道多歧，异端共作。又或潜以讽动时君，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志，故齐鲁韩可废而毛不可废。”也就是说，虽然研究《诗经》的学派和著作众多，但在学术发展史上，的确存在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毛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的。黄焯先生《毛诗郑笺评议序》云：“《诗》自夫子录为三百篇，以授子夏；子夏取其义著之于《序》，数传而至大毛公，作《故训传》。小毛公承其学，故名其诗曰《毛诗》。汉初，《诗》别有齐、鲁、韩三家，说往往与毛异。盖自秦焚弃儒术，三百篇虽以讽诵得传，而于篇义，久之或莫能省记。至取《春秋》，采杂说，而弥失其本义。又以口耳相传，说《诗》者或以作诗之人与赓诗之事兼收并采，记之者乃互有详略，有记作诗之人而遗赓诗之人，记赓诗之事而遗作诗之事者，于是说互歧而派别立。校其朔，则皆出子夏，与《毛传》足互相发明，有未可偏废者，《毛诗》以篇义独完，故详于训故，而于义稍略，于数家中最可依据。故两汉诸大儒多有论述。顾以出稍晚，未得立于学官。”黄焯先生论述三家《诗》及《毛诗》的消长，可谓极其客观。
《序》之渊源久远，但《序》分散入各篇，则在汉代，郑玄说毛亨在作《故训传》时把《序》冠于各篇之首，应该是准确的，也正因此，《南陔》等笙诗才能在诗亡以后存有诗意，而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诗经》无《序》的情况也可以为郑玄的说法提供证据。可以认为，三家诗及《毛诗》等经师，他们在教导学生的《诗经》时，是没有《序》及注解的版本，而诸家师徒相传，主要是按照《诗序》的线索来解说三百五篇。也正因此，《诗序》到了子夏才有文字版本，这就为《诗经》的普及提供了方便，这也是适应孔子设立“私学”以后，学生和导师增多的现实需要的。毛亨把《诗序》置于《诗经》各诗篇首，使《诗经》的阅读者更加便于直接掌握各诗之主旨，相信是在学习《诗经》不依赖于博士讲授以后最有效的方法，这肯定在客观上为《毛诗》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方便。
《诗序》是学习和研究《诗经》诸篇的门径，但并不是说《诗序》的每一句话皆不可怀疑，特别是作诗之人，多用修辞，或比或兴，言多不足实证，如果字字坐实，必然损害诗的整体，在这个时候，坚定对《诗序》的认识，不仅仅是关系到某一首诗的正确解读问题，而且关系到学风是否端正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之隐约而微，是适应表现其志的要求的，因此，难于等同于入道见志之书之明白畅晓。扬雄《法言·寡见》云：“说志者莫辨乎《诗》。”《诗》之说志最辨，就在于最为隐晦。《孟子·万章上》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在解说《北山》诗时，揭橥此一原则，就是强调的不要因为对《诗》的文辞的不同理解而影响对《诗》的主旨的把握，更不能因此成为怀疑《诗序》的口实。正像钱大昕所说：“诗人之志见乎《序》，舍《序》而言《诗》，孟子所不取。后儒去古益远，欲以一人之私意，窥测古人，亦见其惑矣。”黄焯先生指出：“《诗》之本义，皆见于《序》，《序》义乃孔子亲问于太师，以授子夏。使《诗》而无《序》，虽圣人不能知其本义。今试读同时人集，去其前题，而以意测其诗旨云何，犹鲜有当者。况出于古人二千余年以上之诗篇哉。吕氏《读诗记》引程氏曰：‘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序》间有后人附益，或毛公续作者，然要为周秦旧说，确具师承，皆可依信。”因此，我们研究《诗经》主旨，主要任务不是发明与《诗序》不同的《诗经》主旨，而是应该在《诗序》所确定的框架内，尽力解决看似有“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地方，真正恢复作《诗》者的本意。
三、《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诗序》所阐释的传统
《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其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极其深远，而此影响，前人概括为“风雅”、“比兴”、“兴寄”、“美刺”传统，今人则引进西学，称为现实主义传统。而此现实主义传统，是建立在《诗序》所阐述的《诗经》各篇主旨的基础上的。孔子称《诗经》“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调的正是《诗经》的关心现实、关心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孔子的基本观点，在《诗序》中都得到了体现，《关雎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而《关雎》以下，特别是“变风变雅”，皆直言讽刺，而所美颂，皆美可美，皆颂可颂，不违背仁义之德和爱民之性，无虚美隐恶之嫌，很显然，《诗经》的作者尚无奉承之后代无行文人的恶习，其原因在于天子欲以诗观政教善恶的目的是真诚的，诗人欲以诗讽谏的动机是纯正的，而“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结局也使写诗者和读诗者不存芥蒂。也正因此，《诗序》才能直陈写诗主旨，而无曲折。这样，《诗序》和《诗经》相辅而成，既保证了《诗经》的艺术性，又不致影响读者对《诗经》各篇主旨的解读。
如果没有《诗序》的存在，《诗经》的大部分篇章的主旨可能失传，人们面对《诗经》，不免望洋兴叹，又如何来挖掘《诗经》的“风雅”、“比兴”、“兴寄”、“美刺”传统？事实上，如朱熹所言：“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且不说《诗经》时代的里巷男女无由识文断字，作不出如许诗歌，试想以里巷男女之情歌，何以有用于世事，又如何能建立൷《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读者解读的《诗经》，特别是自汉至唐的读者理解的《诗经》，是《诗序》阐释的“风雅”、“比兴”、“兴寄”、“美刺”传统，如果没有《诗序》，就没有《诗经》与“风雅”、“比兴”、“兴寄”、“美刺”传统之间的桥梁，所以，与其说现实主义传统是《诗经》建立的，倒不如说是《诗序》在阐释《诗经》的时候建立的。
毫无疑问，否定《诗序》的研究者跳出《诗序》的框架，为《诗经》的多义性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为全面、准确的理解《诗经》开创了新思维，但是，这样的结果，且不说可能背离作诗者的本义，也同时极大地削弱了《诗经》传统的号召力。我们检索自汉至唐的学者所提及的《诗经》传统，无不有《诗序》的影子。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强调诗人的圣贤发愤特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强调《离骚》学习风雅之旨；《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是说讽谏的传统影响了战国的辞赋作家；又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是言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精神，而乐府机构的产生正是效法故事；《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云：“司马迁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烂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是言司马相如不忘《诗》的讽谏；班固《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是言赋是《诗经》传统的继续；王逸《楚辞章句序》云：“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而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是言屈原继承了《诗经》的讽谏精神；又云：“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是言《离骚》没有背离《诗经》等经典的传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是言《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文心雕龙·辨骚》则说，《楚辞》及《离骚》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者“同于风雅者也”；陈子昂不满于六朝至唐的文风，批评其“兴寄都绝”、“风雅不作”，“逶迤颓靡”无“风骨”；杜甫则以“近风骚”评价汉魏文学，以“亲风雅”号召人们去伪存真；白居易批评自《诗经》而后“六义”暂缺，先是“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终至于“嘲风月，弄花草而已”，诗人之“风雅比兴”如李白、杜甫等也“十无一焉”，因此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无不效法《诗序》，在诗首首先说明作诗的讽谏目的。凡此种种，说明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方向的《诗经》传统，绝不是今天的许多学者理解的民间情歌，而是体现在通过《诗序》所阐释的现实主义精神方面。
《诗序》所阐释的《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对《诗经》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创作及发展的影响起码也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即：第一，在文学的内容及题材选择上，强调文学反映政治的善恶，反映真实的现实，积极地批判黑暗现实；第二，在作家创作目的论方面，强调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关注国家现状，关注社会道德，关注民俗。同时，《诗序》所体现的价值标准对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关怀；第二，威武不屈的精神支持。以上影响，贯穿于自《诗经》及《诗序》出现后的两千余年的创作实践和人生实践中，是一切优秀作家所始终坚持的，也是所有优秀作家成功的根本原因。所以，《诗序》不仅在《诗经》研究史上是不可动摇的，在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