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中国哲学的现实境遇出发对诠释学所作的"理解"和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仅限于方法论的，但也有可能指向本体。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科学方法的膜拜和推衍，不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受到极大的亲睐，就是纯粹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被不断地提起和尝试着应用。方法对于哲学思考来讲，意味着新的突破和新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被看作是揭示本质、接近真理的重要前提。所以，每个流派和重要的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的系统时，总是把方ㄖ糜谙院盏奈恢谩Ｋ嵌晕鞣秸苎У男郎鸵餐硐治恢址椒鄣某绶Ｈ绻凑照庋墓咝岳蠢斫夂徒邮苴故脱В敲蹿故脱Ш茏匀坏木突岜唤舛脸晌惶追椒郏乇鹗撬椭泄车难第手浠褂凶拍敲匆凰壳捉牧耄苑椒凼又梢运凳窃偎忱沓烧虏还氖铝恕５豕畹氖牵诰吮咎迓圩蛑螅故脱∏∈欠炊砸览捣椒ǖ模乇鹗嵌运浇沂臼挛锉局实钠毡樾缘目蒲Х椒ǔ忠恢峙械奶取Ｙご锬故脱У闹髦技词"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他说："诠释学问题从其历史起源开始就超出了现代科学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11］所以，诠释学从本质上是本体的，而不属于方法。这样，我们对诠释学的引入和接受实际上就面临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方法论的，也就是更多追溯古典诠释学的谱系，比较接近贝蒂一系的理解，范围也会扩大到历史和语文学的领域。而另一种选择，则是追随哲学诠释学的主流形式，意在本体建构，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和吸收会表现得更为直接一些。

    就"中国诠释学"而言，特别是把中国"诠释"问题之历史线索和历史资源的梳理寄望于诠释学的引进和消化时，那突显的一定是其方法论的意义。在整理中国传统的"诠释"资料时，贯穿于思想史进路的方法的确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境出发，我们不但可以借用西方诠释学的成果，而且还能激活相当多的自身传统资源。就拿训诂学来说，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递（尤其是它的典籍形式），多半是依靠了这门诠释意味甚浓的学问。从汉初的《毛诗诂训传》开始，便有?quot;诂训"之说，略后的《尔雅》更被称作是"训诂学的鼻祖"，可见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学术便已附着了与诠释有关的内容。孔颖达谓："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他综合了众意给训诂下定义云："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诗·关睢》，《五经正义》）也就是说，"诂"是用当时的标准语（雅言）来解释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各?quot;异言"的。"训"是对文献表达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和说明的。可见"训诂"即是诠释。广义的"训诂"，包括了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等项内容，同校勘、目录等文献整理工作形成交叉。它以解释词义作为基础，然后析意句读、阐述语法，对虚词和句子的结构进行分析，最后串讲大意和梳理篇章结构，就文本的内容作出系统的解释。训诂学源远流长、内容复杂、积累丰厚，是我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诠释学的角度来重新梳理这门古老的学问，一定能够得到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这对阐扬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将是大有裨益的。训诂学是如此，还有一些较具?quot;诠释"色彩的传统学问也可以作如是观。

    除了用诠释学的眼光和方法直接整理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料之外，当我们试图转活这些对象，对它们的当下意义有所叙述和勾勒之时，那诠释的"行动"就超越了"文本"，而进入到海德格尔所谓"理解的本体论意义"的境域。哲学诠释学将一切成熟的理解都视之为是"此在"的历史性的延展，它以一种从具体情境出发的对存在的"前反思"作为基础，这种具体性同诠释者的过去和未来都有着内在的联系。海德格尔就指出，每一种诠释--哪怕是科学的诠释--都受到诠释者的具体情境的控制，根本不存在无前提、无"偏见"的诠释，因为即使诠释者能够使自己从这种或那种情境中摆脱出来，他也不可能使自己从自身的事实性中摆脱出来，即不能从早已具有一种作为视域的有限的本体论条件中摆脱出来。［12］对于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诠释（文本）应当这样去看，对于当下的文本解读行为也应该有类似的认识和理解。利科尔曾将这种诠释的本体意义概括为"三重模仿"，即"实践领域的预先表示"（模仿活动I）、"文本的成形"（模仿活动II）、"实践领域的再形象化"（模仿活动III）。他说："诠释学的任务就是重建全部各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作品从生活体验、实际行动与痛苦经历的暗淡背景中脱颖而出，由作者赠给读者，后者接受了作品，因此改变其实际行动。"［13］这样，诠释学就从"文本"过渡到了"行动"，"此在"就和漫漫的历史长河连接在了一起。预示、成形、再形象化，这三项活动不但建立起了时间与叙事之间的必然性关系，而且重建了各种活动的全过程，把实践与理论、文本与理解、作者与读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无疑，各种活动的重建、从文本到行动，是对诠释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献及其阅读的范围，而把诠释学推进到了当代思想创造的前沿地带。对于中国学术来说，跨向这创造性的一步可能还需要待以时日，当诠释的本体论意义在中国语境中有所体现时，那中国哲学的当下活力就会以更加丰沛的姿态表现出来。

 注：

［1］［6］［1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18-719，720，17页。

［2］Richard E.Palmer: 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Dithey,Heidegger and Gadam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参见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一书之"附录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304页。又可参阅伽达默尔的《诠释学》（1974年）一文，见《真理与方法》中译本之"附录"，第714-732页。

［3］［4］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2页。

［5］Paul Ricoeur: Freud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Denis Sav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p.8.

［7］Josef Bleicher: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Hermeneutics as Method,Philosophy and Critiqu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London,1980.

［8］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9］［10］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12］David E.Linge: Editor's Introduction.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Hans-Georg Gadam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p.xlvii-xlviii.

［13］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Vol.I. translated by K.McLaughlin and D.Pellau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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