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最宽泛的用法，把"理解"就当作是诠释学，那么中西诠释学的历史便都可以无限的拉长。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如果说只要在任何地方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理解艺术我们就承认存在诠释学，那么诠释学如果不是从《伊利亚特》中的涅斯托耳开始，至少也从奥德修开?quot;。就中国而言，那至少到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就已经涉及到诠释学了。《国语.鲁语》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这正是在做文本的理解和校雠工作。春秋后，诸子蜂起，相与辨说，考核名实，如火如荼，那更是就"理解"所拓展出的兴盛局面了。但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诠释学。伽达默尔指出："这与一种成熟的理解理论相去甚远。这看起来毋宁是诠释学问题出现的一般特征，即必须把一些远离我们的东西拉进，克服疏远性，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造一座桥梁。因此，诠释学作为一种对待世界的一般态度，是在近代才取得它目前的这种形式的。"［8］所以，将诠释学指号用于中国古代哲学,用于儒家、佛教等，只能是一种权便之称，这些组合概念（中国诠释学、儒家诠释学、佛教诠释学等）决不能和严格意义上的诠释学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权便的说法并不是不可用，只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应当时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且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处置，不致于发生混淆或者有令人生疑的情形。至于"诠释"的问题，则没有这些麻烦，我们可以充分地探讨中国古代有关"诠释"的思想和学说，可追根溯源、推之久远，也可形态多姿、一展丰腴。作为历史悠长、文典灿烂，又经学发达、擅长注释的文明形态，中华文化简直就是一部前后相继、代有解人的诠释史。围绕?quot;诠释"的话语，中国传统的资料实在是太丰富了。清人焦循在总结他当时的学界境况时说道："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二曰据守（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移，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三曰校雠，四曰遮拾（指辑佚），五曰丛缀（丛考字句名物）。"（《辨学》，《雕孤楼文集》卷八）试想想看这五派中哪一个是与"诠释"无关的？清代是如此，睽诸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发达的经学和由此繁衍长盛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辑佚、典章目录等等学术，并未能生发出一门独立的有关一般"理解"的普遍性的"技艺学"来，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发生象欧洲近代那样的革命性的变革，而始终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作为柏林大学的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所做的工作虽说和传统的《圣经》释义学之间有着极强的脉络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背景却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觉醒和走出中世纪的浩浩大势。所以施氏所治之神学不是方式的简单变换，而是彻底的与传统解纽，他给释义学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诠释学不再局限于神学的范围内，甚至不再局限于语文学或文献的范围内，而是引入了理解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变成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心灵交通?quot;理解"本身成为一般的原则与学问。狄尔泰直接承继了这个新的方向，把诠释学又进一步推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就和原来的圣典释义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中国的"诠释"学问，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经典来展开的，从孔子开始是整理编纂六经，直到清末，有关"诠释"的工作仍然是依附于经学的。所以随着经学的解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诠释"与经学的必然联系才宣告终结。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便只有注经方法的不断延伸与积累，而绝无能够脱离经学独立成军的所谓方法学，小学始终是在经学的卵翼之下。就像阿佩尔所说的，这?quot;诠释"工作始终是局限在"历史的和语法的理解"之范围以内的。"显然，这种诠释学哲学总是预先假定宗教、哲学和文学传统中的伟大文本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活生生的意义，关键在于利用语文学批评的所有手段和方法，使这种意义重新在当代世界中展现出来"［9］。儒家中，重考据的汉学是这样，重义理的宋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佛、道二教从总体上说来也是概莫能外的。
中国古代的"诠释"资源，以系附于经典的各式各样的语文学（小学）形式，在传统学术解体之后，迅速地断裂和漂散了；在现代学科形态生成的过程之中，它们又被摘编重组到（汉）语言学、古文献学、（中国）历史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当中。当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诠释学"问题时，不但此"问题意识"是缘于当代西方学术的刺激而生出，就是所面对的"原料"也已经是经过西学的观念和框架筛拣、甚至剪裁过的，早已不是特定历史情境和氛围之中的东西。经学已不复存在，小学实际上也没有了；那么通过"诠释"的挖掘和探求，能够"复活"那个已经失落了的文化形态吗？阿佩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非欧洲文化已经并且还将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技术工业生活方式及其科学基础，它们被迫与自身造成间距，被迫与它们的传统相疏远，其彻底程度远胜于我们。它们决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诠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去的断裂。对它们来说，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去获得一个与对它们自身的和外来的传统的诠释学反思并存的准客观的、历史-哲学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必须创造可能性，把它们自身的立场整合到世界历史的和人类全球性的语境之中去，这个语境在没有它们的动作的情况下就已经通过欧洲和美国的文明而形成了。"［10］中国文化的"诠释学"资质（特别是它的能力）恰恰是在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过程之中被打散和丢弃的，眼下就?quot;传统"在流失和已然苍白乏力一样，它"诠释"的资本也早已由丰裕变得枯竭了。面对当下西方诠释学的挑战，只是把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再顺势往前推进一步，带入到西方即存的语境当中去？还是彻底地重新"洗牌"，创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诠释学"？换言之，是在众多的西学思潮和方法引进之后，再多加上一个诠释学，更壮西化之声色？还是别样的"反弹琵琶"，实际是要借诠释学来修补与自身传统之间的断裂？这些问题，在我们目前的"诠释学"理解和定位当中，可能是更为关键的纽结；它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诠释学的期许或者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