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儒教。换句话说作为理念的儒教，在任何制度里，能否现实化是完全自由的。”“在制度上能促使儒教思想扎根的是科举考试。和韩国、越南不同，日本从未引入这种制度。”“在日本，由于通过学校教育，使得儒教的理念更加鲜明，并最有效地普及开来。”（12）
这里应该指出，日本儒学对政治制度依赖较少，而更多地与学校教育有关。儒学正是通过国民教育的途径贯彻到日本人的深层理念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因而在近代，面对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流入日本的西洋文明的波涛，看来儒学似乎一时失势，但在道德教育上，没过多久儒学就重新活跃起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儒学仍是日本道德教育的主流”。（13）韩国儒学则与此不同。有的韩国学者说，“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教国家”，（14）“韩国是只有通过朱子学才能解释的国家”。（15）确实，在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家学者对朱子理学有一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情结，（16）尽管朱子学并非原始儒学。
在韩国历史上，儒学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设立太学，以儒学教授子弟、培养人才开始，以后渐渐越出教育领域，向国家制度层面和社会价值层面渗透。三国时代传入朝鲜半岛的儒学主要是汉唐经学，从内容上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政治思想，因而儒学在官方的倡导下发展。朝鲜王朝建国之初更明确了儒教立国的政策，自此儒教享有国教地位，支配整个思想界长达500—600年之久。朝鲜儒学以朱子学为正宗，具有强烈的排斥异端的色彩。不仅拒斥佛教，而且对于宋明理学内部派分出的强调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陆王心学也严加排斥。这样就使得韩国理学比中国宋明理学更沉缅于思辩，心性义理说更周密，学说更正统，甚至于演变为一种趋于“特化”的意识形态。（17）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压抑以及学术上的烦琐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韩国儒学失去了探索、创造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适应或应付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的能力。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作为对儒学官学化、梗塞化的反省而出现，主张经世致的“实学派”，也难以有真正的作为。
因此，当近代来临的时候，作为朱子学“嫡统”的韩国，不能迅速熟悉由于西欧文明开创新世界的新形势，“儒教作为统治哲学，完全执着于既得权力，没有理解异教的努力，受到官学权威的限制，没有接受新文化的雅量”。（18）因而很多韩国学者在总结韩国近代化的教训时，甚至认为作为正统文化的儒学应当担负延缓朝鲜改革进程，不能有效地应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权侵夺的责任。（19）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以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在丧失了政治上独立性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自己文化上的特点。但韩国的儒学并未就此而中绝。一方面，它爆发为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爱国家和民族的义理精神，或化为一些儒者标榜教育救国、企图通过培养后代人才来夺回国家的坚韧的努力；另外，也被少数人捏造为对日本侵略有利的“皇道儒学”。1945年迎接光复时，在韩国也曾有许多人设想以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传统来填补由于战败国日本的退却而造成的空白，但是这种努力却因为当时东方文化正处于衰败的国际大环境，而最终流于破灭。
1945年光复后，本已饱尝殖民之苦的韩国又承受了二战后国际冷战时的恶果，被陷入南北分裂局面。国家分裂后，原先统一的经济变为“南农北工式经济”，由此，韩国一下子变成彻底的农业国。不久后发生的朝鲜战争（1950—1953年），又使韩国经济遭到彻底破坏。但是，朝鲜战争除了有破坏韩国经济的负效果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这就是在摧毁韩国经济的同时，也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社会的旧习惯、旧制度、旧的思维方式以及旧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一次较彻底的破坏。作为韩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学的真正中断，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那么韩国儒学在经历了历史性的中断后，是怎样获得劫后新生呢？这其中还有一个在什么氛围中以及从什么方向上重新开发和利用儒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