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林，中科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在高校学子中普及和推广中国文化。而在学术上师从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他，对“国学热”的出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自己的思考。

　　如何看待国学 

　　记者：刘老师，现在大家都在说国学，那究竟什么才是国学呢？

　　刘仲林：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学。如果把国学比作一棵大树，则其主干是哲学，如儒家、道家、易家、禅家等，其枝叶是传统文化诸多表现，如学术、绘画、音乐、艺术、医学、武术等。

　　国学概念从上世纪初产生并逐渐发展，有着近现代以来西学涌入、中学被边缘化的大背景，而类似的大背景，也导致今天重新提出国学概念。

　　记者：今天的“国学热”是如何产生的？

　　刘仲林： 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今日“国学热”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态多元化基础上出现的，是文化形态朝多样化发展的一个体现。国学研究和普及活动成为热点新闻，并被冠以“国学热”，其实正好反映了长期以来的“国学弱”。

　　我们今天关注的国学应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复兴问题，需要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精英与大众等文化现象融会贯通，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这也就是张岱年先生７０多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人大国学院的成立？

　　刘仲林：如果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遇到困难的态势下，加大国学研究的力度、壮大研究队伍是有必要的，人大国学院的成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国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期待国学院不仅研究国粹的传承问题，而且研究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

　　记者：与人大国学院相映成趣，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私塾，对于这种新生事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刘仲林：现代私塾我没有接触过。今年暑假，我去天津走访了孔庙附近的一个国学班，是一个年轻人主办的，利用暑假中一个月的时间，请专家讲解经典，传授绘画、书法、古琴等传统文化知识，学生们既动脑又动手，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

　　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的硕士，毕业后开办了一个“一耽学堂”，利用社会赞助，在高校募集义工，到社会上宣传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现在一些小学开始兴起读经活动，给小学生记忆中注入中国文化的因子，对今后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至于像今天许多学生，问到传统文化一脸茫然。

　　但是不少搞这一活动的教师，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够深刻，不能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影响了活动的质量。教师应该有所培训，先懂一些，以更好地辅导学生或回答学生问题。

　　传统文化的传承之惑 

　　记者：您如何在高校普及中国传统文化？

　　刘仲林：中国文化普及，理工科院校尤为需要。由于我国教育从中学起就文理分家，许多理工科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很少。科技和人文是推动创造起飞的两翼，如果两翼长短比例悬殊，就难以飞得高远。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高校学子，对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深入一点的理解，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个缺憾。

　　记者：那您怎样帮助和启发他们呢？

　　刘仲林：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稍微系统一点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很多都是通过书刊、报纸、电视、网络或道听途说得来的，接触的东西也比较片面，这样就难以分清本末，抓住本质。

　　我会告诉他们，国学中的“道”有多种含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含义是“境界”，即一个人通过对事物的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各行各业，各种学问，都有道的存在，而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悟人生之道的极高境界。

　　记者：这是否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少传统文化这一环？

　　刘仲林：是的，虽然语文、历史等课程也会涉及一些传统文化知识，但我们的教育中缺少一个统领国学各领域的“纲”。古人说“文以载道”，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只见“文”、难见“道”。

　　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固然需要在各个层面推广，但更应在教育这个主渠道落实。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国学院不仅应该开在人大，更应该从幼儿园就开起？

　　刘仲林：准确地说，是国学的启蒙、传统文化的接触应该从幼儿园开始。而且，我还坚持一个观点，文化是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应当发展和建设融古今为一体的新文化理论，使传承更富时代精神。

　　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国学 

　　记者：除了在学校，您还在哪些地方推广传统文化？

　　刘仲林：到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办讲座，同时计划通过老年大学、社区大学和更多的普通人产生联系。我们还筹备建设面向大众的学习网站，面向公众的开放讲座，出版以各界大众为作者、以亲身感悟为内容的文化丛书，加强和公众心与心的交流，使文化传承落脚到人生亲证的实践上。

　　另外要根据当时大众的需要，开发出符合大众心理的“产品”，如通过动漫、电视短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来传播中国文化，而不能只是讲大道理。

　　记者：说到电视，我想起了前不久热播的韩剧《大长今》，其中有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为什么我们就拍不出这样的电视剧呢？

　　刘仲林：我觉得，这样的电视剧缺乏，正是长期以来“国学弱”的一个例子。在合肥，有一次我和研究生乘车去科学岛开会，司机也很喜欢看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他觉得大学门槛高，和别人交流、学习机会少，听到我们要搞向社会公开的讲座，马上留下通讯方式，要求参加。

　　记者：那现在的“国学热”可以解决这种现状，带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吗？

　　刘仲林：发展国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光靠传承传统是不能带来中国文化复兴的。

　　现在，国家科技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中，首次把“创新文化”建设纳入其中；中国科学院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深入展开了“创新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都是与“国学热”同时出现的中国文化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学文化代表了人文传承的一面，创新文化代表了科技创新的一面，如果二者能够互补会通，可能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真正开始。

　　刘仲林教授简介 

　　刘仲林，籍贯河北省乐亭县，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生。大学读物理，研究生读科技哲学。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在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指导下，一直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转化的综合创新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传统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现为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

　　刘仲林是我国早期从事创造学和创造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２０多年来在创造学道路孜孜不倦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创造学结合，他同时还是国内知名的跨学科学研究专家，任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１９８５年在国内首先发表“跨学科学”论文，其著作《中国创造学概论》被推荐为大学生应该读的１００本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