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正合宜：道义思想的现代价值
“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行动。《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刘熙《释名》：“义者，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孔子主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孟子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他们都把“义”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行为是否公正合宜的唯一标准。要做到公正合宜，在个人操守上就要做到恪守道义，保持节操，如孟子所言：“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在与人交往中就要公平正义，恰当适宜，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就要做到取之有义，先义后利，如荀子所言：“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这些，就是儒家道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恪守道义，保持节操”。儒家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道德正义感。因此，具有道德自觉性的“君子”，总是始终恪守社会的道义，保持个人的节操。孟子主张 “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他看来，那浩然之气，最宏大最刚强，用道义去培养它而不用邪恶去伤害它，就可以使它充满天地之间无所不在。那浩然之气，必须与仁义和道德相配合辅助，不这样做，那么浩然之气就会像人得不到食物一样疲软衰竭。浩然之气是由道义在内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偶然的行为来获取它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不能心安理得的地方，则浩然之气就会衰竭。所以，孟子反对把道义看成是心外之物，一定要在心中始终恪守道义而不能中断。孟子又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孟子拿熊掌和鱼打比方，就像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一样，道义的价值也高于生命。生命是人们所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那就是道义，所以人们就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人们所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那就是违背道义，所以人们就不会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孟子进一步论证，在人们心中确实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确实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理并不只是贤人才有，而是人人都有的。比如，一篮子饭，一碗汤，吃了便可以活下去，不吃就要饿死。如果吆喝着给人吃，过路的人虽然饿着肚子也不会接受；如果用脚踩踏后再给人吃，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道义节操的心理基础。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许多腐败堕落现象的产生，究其原因，与当事人内心丧失起码的道德正义感，不把道义节操当回事，不辨“道义”与“不义”，有莫大的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就是要重新唤起人们内在的“羞恶之心”，以提升对道义的自觉，辨别荣辱，厘清善恶，明确是非，让广大公民特别是党员干部通过道德修养，升华道德境界，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追求崇高道义的风气。
关于“公平正义，恰当适宜”。儒家所说的“义”，不仅指公平正义，而且指恰当适宜。所谓 “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公平正义与恰当适宜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公平正义就是恰当适宜，恰当适宜就是公平正义。在这方面，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就是典型的例子。据《论语·宪问》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用恩惠回报别人的仇怨，那又用什么来报答别人的恩惠呢？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不公，对坏人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犯罪。因此，孔子并不赞成“以德报怨”，而是提倡“以直报怨”。这里的“直”，指的是正直。所谓“以直报怨”，就是用公正的、合理的、适宜的行为，正确应对有负于自己的人和事。也就是说，讲道德要有一个公正合宜的标准，既不能冤冤相报，也不能姑息养奸。所谓“以德报怨”，虽然听起来很“高尚”，且在当事人愿意而不违背社会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也不是不可以实行；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实在是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而从总体上看，“以德报怨”实际上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道德要求，是违背“公正合宜”这一根本道义精神的。“义者，天下之制也。”（《礼记·表记》）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无论何人何事、何时何地，都必须严格遵循，而不能因为牵涉到自己就放弃退让。孔子十分反感那些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称之为“乡愿”。“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所谓“乡愿”，指貌似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实际上却不讲原则、不能明辨是非的人。孔子认为，这种所谓的“老好人”，正是败坏道德的老贼。当代道德建设，不仅在个人修养上要坚守道义节操的底线，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坚守道义原则的底线。我们提倡“以直报怨”，对于那些有负于自己同时也是有损于社会的人和事，要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进行严肃的道德批评和教育，必要时还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以公正的法治来解决不公正的问题，以扬善弃恶，扶正祛邪，净化社会的风气，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关于“取之有义，先义后利”。当代人对儒家的义利观有诸多误解。其实，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谋利，而是主张谋利的行为必须符合道义的要求。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就是后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最早出处。追求富足与尊贵，这是人人都有的欲望，这里并没有“君子”“小人”之分。而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其区别则在于，前者心中拥有道义的准绳，因而不符合道义而得到的利益，就不会去占有它。如孟子所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反过来说，如果符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这就是所谓“取之有义”。在儒家看来，究竟是“取之有义”还是“取之有利”，二者的境界和结果都有天壤之别。荀子指出：“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在他看来，把道义放在利益的前面是光荣的，把利益放在道义的前面是可耻的；光荣的人经常通达，耻辱的人经常困穷；通达的人可以制约他人，困穷的人则经常被他人所制约。当代的市场经济，为人们的谋利行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道义经济，一个把个人私利放在公众道义前面的人，不但不能通达，而且最终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儒家的“义利观”，一方面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放手让民众谋利，官府不与民争利，这一点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兼容的；另一方面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论语·宪问》），这一点则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与完善；而孔子提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一点更是对“经济人”弊病的克服与救济。人不仅是经济的动物，也是道德的动物。只有将谋取利益的经济冲动与恪守道义的道德自觉结合起来，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人生才能富足而尊严，光荣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