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就在于近代以后，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中国儒学虽然经历了一个中断的过程，却并未经历一次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同步的自觉的有领导的整合与转换。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当现代化事业进展到不能不触及制度、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遇到儒学转型的问题。
当今我们所面对的是，“五四”以后，建国以来，一方面狠狠地批判了儒家，使得它在社会生活层面断绝和远离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但在思想、生活、制度、价值观的深层里，人们却还时时处处感到儒家思想负面影响的存在。历史上，儒家曾是以制度化的形态出现的，它与科举制结合，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作为权威性的价值观灌输于士人和官员的思想中。而今天中国在进行制度改革建设新的政治文明时，仍廻避不了儒家曾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多年来在十分敏感的政治文化领域，官本位、个人迷信、帝王思想、等级观念、专制作风这些封建意识形态留给政治及制度方面的影响几乎还没有触动。在思想道德领域，文革以后，传统的严重断裂，加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得道德失控、社会价值观取向失衡的趋势加剧，社会生活中善恶不分、重利轻义、不讲诚信、物质第一、工具主义，无视道德的现象随处可见。这种种现状，使我们感到，多年来对儒学的过激批判其实只是动摇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根基，结果是流失了好的传统和风气，保留和再生了坏的影响与恶习。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价值观支离破碎、缺乏长远的精神寄托的社会”，“精神空洞”，“传统早已摧毁”，“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这话似有危言耸听的意味。但它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连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确实需要一次花大气力的整合。整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整合在实践中重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便纠正以往在“制度变革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错位”（30）。这已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
这样的整合也将给儒学一次改造和转换的契机。过去儒学退居边缘而又重返论坛、学坛的经历，已经说明它不是用激烈的批判手段或行政命令的方法就可以取消的东西。儒学也不是稍下决心就可以丢弃的“鸡肋”。它代表中华民族的历史，关乎中国文化的未来；而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对它的取舍也是关乎如何对待中国人的思想资源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价值的大问题。目前中国建设政治文明任务的提出，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儒学。因为儒学作为“大一统”的中华政治文明的标志，不只包含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心理维系的深层文化底蕴。
要使儒学参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的整合，要对儒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清理和继承，毋庸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个系统的大“工程”，限于本人学力、能力，仅针对儒学特点提点陋见，以与学者同仁共同探讨：
（一）接续作为民族文化之源的儒学。因为儒学作为历史上已融入中国人社会生活，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的传统要素，其实已成为中华民族人文遗传的基因。
（二）清理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儒学。这里不言“批判”而言“清理”，因为它不仅表现为狭义的政治思想，更是涵于政治体制，融于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表现。
（三）整合在国民教育、国民精神中的儒学。这里包含了对儒学作为传统文化在国民教育中地位的整合，亦包含对儒学思想内容的改造，须使两方面都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以上是就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来讲的，若论儒学在东西文化中的定位，儒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等内容，则笔者在拙作《当代东方儒学》中已有论及，此处恕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