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作为后来形态转换和获得新生的条件；其次，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整合转换了形态，从而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找到了新的定位；最后，儒学重新介入国民教育，或融入国民精神中，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以上这三点也正是笔者在思考近现代中国儒学的地位与社会转型问题时的经验依据。
二、儒学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及其原因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
中国近代如按国内传统说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的话，则近现代社会转型大体经过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事件。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又接续了近代中国求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这一过程来看儒学，则儒学在近代经历了一个与封建帝国衰落、解体同步的过程，并且总是与政治上的复辟与反复辟、文化上的激进与保守问题相纠缠，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从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实践上标志着儒学独尊地位终结”。（24）
与日本、韩国比较，如果说儒学在日本曾经历了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至1945年二战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转折和中断期，在思想上丧失了作为独立体系的生命，而后，发生了形态的转换，变为日本人思维结构及民族精神中再生了的实践化伦理；如果说具有浓厚的正统意识形态色彩的韩国传统儒学，是在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时才开始历史性的中断，而后又在韩国现代化运动中获得新生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儒学的历史性中断，应该说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为标志的。
但是，在中国，儒学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而退出政治舞台，也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激烈地批判封建纲常礼教而划清它与封建思想、旧道德的关系。例如，辛亥革命后，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1917年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拥戴废帝溥仪复辟。因为在这两次复辟帝制前（1913和1916年），国会都曾讨论宪法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并引起尊孔废孔的争论，于是袁世凯尊孔，张勋“请订孔教为国教”，儒学也便成了封建帝制派利用来为复辟帝制服务的工具。
类似的实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在我们以往的儒学研究中，关于近现代中国儒学的遭遇史，几乎就是其反复被利用，不断被当做维护反动统治思想工具的历史。以至于有的学者只能认为“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地位的完全丧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之前，“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仍然把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之一。儒学作为政治、伦理道德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没有完全丧失。（25）但是，即便在1949年建国后，儒学已经丧失思想统治地位，只是被当做一种学术思想来研究，在震惊世人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仍有所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儒学仍被当做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指导思想来批判。诸如此类，说明在中国近现代，儒学种种遭遇现象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实质性问题。
中国儒学的这种遭遇，自然与它的特点有关。不过这种特点正如上文所说的，并不是单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而是从社会大系统结构来看的“价值观和信仰王国现象”，这种“价值观和信仰王国”，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中国儒学的特点，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试从下列三个方面概括之：
一是中国儒学的原发性。
中国是儒学的故乡。儒学中最主要的、构成道德的根本和基础的东西，是从中国特有的家庭制度和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儒学不像在日本或韩国，是作为一种思想或学说来接受，而融入本土文化中的，它也不是一种道德说教，而是融入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另外，儒学的原发性，还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的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历史上中国长期居于东亚国际关系册封体制的中心，这养成它内向的思维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近代有的思想家说中国向来没有国家的概念，“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26），实际上这也是它在近代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在中华帝国已趋解体的情势下仍漠视天下，抱残守缺，不能像日本一样采取开放态势的原因。
二是中国儒学的“大一统”性。
儒学的“大一统”性与中华封建帝国的大一统是相一致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形成“大一统”的文化，而儒学是这种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支撑。
儒学的大一统性首先表现在制度上。儒学长期通过科举与封建统治结为一体。它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使其不仅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过儒学的权威，并不主要表现为政治统治思想的权威，而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权威。它通过科举制，灌输到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使得知识分子都遵从儒学的思维方式，它通过社会传承和家庭教育，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构成人们的社会关系，形成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而它对于统治者，是以基本的自我修养作为统治他人起点的一种政治方法。
此外，历史上中国儒学的大一统性还表现在它对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大一统”文化的维系上。这种维系与儒学的制度化相结合，并强化了它的制度化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制度的维系，加强了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例如，历史上元蒙和清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