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越是遥远，给我们的感觉愈加地神秘与深邃，愈加地难以把人物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孔子便是这样。孔子从历史的阴霾中一路走来，被各路权势高手打扮，身居庙堂，面南而坐，至尊至圣。可以说变得光怪陆离，面目全非。或许有人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上被尊作“至圣”的孔子，也呈现出多元解读实属正常。那么，孔子的底色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影像呢？儒家的真实面目倒地是个什么样呢？
我国传统之儒学，历经汉代儒、法两家的融合改造一番浓墨重彩后，产生了神圣不可取代的“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主导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又经后世演绎丰富形成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现在许多人认为封建王朝的专制，没有民主意识，落后愚昧等归罪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孔子学说并不等同于后世儒家思想。假如有时光隧道，孔子能够玩一把穿越，定会大惊失色追问到：“这是我吗？”冥冥之中的孔子被君主专制所利用，这不是孔子的错。
孔子——春秋末期一天的夕阳下，留下一抹孔子孤独的身影和一串踉跄的脚印，他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抬头遥望南归的大雁，喃喃自吟道：“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一曲忧世悯民之绝唱散尽，一代伟人赍志以终。纵观孔子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重要的是“而立”之后又与世俗现实显得格格不入。在这里我们遥望孔子，要问：您是一位温顺的“丧家犬”吗？通观他的人生显然不是，他对社会现实不满，不逃避并且充斥着叛逆，始终抱着批判的态度。孔子的处世态度是温厚而不温顺。
幼儿时孔子的“俎豆礼容”，那是社会大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无意识爱上了鞠躬行礼的游戏。“志于学”时，才逐渐发现了《周礼》的奥秘，终生与周礼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后便潜心研究，并不辞辛苦探索夏商周三代之礼的承继关系。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对现实不满，批评社会现状是一个“礼崩乐坏”局面，礼，即是周礼；乐，即是与礼相对应使用乐器，其中有时还包括舞。鲁国曾经是诸侯国的大哥大，孔子时已沦落为二流之国，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变得无足轻重。虽然此时鲁国已是保留礼乐制度最好的，但也只是框架结构犹存而已，执行的认真程度大打折扣，非礼的事情屡屡出现。如同现在的道路交通，规则是有，但时常有人违反。（ 典型案例：“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八列六十四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
为什么孔子对《周礼》大加赞赏呢？有必要在这里扼要介绍一下周礼。
周礼，传为周公制定的一种“礼乐制度”，一般意义解释为条目繁多的等级制度典章和礼仪规定。在今天对于不是专业的人士来说，仅是有所耳闻而已，较之于我们前辈要陌生许多。它包罗万象，事无巨细，大到各级官员的社会职责，小到人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今人大多只是从“礼仪”的角度去揣摩。其实归纳起来说白了，它就是规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行为准则。礼乐制度就好比是一个平台，任何社会活动与个人行为都必须在这个平台上规范地来完成。
一个人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你就有什么样的权利与责任，权利越多，责任越大。各级官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权利、责任与义务，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明白无误，无论是周王还是国公，任何人不得僭越，颇有些“宪政”的味道。似乎可以说，《周礼》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体系，只是其精华在漫长黑暗的历史中曲解过滤乃至屏蔽了。
客观地就现在站在历史的角度说来，《周礼》的确是一个好东西。您想，在一个不发达、文明进程迟缓的农耕时代，必须建立一套至上而下的有序社会管理制度。尽管这套管理体系充斥着今人看来的不公平，但在彼时世界范围内，当是最为先进的，比起六百年后的苏格拉底的理想社会要现实了许多。尤其是它所衍生出的“礼乐文化”之风采，更是无有比肩者。
周王朝好比是联合国总部，周王为秘书长，下设诸侯国，诸侯国国君称“公”。规定：
各自必须明确自己的疆界。（避免领土纠纷）；
要实施德政。（假如残暴无比，那么你国的国民也就跑个差不多了。因为那时没有边防关卡，更没有出境护照。人能创造价值，是最宝贵的国家财富，况且那时地广人稀）；
案例：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
鲁哀公请教孔子的弟子有子，碰上荒年，国家出现财政赤字，该怎么办？有子告诉他：盍彻乎？（按彻收税啊？周时的财政税收叫做“彻”，即为十分之一的税收。）哀公说：我现在赋税已经又加到二成了，还不够，你现在让我按照彻法收税，这怎么行啊。有子说：老百姓富足了，国君你怎么会不富足？老百姓如果食不果腹，你跟谁一起富足呢？有子的真实意思就是，你这样重敛，老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都跑光了，你的国家还有么？
要依据“礼制”建立管理系统。（各单位人员编制有定数）
要明白“以时”农耕收获、狩猎打鱼、修路建桥、城都筑邑等。（所谓“以时”，即农耕收获时节不得扰民，比如发动战争，大兴土木等；具体规定：九月雨水没有的时候，开始修路；十月河水落下去的时候，要建造桥梁；草木落了要做好冬藏的工作，准备过冬。动物繁殖季节不得狩猎捕鱼。）
他国国君来访是否同姓，他国使者来访使者是何级别等，你要使用相应的规格接待。（案例：《左传》就载有因君与侯之间不对等的相礼而发生矛盾的事件。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载曰：“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
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为主导的社会中坚力量，皆有各自社会职责、权利与义务。礼乐制度把复杂的社会群体梳理的井井有条。
礼乐制度就是要求人们依等级享受待遇，依等级尽社会责任。历史上许多达官贵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只看到制度等级背后不同的待遇，却不在意与等级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实在是历史的悲哀。好在我们今天有了“问责制”。
孔子越研究越发现现实社会与礼乐制度要求的差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贪图个人集团利益而导致内乱不断。人们缺少关爱，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使之缺乏人类应有的和睦。他怀着一颗悲世悯人之心想挽救这个社会，于是发出了“克己复礼”的呐喊。
孔子的政治观点有许多，史上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过多赘述。单就其保障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教化”信条之一“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作简明释意。此项信条涵括了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自然人，也是我国历史上颇具威严的人伦法规，禁锢了中国国人二千余年。需要说明的是其概念并非孔子所发明，但过经孔子论述规范后，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与孔子同时期的齐国人晏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两者比较不难看出孔子的论述更加人性化、广泛化。后世儒家把它归纳到“孝道”人伦范畴，并把它们肢解开来。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孝，便立即想到“忠孝”，这是后世在儒家们的不断改造下出现了注重其下位的义务，而且是无条件服从的结果。特别是二十四孝故事的出炉，更是给孝道涂抹了一道愚蠢加血腥的底色。什么“卧冰取鲤”、“埋儿奉母”等等滑稽剧目，恰恰是孔子所反对的，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就可以了。（《论语·学而》）孔子口中的“忠”是尽心做好自己的职业，而且是有条件的，并非后世所谓“忠君”。
孔子要表达的是：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是一种平衡的对等关系，不偏不倚地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相互作用、依赖。孔子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一生的追求，是礼乐制度下的德政仁治，让人们都过上有序和睦的社会生活。所以，最初的孝道是双向选择，换一种方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只有为父慈祥，子才会孝顺；兄长具有表率作用，才会得到弟的敬爱；男人具备健全的人格，妇女才会听从他的建议；年长者充满关爱，比其年龄小的才会顺从；为君者按制度（礼制，“克己复礼为仁”）行事，臣才会忠于职守。春秋时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说法可以佐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尊尊、亲亲”亦是如此，尊可尊之人，亲可亲之人。尊者不尊，无需再尊；亲者不亲，无需再亲。
按照孔子对各层次人的孝道排序来看，除尊者在前的习惯外，还明确地告诉人们，在这个道德体系里，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父、兄、夫、长、君。他们的慈、仁等优良行为，影响着子、弟、妇、幼、臣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上位的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你必须做到自己社会角色的完美，才能彰显仁治大道，呈现和谐盛世。每个人都懂得了其中的道理，作为社会的基层单位家庭也就和睦快乐了。以亲情至爱为基础，以孝道仁道为链接，如此扩展开来，社会安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一个社会风气的好与坏，更主要的是上位人决定的，权力者的责任更大，这是古人早已明白的道理。故孔子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孝道是必须要讲的，这是人伦。但后世儒家释义有悖于孔子的初衷，故意强调下位的义务而弱化上位的责任，这是一种无厘头加流氓的运作方式。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周游列国期间处处碰壁，统治者拒绝他的政治学说。这主要是阻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克己复礼中的“克己”，就是孔子无奈的劝说，毕竟拥有权力者的私欲难以靠自身修养灭掉。孔子也有为官的经历和机遇，周游列国前在鲁国为官“司寇”，官还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只因没有得到一块祭祀用肉，愤然离开鲁国。在卫国初时为官待遇不错，但遭人嫉妒，“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时孔子扭头便走。再次入卫只因随行于卫灵公夫妇之后，找了个“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理由，脚下抹油开溜了。
在今天看来，能与国家元首一同出行接受国人的注目礼，是何等的风光。大家尽情的自我观照想像一下，如果是你遇到上述情况，你走吗……走在崎岖颠簸、风餐露宿的山野里。
这些故事镌刻在圣迹殿《圣迹图》画像石上，可以看出孔子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一位为了自身利益而圆滑世故、苟安偷生、摇尾乞怜、附炎趋势、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人。总的来看，他对统治者好话不多，斥责不少，完全不是后世儒者的做派。（激情四溢的孟子除外，因为他的学说及处世原则比孔子还猛。）
在返鲁整理典籍之时，他仍然寄托着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了解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春秋时的人们单纯透明，如同彼时的阳光空气般清澈，造就了他执着坚韧顽强的性格；虽然他宽厚仁爱，聪慧睿智，却做出了一系列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举动。在今天看来这种举动是那么的不可理喻，甚至有些愚蠢，但那就是古代先民特有的一种贵族精神，或者说是“君子风骨”——不屈不挠，不奴颜婢膝，可杀不可辱。
我们今天对孔子的评价说他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道德家，一位精神贵族，一位充满智慧的政治理论家。
（说起孔子的政治智慧，《论语·子路篇》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其大意如下：
定公问孔子：请问有没有那样一句话，国君如果照着做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兴盛起来？
按照礼乐制度来说，作为一个国君只要实施德政，勤奋踏实工作，严格遵守礼制，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国家就会不断日益强盛。哪有什么一言兴邦的妙计。鲁定公哪里是想从孔子那里讨教简单易行的锦囊妙计，分明是考验孔子的政治智慧。甚至是给孔子挖个坑，你说：没有，那么你徒有虚名，智慧的含金量大跌；你说：有，这真是一言难尽的难题。
一般人碰到这种事情都会懵圈。孔子毕竟是孔子，有大智慧，善于玩脑筋急转弯一类的游戏，不过人家玩脑筋急转弯不玩“大忽悠”那种水平的，而是正儿八经地含着学问的。
孔子回答鲁定公：噫，这问题有点玄妙。不过有这样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为君者理解为君之难而谨慎治理国家，是不是可以算一言兴邦了呢？
鲁定公一看没难住孔子，就又出了一道难题：那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君丢掉国家的？
孔子回答说：话不大好这么讲。不过有这样一句话：“我做国君没有觉得有什么可开心的，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说话没有敢不听的。”如果一个国君说得对，大家都认真服从，这是好事；可是如果他说得不对，大家也不来反对，这可不麻烦了吗？这算不算一言丧邦呢？）
秦汉以后，儒学添加了法家的元素，原本儒家直白的血性色彩逐渐衰退。此后的儒者普遍“缺钙”，这并不是儒者选择性“失明”，而是历代统治者都不想要“带刺”儒徒。后世所谓“孔孟之道”，完全失去原来鲜活的美丽，变得迂腐沉闷另外再加点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