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官僚的伊藤博文提出反提案（“教育议”），对元田的开明文化政策的批判，进行反批判。与元田不同，伊藤认为所谓风俗紊乱，不外乎旧有的身分道德已在崩溃，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深入到了学校教育，而这都是维新变革的副产物，是不可避免的。伊藤认为此时不能改变文教政策，使儒教成为国教。此后，元田又写了“教育议附议”，再次对伊藤进行反批判。保守派与开明派关于国家文教政策是回归传统还是坚持欧化的意见之争，同时也是争夺文教政策领导权的对立。伊藤一派既希望坚持开明政策，又热心致力于在人民心中培养崇拜天皇的感情，所以持政教分离的主张。而元田在争论中则处处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坚持儒教主义的复活。从实质上来说，元田在文教上坚持的复古，在政治上是以政教合一为其理论内容的，所以他对于明治维新所企图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权，是更合适的体系。
传统派和欧化派围绕文教方针所展开的争论，最后是元田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而曾充任过文部省编辑局长的西村茂树所写的《日本道德论》，也是以批判伊藤内阁的欧化主义为直接动机而写的。它标榜儒教主义，其内容既是西村对于文教政策的想法，实质上也是对前两派争论的一个折衷和总结。
与元田的纯粹儒教主义不同，西村所主张的是混合儒教主义。他对儒教最大的改制，是从西方哲学中借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内容，从而增强了《道德论》的政策性和实践性。西村的《日本道德论》带有浓厚的以道德为基础的国策论的色彩。它的目的是要确保日本对外的独立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发扬国威”，造成一个“国力强盛”“治安而隆盛”的日本帝国。他以为欲达这一目的，除道德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他把道德看作国家盛衰的根本问题，认为“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国家灭亡”。这种以道德问题为中心的思路，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思路。西村指出，当时日本的“政府没有一定的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因而民心“轻躁浮薄”，“民心没有一定方向，尊重国民道德之心也就薄弱”，（9）瞻望将来，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消除国家的危机，《日本道德论》主张以“儒道”为“世教”来聚合人心、推广教化，整顿国家秩序，以为“儒道”的“忠孝之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端正君臣地位，美化国民风俗，非其它诸教所能及”。（10）但是，在西村看来“儒道”本身亦有缺陷，这就是除了乏于西方哲学的学理微妙、研究精密之外，最重要的是过于重视太古，使人倾向顽固、保守，不能适应当时进步的形势。而在新形势下改制儒学，使之适合巩固绝对一元化的天皇制，并适应由上而下推行日本近代化的要求，这就是西村兼取“二教”，以之为日本近代道德基础的原因。
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终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这表现了它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但是，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使其内涵中的国家主义、忠孝的服从观等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并向着负面恶性地发展，结果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
二战后，日本国溃败了，经济发展停滞了，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其实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在日本经历了彻底的民主改革后，仍然是这批抱着效忠国家观念的勤奋工作的日本人民，创造了东亚的奇迹，使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此，人们有各种解释，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当然原来不存在西方那种新教伦理，但它却有同等功能的世俗伦理和精神。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中说：“社会有一个中心。……中心或中心圈是一个价值观和信仰王国的现象。它是主宰社会的象征、价值观和信仰的秩序中心。……每个社会都有官方宗教，尽管人们认为社会是世俗的多元和宽容的。中心也是一个行为王国的现象，是某种制度的行为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价值观才得以具体化，才能够被认识。”（11）根据这种论述，应该说儒学在近代日本所起的也是某种“官方宗教”的作用。但它作为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是在解决了制度问题的前提下才得以正常发挥的。
（二）韩国现代化与儒学转型
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是有差别的。自然，这与韩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差异是很有关系的。正像有的日本学者指出的：“日本的儒教不是制度上的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