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孔子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暨“儒学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论文
我对儒学与民族精神的思考
刘 宗 贤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问题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阐述文化建设问题时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其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又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里，提出了“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双重任务，并特别提出要把它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对于思想道德体系的建立，则除了市场经济、法规建设等切合时代性的内容外，还特别提出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明确提出民族精神和道德继承问题，这是我们民族在文化层面上认识的飞跃，而把这种带有指导方向性的语言写到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无疑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回顾这些年来对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我对儒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也曾作过一些思考，重新反思这些研究的思路和成果，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自己对儒学与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对民族精神的理解
我对儒学与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是从研究传统哲学与传统思维方式问题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中国哲学史界曾召开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特点问题的小型讨论会，会上提出一些当时在国内看来比较新颖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会的报道，《新华文摘》也对报道作了详细摘要。在由我执笔写的这份报道中，有一段叙述中国哲学史特点的文字，其中说：
每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类型，中国哲学的特殊类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伦理型”哲学体系。这固然与中国种族奴隶制社会确定的宗法制及长期以来以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等级制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逻辑形式。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点时，除了注意产生它的社会历史基础外，也须分析这种哲学思维形式本身。……西方自然科学的进步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而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发达也同样促进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1)
或许是在开会和写这个报道时特别用心作了思考，总之，这段文字对我日后研究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传统哲学的伦理特性与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缘着中国哲学的伦理型特点，我所要探讨的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必以哲学价值观作为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核心。80年代后期我在《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一文中以儒道互补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反思中国哲学传统，把其特点概括为“天人合一”和“真善美统一”，认为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政治伦理型的特点，即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为主要任务，以人生观为核心，以探讨人的社会伦理人格为中心内容。(2)
后来研究孟子，认识到孟子在儒学发展中虽然居于“亚圣”地位，但由于他对宋明理学的独特影响，使他对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源于孔子的道德观，但“性善论”的提出是把孔子关于“仁”的道德观从对个人品质的强调和对人际关系的关注转入到对人性本原的探讨上，从而使儒家的人道思想进一步与天道问题联系到一起，向内、向善，具有更深的哲学意味。我在研究孟子与宋明理学及阳明学的关系时，涉及到孟子的道德学说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提出“传统哲学的伦理特性与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的关系。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在哲学上有深刻的理论背景，究其根源，与孟子的道德哲学有关。由孟子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心性哲学造成了我们民族注重道德理性，习惯于从伦理本位出发来观察人生，维系社会和面向自然的内向性格。对于这种内向性格，我当时从三个方面来概括：（1）个人奉行的道德自律原则：人们往往把完善个人的道德品质作为生活的重要目标，每个人所具有的人生价值似乎首先表现为他的道德价值。（2）以道德关系来维系社会，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正常运行：社会成员的能动性突出地表现在道德修养方面，因而整个社会必须不断地提倡道德修养，倡导道德规范，以此来贯彻法律、政策、命令，维持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3）把社会伦理道德原则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为不是鼓励崇尚对外部自然界的探索和征服，而是着眼于主客观平衡关系的维持。把道德与开发自然、改善民生连在一起。(3)
而对于儒学的伦理特性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我以为应该从两面性上作辩证的分析：
首先，从社会规范上。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法律、社会契约等外部规范来维持，而是靠建筑于内心的道德原则，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维系，这便在我们民族内部形成一股很大的凝聚力。其结果不仅造成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并且在抵御外部侵略的战争中涌现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的气节和牺牲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以至于今，海外华人、台胞港人仍然是那样热爱家乡、誊恋祖国。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传统社会法规不发达，民主精神差，与社会现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还面临改造社会意识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