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建国的初期都经历过“汉化”的过程，而所谓“汉化”，其核心是对儒学的尊崇，包括任用儒生，实行汉法，尊孔崇儒，翻译汉文经史或整理儒学经典，实行科举制，整顿国子学等内容。通过“汉化”，巩固了封建帝国的统治，安定了民心，也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是中国儒学的整合性。
儒学的整合性体现着文化整合与政治整合的一致和统一。这本是由孔子思想奠定的基础。孔子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不只是对统治者品德的要求，也倡扬了政治治理与社会治理相辅佐的思想。而他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以及“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都是突出了先进文化的感染力和同化力。
儒家自孔子之后，“尊王攘夷”思想逐渐成为后世维护“大一统”及对待周边文化的理论根据。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到唐宋以后的崇理反佛，既表现了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倾向，也包含着儒家关于文化对国家统一、政治安定、人心归向等作用的认识。所以儒学的整合，既是政治的整合，又是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整合。例如宋代初期，就曾出现一种以倡导古文运动，反对佛教思想泛滥，主张以经明道、经世致用为内容的文化整合趋势，（27）这是儒家文化为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唐宋之际开始进入了新的转折期，所以进行文化整合也是宋初为了统一国家、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客观需要。通过整合，批判地继承了自先秦至汉唐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建立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和能够以我为主吸收异质文化的自我整合机制，使得中国文化更加成熟，也更增强了儒家文化潜在的同化力。
但是儒家的文化整合，既有积极用世、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含弘光大、厚德载物的包容气象，又有以我为中心同化周边文化的传统惯势。通过一次次整合，它吸收了其他的或外来的思想学说、宗教思想，充实了自己，保存了中华文化传统，同时也走向了自我完善和封闭。儒家独尊，天下一理，是儒学与封建帝国的大一统政治结合的产物，因而儒学的“道统”论在注重社会延续、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包含着对政治先例的保守和对维护皇权统治的关切。而这些，也正是儒学面对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所表现出的致命弱点。
据此，我们怎样看待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的遭遇？
如上所述，儒学的文化传承性、大一统的文化特性和文化整合性，这是儒学的三个特点，也是儒学的社会功能。概言之，历史上儒学是靠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以便进行文化传承的。当然，其传承的环节有如家庭、教育、社会下层民众的心理意识、爱国爱家的观念等。而其关键，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及其所依附的封建帝国政治制度。而近代，中华帝国衰落了，儒学失去了政治支撑。同时，社会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以及大部分时间是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进行的，没有形成新的支持现代化运动的社会中心，所以曾作为“大一统”文化核心的儒学便不能被集中地、有组织地进行转换，只能或遭批判，或被用来整合旧的体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及长时间内对待传统文化的极左态度，又使我们在误失现代化机遇的同时，也失掉了改造整合儒学传统的机会。
三、当代中国儒学的整合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敞开国门与世界接轨，曾经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中国开始正视自己的传统，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儒学也再度恢复了生机。但是，当我们重新研究近代以来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时，却发现对于儒学地位的估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随意浏览一下当今学术界有关儒学或中国哲学的话题，便发现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到这样的问题，即“儒家在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定位和自我期待”，“儒家的价值及其发展的前景”（28），或曰“‘中国哲学’如何能够相切于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历史实践，如何能够为后者提供某种文化价值、意义资源和精神理念”。（29）这些问题的重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