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档案中有一批未经整理、未经识读、未经分类、未经装订入卷的散存档案。由于这批档案长期处于封存状态，其内容很少为人们所知。2015年曲阜文物部门为配合国家“可移动文物普查”，对这批封存已久的“散档”，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普查和整理工作，基本摸清了这批“散档”的具体情况。

　　在这次整理工作中，一批很有价值的档案史料被发现。下面所选的几篇散存档案，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韩复榘致孔德成的信件

　　达生仁兄奉祀官勋鉴：荷风扇暑，黍雨流膏，怀思方殷，忽承手翰，欣谂履祺安胜，即事多欣，为颂以慰。承示办理土地，陈报及时清理祀田，一举两得，便利实多，自应遵嘱。饬令主办人员，特别注意以防湮没。来单所列各县，只济宁一县，现正办理陈报，其余均系第二期举办县份。拟先通令遵照，一律保护清理，以副雅命，专此奉复。敬颂勋绥。

　　韩复榘拜启  七月十三日

　　这是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致孔德成的一封信件，主要是为孔府查找、归还所迷失祀田的事。从此信来看，韩复榘的遣词造句，颇为讲究，并不像民间传说得那样粗俗不堪。

　　信中的“流膏”，指流脂；流出油脂。晋木华《海赋》：“颅骨成岳，流膏为渊。”宋梅尧臣《和蔡仲谋苦热》：“大热曝万物，万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流膏又指滋润土壤的雨水。借指恩泽。《管子·度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唐李咸用《同友生春夜闻雨》诗：“此时童叟浑无梦，为喜流膏润谷芽。”

　　“雅命”，即尊称对方嘱咐或建议之事。

　　韩复榘（1890～1938年），国民党军将领。字向方，河北霸县人。行伍出身，原为冯玉祥部将领，曾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任第三军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督鲁7年，扩充军队，大办民团，拥兵自重。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及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他都发电支持，深为蒋介石所忌恨。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曾率部在鲁北与日军作战。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迂回济南，韩复榘害怕所部被歼，遂于24日夜不战而弃济南，再弃泰安、大汶口、济宁，退至曹县、成武、单县一带。日军乘虚南侵，长驱直入，半月之间占据大半个山东。蒋介石以擅自撤退等罪名，于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将韩复榘逮捕，24日在武汉处死。

　　韩复榘致孔德成的这封信，主要是为孔府查找祭田。

　　孔府的祭田究竟有多少？按常规的说法是两千大顷，那么，从孔府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孔府祭田的这个数额并不确切。无独有偶，1926年孔府奉卫官（管家）孔令儁，在回答青岛天主教鲍润生的信中，说出了孔府祭田接近真实的数目：“历代帝王封赠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大亩。”（《孔府档案》八一一五）三千六百大顷，也就是一百零八万亩。

　　要说清这事，应从“湖田”上找原因。

　　苏鲁边的独山、蜀山、昭阳、微山等湖一带都有湖田。传说中的萧县祭田，也坐落湖区。

　　金明昌元年（1190年），因孔府原有祭田在兵火纷争中有所遗失，金章宗完颜璟在丰县境内拨给地一百二十三顷零二亩，以为补贴。元代，又在沛县地区拨给学田二十大顷又三千亩。明代的中、晚期，丰县、沛县、徐州一带，黄河水灾频仍，土地变迁无常。到崇祯间，孔府在这里的土地，已经被佃户、“豪强”和地方官吏“侵没”。明末清初，孔府多镒查找，都没有结果。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曾由地方官清出一部分退给孔府。咸丰元年（1851年），丰县的黄河河堤决口。铜山、沛县、鱼台正当其冲，所有独山、微山湖田和铜、沛、鱼台等县的民田，一片汪洋。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兰封，上述各县的土地又淤成新田。此后，山东郓城、嘉祥各县绅民，经地方官允许，“领垦湖荒为田，缴价纳租，名曰湖田”。

　　湖田所在地，本为“钦拨祭田”所在地。同治七年（1868年），孔府查找沛县境内原有祭田，称“衍圣公抄发嘉庆十五年旧案内载：四氏学学田一处坐落沛县秦家庄，即今之三界湾，计六十大顷；又祀田坐落沛县刁阳里，计地三千大亩，前元至元三十一年拨赐。”（《孔府档案》四Ｏ一八之二九）

　　同治八年（1869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到衍圣公的请求后，拨给新团公田八百亩，每年由铜山县给大钱六千一百四十四千文。《孔府档案》四Ｏ一七之二八卷记曰：“窃职道昨禀，拟请酌拨新国公田八百亩以重祀缘由，甚为得体。仰即赶紧拨定，将坐落地方及段数字号，详细禀候咨明衍圣公府查照办理缴等因。奉经传饰沛县王令荫福查办，去后，兹据该县禀称：遵即督同董事惠师箴、张事举等，在该团河西公团内，择上则地八顷，按照定章，每亩一百八十文，计年租六千一百四十四千文，分麦、秋二季，由县代收。听候圣府派员领回，以资祭用。绘图帖说呈请核定。再查，该团公田荒芜已久，至今尚未据各董招有佃户，亦尚未编有字号。本年租价，难期济用，应以同治八年麦秋为始，安则起租。一面由卑县谕董招佃后，另造花名细册，分送备案。合将拨定祀田缘由，绘图禀祈核转。并据另禀声称：卷查三界湾屯田卷内，载明屯田每大亩年租钱四十五文，此次议拨之八顷，虽与嘉庆十九年查还之八大顷亩数悬殊，而租价每亩计钱一百八十文，则与屯租多增三倍，并祈转请咨明。”

　　不管拨补的数额是多少，但土地的归属权，终于得到确认，其意

　　义还是很大的。同治十二年（1874年），昭阳湖继续淤出地四百顷，都在沛县境内，由徐州道分配给沛县百姓和团民耕种。光绪间，湖团团民酝酿把团地投献孔府。其中，湖团带头领垦人“唐团”、“南赵团”等等，屡次把各该团原领和新涸土地绘制地图，并造具租户花名册，呈送孔府。据他们的调查说：独山石家口，微山、昭阳等湖报沉之祀田七百大顷，刁阳里三千大亩，高家小湖六十大顷，实坐落沛县旧城东北洒二里之秦家庄南北左右。这些报沉祭田，后来都经涸出，为湖团团民垦种。另外，其他各团和唐团所占地区，共续涸地八百五十三顷五十五亩七分二厘，期间毫无民田。按碑所载，坐落有界至顷亩可稽，“其为原失祀田，毫无疑义。”（《孔府档案》四ＯＯ九）

　　根据以上所述沛县等处各项地亩，和清初关于屯、厂、官庄共有地两千一百多顷的数字合计，就是三千多顷，因此，孔令儁所说“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的说法，不能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

　　邻近孔府的祭田田庄叫官庄，统称十八官庄。明代，官庄亦被称为“皇庄”，《明史·食货志》曰：“自官田没入者曰皇庄。”但这种称谓，到清代就废止不叫了。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弘历巡幸曲阜，指斥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奏折“内称皇庄字样，亦殊不合”，并指示“如系历代赐田，宜称官庄”。此后，就统叫官庄了。

　　十八官庄，坐落在曲阜的十二个，有：张羊庄、城西大庄、红庙庄、齐王庄、颜孟庄、齐王坡、下地屯、春亭庄、安基庄、马草坡、南池庄、胡二窑；邹县两个，有：鲁源庄、黄家庄；泗水四个，有：魏庄、戈山厂、京黄铺（即安宁庄）、西岩庄。另外，还有曲阜、滋阳、东平三厂，和坐落滋阳县的洸河屯，情形类似官庄。

　　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天灾人祸等等原因，后来，官庄原有的地亩数额，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以坐落在曲阜境内的官庄为例，缺额就达六分之一。

　　因此，查找祭田成了历代衍圣公重要事务之一。

　　二、孔德成写给戴季陶的函稿

　　季陶院长先生钧鉴：敬复者，窃承惠颁“天下为公”四字宝章一方。丽水凝祥，光增四座，阳冰结篆，体轶三仓。拜嘉之余，铭感曷极。德成问奇有志，驽驾十回，执辔无因，龙门万丈。猥蒙不弃菲材，屡颁佳品。隆情优渥，古谊高骞，敬已什袭缇巾。宝藏箧衍，将来驰赏儒林，奚啻百朋之锡。悬辉鲁壁，永传希世之珍。谨领厚贶，肃布谢忱。虔请勋安。诸惟亮察不宣。

　　孔德成鞠躬。

　　缮件并原稿缴还。

　　照缮。

　　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孔德成颁发了一枚“天下为公”的印章，孔德成回信感谢。这方印为朱文篆书。孔德成在回信中，除了对戴季陶表达感激之外，还对印赞美了一番。

　　如信中“阳冰”者，即指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李阳冰。李阳冰，字少温，原籍赵郡（今河北赵县），寄寓云阳。初为缙云令、当涂令。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监。李阳冰富文词，工篆书。初师李斯《峄山碑》，以瘦劲取胜。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他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雨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

　　信中，孔德成多用谦词，如“驽驾”，即劣马所驾之车。清缪永谋《述怀》诗：“振策无駑驾，悬乘皆驪珠。”

　　又如“猥蒙”，犹辱蒙。《后汉书·张奋传》：“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土，身死之后，勿议传国。”清方文《刘舆父挽歌》：“先生长我十五岁，猥蒙折节称弟兄。”

　　信中的“古谊”二字，同“古义”。这两个字有多种解释。一、古代典籍之义理。《魏书·礼志二》：“良由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捨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新唐书·李德裕传》：“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二、古贤人之风义。《宋史·文天祥传》：“是卷古谊若龟鑑，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古谊忠肝，跃然纸上。”三、古代字义。指字的本义。清魏源《说文拟雅叙》：“《尔雅》不尽用字之本谊，专取假借，故六书之本义不明。今专以部首分类，而以其虚文语助为‘释言’，别辑其专行借谊反废古谊者为‘释训’。”

　　信中的“高骞”二字，亦有数解。一、高举、高飞。宋陆游《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诗》：“下入裂坤轴，高騫插青冥。”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游武彝山日记》：“一带峭壁高騫。”明沉鲸《双珠记·风鉴通神》：“俟数极时通，那时奋发任高騫。”二、比喻隐退。明高启《始归园田》诗之一：“岂欲事高騫，居崇自难任。”清龚自珍《尊史三》：“若夫高騫远引，抱道以逝，矢孤往于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隐矣，焉用文之？”三、高超不凡。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僧术》：“才情颇赡，夙志高騫。”清无名氏《亡国恨·生祭》：“他风骨高騫，品谊沉潜，不愧世界青年。”

　　“缇巾”就是黄色丝巾。

　　“箧衍”是方形竹箱，盛物之器。《庄子·天运》：“夫芻狗之未陈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陆德明释文引李颐曰：“衍，笥也，盛狗之物也。”明宋濂《笔记序》：“濂从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编以归，迺私序卷端，寘诸篋衍，而择善学授焉。”清钱谦益《瞿五丈星卿挽词》：“三世簪缨存旧德，百年篋衍见遗经。”

　　“奚啻”亦作“奚翅”。何止；岂但。《孟子·告子下》：“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吕氏春秋·当务》：“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宋叶适《太学博士王君墓志铭》：“或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见，命也。”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五》：“以罗马之学与今英、法、德、美诸国校，则诸国於近百年内迭啟神奇，闚造化之灵机，扩宇宙之妙用，其胜于罗马之学者又奚翅十倍。”

　　戴季陶(1891～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主办《光华报》，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回国，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

　　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1924年1月戴季陶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及后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戴季陶还是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作者。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

　　戴季陶颁给孔德成的“天下为公”四字印章，其文出自《礼记·礼运》。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后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近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对中西文化都有广泛涉猎的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天下为公”的理想更是情有独钟。他在1924年关于“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了“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并具体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孙中山认为的“天下为公”蕴含内容深邃、宽广。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按孙中山的设想，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做国家主人的是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是全体人民，享受平等幸福生活的是全体人民，真正以人民为主，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情况，全体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民有”、“民治”、“民享”完全实现，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公天下”。

　　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去世前，戴季陶是孙中山签署著名《遗嘱》的证人之一。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接受总理遗嘱的宣言》，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他还以儒学来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孔子三民主义化；把孙中山孔子化，把三民主义儒学化。

　　三、孔祥熙致孔德成的信件

　　达生宗子奉祀官大鉴：顷展手书措惠，一切关于清厘祀田事，已由委员会具呈到部，并已会同内教两部转呈政院，一俟颁发关防，拨给经费，即可积极进行。兹承询及复经嘱令主管人员从速筹办矣。至赴英一节，如奉到命令，当于下月初动身也，专此布复，顺颂时绥。 

　　熙，启 ， 三、十一。

　　这是孔祥熙给孔德成的一件复函，内容主要是“清厘祀田事”。

　　信中的“布复”二字，系书信用语，谓陈述己见以答复对方。清李鸿章《复黄翼升书》：“专此布复，敬颂勋祺。”清秋瑾《致秋誉章书七》：“草草布覆，即请文安。”

　　信的末尾，署一“熙”字，此指孔祥熙。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山西太谷人。孔祥熙是孔氏家族中的一个著名人物，1901年赴美留学，入奥伯林大学。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1907年回国后在家乡创办铭贤学校。武昌起义后组织山西学生军，被推为太谷县民政长和新军统制。1912年被山西都督阎锡山聘为都督府参议。“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曾与孙中山晤谈关于中国革命如何进行和日本人态度问题，认为孙确实在真正希望中国好起来。1914年和宋霭龄结婚。1923年协助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1924年奉孙命携带《建国大纲》访晤冯玉祥，策动冯反对直系。次年，孙逝世，为遗嘱签证人之一。1927年3月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47年赴美国。1967年8月16日在纽约病故。

　　孔祥熙的祖籍在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问于明代成化年间到山西太谷做官。孔氏家族自乾隆年间之后就一直未修家谱，他们这一支系自孔闻美便未能入谱。

　　民国初年，孔祥熙路过山东济南，结识了与孔府血缘关系较近的八府长孙孔祥勉，请其代查族谱，通过孔祥熙提供上溯几代的名字，查实属于孔氏“六十户”中的“纸坊户”。孔祥熙得知自己孔裔身份后十分高兴，以德国设计的青岛电话机械纲络蓝图一份酬谢孔祥勉，日后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孙的身份示以众人。 

　　1930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编修《孔子世家谱》，孔祥熙不仅捐款大洋一千元，还派员四处查访孔氏族人。他在《孔子世家谱》卷四十九“纸坊户”谱中占据了将近六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英国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礼遇。泰晤士报曾刊出一幅漫画，画有一棵大树，旁倚一支蘑菇。文字说明是英国王室的历史与孔子家族相比，犹如蘑菇之比大树。

　　孔府拥有大量田产，分为国有钦拨的祭田（祀田）、学田和特有的自置私田等。祭田、学田来自历代皇朝赐予，部分学田来自捐献，私田则是孔府购买、接受投献和夫人陪嫁的“胭粉地”，甚至兼并而得。

　　孔府的田地有的阡陌连亘，跨州越县，有的却是零星片断。所占有的土地分别座落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30多个州县，有田庄500余处。然而，相当数量的土地系湖田，常遭水患，这又使许多田产在历代社会动荡中“不可较”，但就其土地面积分布情况来看，孔府的田产当以数千顷计，佃户有数万之众。

　　孔府拥有大量的祭田，源自明代，单是洪武元年（1368年），钦赐的祭田便达到2000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

　　除祭田之外，孔府还有蠲免地（无粮地），例地（轻粮地）、大粮地（公府粮地）等大量自置田产。

　　由于种种原因，孔府祭田的数额后来不断减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失迷”或“迷失”。从档案所记来看，“失迷”的原因大致有：因农民起义和战争，土地荒芜，后经农民垦种或被豪强侵占；自然条件变化，主要是水灾，长期无法耕种；土地辗转买卖，田主不断变更，以致发生隐瞒与抵换；管理机构腐败，贪污舞弊，盗卖抵换，日久无可稽考。

　　时至民国时，土地迷失的现象依然相当严重。孔祥熙的这封复函，主要谈的就是祀田迷失问题。

　　四、傅作义致孔德成的捐款信件

　　大成至圣先师孔奉祀官德成先生赐鉴：

　　径复者，此次绥东告警，举国关怀，连日迭接各方函电，或为物质之输将，或作精神之援助，备功勗勉，感愧奚如。顾念捍边御侮，分所当然，乃荷嘱望之殷，盖凛职责之重。兹承先生捐助国币五十元，悉出爱国热忱，用以鼓励士气，谨当拜领，谊不容辞。惟有奉扬仁风，切加激策，庶期三军振奋，效命疆场，本此血诚，亦即仰答爱国同仁所厚赐也。除通饬前方各部队一体知照外，特先制具收据一纸，随函送请惠察。至将来详细分配办法，一俟规定就绪，再行登报声明用途，俾昭大信。专此鸣谢，顺颂筹祺。

　　附收据乙纸。

　　傅作义拜启。十一月廿十五日。

　　孔德成给傅作义的军队捐款，傅作义回信表示感谢。并说“备功勗勉，感愧奚如”等等。

　　“勗勉”亦作勖勉、勉励。《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閒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清黄钧宰《金壶浪墨·学可斋诗》：“每日课余，侍先生论列古今得失，并杂举忠孝节义，以相勖勉。”

　　“感愧”，既感激又惭愧。亦指感激或感谢。《晋书·孝友传·孙晷》：“时年饥穀贵，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见而避之，须去而出，既而自刈送与之。乡邻感愧，莫敢侵犯。”宋苏轼《与黄洞秀才书》之一：“寄示石刻，感愧雅意。”《儒林外史》第三二回：“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斋相借，令弟感愧无地。”

　　“奚如”，有如何、怎样之意。《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秦已内郑朱矣，卿以为奚如？”汉王充《论衡·用雩》：“鲁繆公之时岁旱，繆公问县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

　　傅作义（1895～1974年），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人，国民革命军将领，一位抗日名将。

　　傅作义1910年入太原陆军小学。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入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学习。1924年后，任晋军第四旅第八团团长，第四师师长。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次年任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进驻绥远。1931年任晋绥军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等职。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战斗以我全胜告捷。

　　1936年12月4日，傅军击退敌人反扑后，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为了表示对抗日将士慰问，孔德成“捐助国币五十元，悉出爱国热忱，用以鼓励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促成北京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燹。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五、王懿荣致孔令贻的信

　　一昨辐亵为罪。圣府祀田事已查明，《阙里文献考》又审，《嘉庆会典》一切查明卷数，入告。荣日日入直探听，东事稍松，今日闻又急，即以敬上。前携去拙稿一本，祈交下走以后接续前稿上。天寒维起居珍重。肃上燕庭上公。

　　懿荣，顿首。

　　这是王懿荣致孔令贻的一封信函。王懿荣与孔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祭田问题上，王懿荣多有襄助之功。

　　王懿荣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嘉庆会典》，就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纂成《嘉庆会典》，80卷。同时仿照唐宋会要，按年编载实例，一事一例，编定《嘉庆会典事例》920卷，所载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至嘉庆十七年的事例。

　　信中的“东事”，特指中日甲午战争。

　　王懿荣祖籍山东，与衍圣公是同乡，对孔府有一份特殊感情。

　　王懿荣（1845～1900年）字正儒，一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人士。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以翰林擢侍读，官至祭酒，《清史稿》有传。

　　王懿荣出身于仕宦之家，幼承家训，涉猎经史，有过目不忘之誉。6岁入古现村王氏家塾，15岁随父进京。青年时代，性“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潜心于金石之学。为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鲁、冀、陕、豫、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曾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者潘祖荫、吴大赝等人，同他们共同切磋琢磨。撰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等书，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

　　王懿荣光绪六年年（1880年）中进士，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其为“太学师”。

　　他是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人，并“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此举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在不到一年内，他搜集了1500余片，为甲骨学的收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也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据传，河南安阳小屯村的一个叫李成的剃头匠生病后，没有钱买药看病，无奈之下，捡起村边的甲骨，磨成粉末撒在脓疮之上，结果发现脓水被骨粉吸干。病好后，李成不再剃头了，专收“龙骨”，以六文钱一斤卖给药铺。村民纷纷效仿。自此，甲骨被当作一味中药龙骨，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等病症。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学识渊博的他猜测这种类似篆文却又不认识的刻痕是古人留下的文字，于是到药店买下全部“龙骨”，认真研究，确认为古人的文字。

　　王懿荣与翁同龢、潘祖荫等藏书家以博学并称。嗜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珍藏，往来于大江南北，访书之勤，购书之艰，使他作有“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的诗句。所藏稿本，如《王渔洋诗稿》、《池北偶谈》原稿等。叶昌炽曾观其所藏，叹其“鉴别之精，近时收藏家无以过矣”。他建造有藏书阁多处，建筑设计精巧，精工雕琢，其制式与规模堪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相媲美。藏书印有“翰林供奉”、“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印”、“廉生登来”、“慈圣御赐，多受福祉”、“海上精舍藏本”、“小莲花室”、“天绘阁”、“湛华阁藏书印”等10数枚。

　　王懿荣还以书法见长，尤其是篆书，更见功力。王懿荣的篆书常常流露出一种汉砖文及铜器铭文的意蕴，方笔直下锐利爽劲；转折处崛强拗折；结构在方正中多取圆势，形成了以结构的圆转对应用笔之方劲。较好地统一了字符结构与用笔的关系，使两者在相互弥补中展现了一种瘦峻奇宕的艺术形象。

　　王懿荣曾为孔府祀田缺额请加拨补专折上奏朝廷，在奏折中说：“臣王懿荣跪奏：为重疏前请退恩整理至圣先师孔子祀田，并饬疆臣清查衍圣公府地产事。切臣于光绪十五年六月在编修任内，曾经呈请臣院掌院学士代奏，恳恩饬下山东巡抚整理圣公府地产一折。当蒙恩旨寄谕山东巡抚，遴派妥员前往曲阜，会同地方官详细确查，应如何设法整顿之处，即着据实覆奏，请旨办理。”（《孔府档案》四○一八）

　　在奏折中还说：“今袭封衍圣公孔令贻英年有为，志趣向上，俟经此次田产清理之后，亦当勤综家政，奉先祀，勿得再例府官户屯，任意朦混，串通勒扣，迷失荒芜。以致上负朝廷德意之厚。本年八月上丁，皇上亲行释奠典礼。臣以署理国子监祭酒，躬勷圣典，仰见修复两朝跪献三献旧仪，又复添入饮福受胙。尊崇先圣，隆礼有加。而两省疆臣，坐视其后世子孙薄祀失业，粢盛不备，饔飧不继，甚非谓也。孔子盛德百世，必世公羊家言，春秋之义，贤者子孙，宜有地也。臣不揣冒昧，重申前请，吁恳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上奏。”（同上）

　　他敬仰民族英雄戚继光。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印了戚继光的《止止堂集》，并为作序。光绪二十年（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忧心如焚，要求回乡办团练御敌获准，便迅速赶赴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继又赴登州（今蓬莱市）周览形势，组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团练。正当他准备率团迎击敌人时，李鸿章却已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壮志未酬，忿然写下七绝《偶感》一首：“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随后，他变卖家产，缴还国家饷银，遣散抗日将士。山东巡抚馈以千金，他分文不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受命于危难之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难敌众，不愿为亡国奴，遂书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偕继室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从容投井殉国，时年55岁。

　　王懿荣著有《汉石存目》二卷、《南北朝存石目》八卷、《天壤阁杂记》一卷、《翠墨园语》等书。王氏富藏古玺印，其后人辑录复刊本《福山王氏劫余印存》一册，殆庚子之役藏印散失后仅王懿荣手迹存者。胡厚宣所著《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说，王懿荣于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刻辞，并断为是古代文字，是我国第一代甲骨学家。

　　六、张宗昌名片

　　张宗昌。

　　这是一张保留在孔府里的张宗昌名片。这张名片颇为特殊，上面既没有张宗昌的头衔、职位，也没有张宗昌的官邸住址，仅“张宗昌”三字。从张名片中，不难看出张宗昌那自大自负的性格。虽然这张名片文字无多，其价值却不能低估，它印证着孔府与张宗昌曾经的往来关系。

　　张宗昌（1881～1932年），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1899年赴东北谋生，后流落到俄国海参崴。1912年任江苏省第三师骑兵第三团团长、第五旅旅长。1913年7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1921年至奉天张作霖处先后任巡署高级顾问、宪兵营长、绥宁剿匪司令、绥宁镇守使。1923年任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

　　张宗昌在督鲁3年期间，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最多时拥有10个军及若干独立师、团，计25万人被授予陆军上将。

　　张宗昌与孔府关系密切，这其中的一个重原因是：他与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结拜为兄弟，故而交往频繁。

　　孔令贻的女儿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中回忆说：“张宗昌多次来孔府看望，去孔林给我父亲上坟，孔林的奉卫队就是他派来的。在小弟德成六岁时，他又叫他的儿子张济乐和小弟德成换帖，结为盟兄弟，张济乐十四岁，在张宗昌的义威军幼年模范第一团任团长。”

　　孔德懋又说：“按照孔府家规，内宅是不许留男客住宿的。比如康梁变法时，康有为来曲阜宣讲他的学说，以及应康好友孔祥霖（衍圣公近支，是个翰林任过孔教会总理）邀请来曲阜写曲阜碑节考序，孔林碑文序等，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孔府都按家规招待他，在南五府孔昭增家下榻，而不留宿孔府，更不进内宅。可是我父亲去世后，张宗昌来到孔府带着十个装饰妖艳的太太和百十个‘毛子兵’（俄国人），轰动了孔府上下，陶氏竟然打破祖例招待张宗昌和他的十个姨太太住在内宅。那一伙毛子兵也在内宅里叽哩呱啦，随便游逛，还跑到后花园，那后花园平日除了我们姐弟，轻易不许人去，那些‘毛子兵’在后花园任意攀折花木，当时石榴正熟，摘下石榴来连皮一起啃几口又扔掉，满地狼藉，孔府里的人们和本家对于这些都十分看不惯，议论纷纷，当然，只是背后议论，并没有人敢公开提出异议。”

　　张宗昌在济南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功绩是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当时，他有意聘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整顿山东教育。但王寿彭也不是那么好请的。张宗昌三次才将王寿彭请出山，接到济南，聘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26年，在张宗昌的命令下，山东6个公立专门学校合并，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自此历史上正式有了“山东大学”的名号。当年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挂出校牌，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山大”即正式开课。但是，学校开学的第二年，王寿彭便因教学理念保守，被逼辞职。其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张宗昌亲自挂名校长。

　　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张版《十三经》无论是在印刷上，还是在装帧上，堪称最好的一部《十三经》。张宗昌为这部《十三经》还写了一篇序文。序曰：“教科成编，而六经微，旁行为书，而国文废。国势不张，文化亦靡能自信，致今日废经说，倡惟人是从良族悲也。反之者又蔑弃儒先传注，糅杂外教，附会新异，张瞽说以便其私，则侮经之祸亦废经等。今且无暇与废经者辩，而亟欲存经，并无暇与侮经者辩，而亟欲为经存注。抱残守缺无使散佚，于今日以待后学存中国耳。岂徒与陋儒时髦争是非哉。宗昌莅鲁，饬各学校增课读经，而讲师寥落，寻常读本坊间以艰于购觅，习尚变而旧籍湮毁弃，且更甚于秦火。失今不图异日出严屋壁之藏容可冀乎。因检图书馆所存前清定文诚公抚鲁时校刊之十三经板，重付楮印，分发各校，俾师生讲读。有所遵循书中校正尚鲜脱误，注解悉采通行，取便诵习。俾识途轨，至于经义闳深，传注浩博，汉宋师法具存，清儒考证尤密，好学深思者任自为之，而非可恃此以自画也。清季发捻初平，图书半毁，当局者已汲汲于此，今之事变更亟于前。齐鲁多儒，秦汉之际诸经赖之以传。孔鲋付胜之流风尚有未沫之乎。盖跋予望之矣。”此序言文采非常，且夹有时事之深思，对社会发展之远虑，绝非一般人所能为。据说，是好友杨度代笔。但署名即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督办山东军务兼省长张宗昌”。

　　从上面两事来看，张宗昌在山东主政期间，还是做过几件具有文化价值事情的。

　　1928年春，蒋介石组织第二次北伐，张宗昌奉命撤离山东，在滦州被击垮，逃往大连。1929年春率幕僚从龙口登陆，试图招集旧部，东山再起，被刘珍年部击败。1932年9月3日，被韩复榘派人剌死于济南。

　　七、为备修张勋生祠府官筹钱

　　具禀办祭头李登先叩禀。

　　公爷台前敬禀者，切蒙公爷派管勾刘老爷京钱一百千以备修张公祠之用。刘老爷当时无钱，开给期条，五月间着身带来京钱，一百千交给翟爷。以后刘老爷同身见翟爷三面，说明退给期条无事。岂料以后心中生疑，疑身与翟爷诈使此钱，向身追要，着身退钱，如身不包此钱，不许身当差，向身不依。为此禀明，伏乞公爷恩准，电察施行。

　　上文中所说的“张公祠”，就是准备为张勋修建的祠堂。修建祠堂必须要有资金费用，但当时孔府已日趋衰落，经济困难，修建祠堂的费用，只得多方筹措。上文所述，就是在筹集资金时，发生的事情。

　　张勋（1854～1923年），原名张和，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江西省奉新县人，中国近代北洋军阀势力之一。清末任云南、甘肃、江南提督。

　　清朝覆亡后，为表示效忠清室，张勋禁止所部剪辫子，被称为“辫帅”。1913年镇压讨袁军。后任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1917年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但12日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逃入荷兰驻华公使馆。后病死于天津，谥号忠武。

　　张勋早年丧父母，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长沙参加军队，坦率直白、敢作敢当，随清军进入广西参加中法战争。晚清时期，初隶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为参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隶属袁世凯，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营长），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后随袁到山东镇压义和团。1899年升至总兵。1901年调北京，宿卫端门御前护卫，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扈从。宣统元年（1909年）溥仪即位后，历任江南提督，率巡防营驻南京。

　　1913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11月，任中国孔教会（总会会长康有为，主任干事陈焕章）名誉会长。二次革命中奉袁世凯命，率部往南京镇压讨袁军，纵兵抢掠，屠杀民众数千人。旋被袁世凯授为将军府定武上将军，任江苏督军，调往徐州，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1915年，拥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公爵，但内心仍一意维护清廷。

　　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宣布：“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同时又宣布：“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8月1日起继续开会”。国会复会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讨论宪法。九十月间，国会中的宪法审议会，讨论原宪法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时，又引起长时间的辩论，一时“尊孔废孔之声大作”。

　　在国会讨论的同时，会外各方也展开活动，向国会施加影响或压力。周公鼎等以天主教教民代表的身份急电参、众两院，反对将孔教加入宪法。衍圣公孔令贻则以曲阜孔教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名，请国会定孔教为国教。

　　张勋在徐州，以督军团的名义发给大总统“请订孔教为国教”电稿，提议：国会定孔教为国教，保护各县学宫、学田、祭田，设奉祀官，行跪拜礼，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

　　《宪法草案》于10月13日一审告终。国会的宪法审议会就“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案进行表决。结果377票赞成，220票反对。双方都不足三分之二的法定数。遂决定留给参众两院全体大会解决。

　　1917年1月8日，国会宪法审议会再次讨论定孔教为国教问题，并进行了表决，赞成票255张，反对票264张，同样双方都不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也未通过。

　　1917年6月8日，张勋率“辫军”进京。6月13日，威逼黎元洪解散了国会。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瓴，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行三拜九叩礼。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9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人物，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被封为忠勇亲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这就是史称的“张勋复辟”。

　　衍圣公孔令贻闻知，兴奋不已，立刻致电张勋表示祝贺：“北京南河沿张公馆少帅钧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肃电敬贺大喜！令（贻），咸叩。”（《孔府档案》八0五九）同时还向各大臣发去贺电：“恭承明诏，日月重光，薄海咸钦，普天同庆。承谂荣膺简命，绩懋盖筹，际兹景运重兴，一德绍伊周之化；行见殊猷叠奏，兆民歌管乐之勋。翘首卿云，倾心祝露。弟恩叶世臣，恭逢圣典，谊应趋承阙下，入觐天颜，忻良觌之匪遥，闻箴言之有自先。肃寸笺奉贺大喜，敬请崇安不具。”（同上）

　　但12日，张勋被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退位，被通缉，继逃到天津德租界地区。

　　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对洪宪衲首和辫帅复辟案犯均一律实行特赦。获自由后一直蛰居津门德租界6号（今河西区浦口道6号）寓所。

　　1920年5月，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恢复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被张勋拒绝。后来，徐世昌甚至还请他出任全国林业督办，他依然无动于衷。他在天津的松寿里闲居，一日，有一位客人劝他要识时务，该剪掉辫子了。张勋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京剧念白：“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

　　1923年9月12日，张勋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69岁，溥仪赐谥“忠武”。张勋逝世后，政界闻人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祭文、哀诗和挽联不计其数，或敌或友，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几乎都对其孤忠大加赞美，后来他的家属在门生故吏的帮助下，专门编辑了一本《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张勋灵柩经过几番周折运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无数赣籍百姓自发相送，成为当年在江西地方上最为轰动的大事之一。

　　衍圣公孔令贻与张勋关系特殊，感情密切。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张勋是一位真诚的尊孔者，这从他坚决支持“定孔教为国教”一事上，就能得到充分证明。

　　当年康有为在《时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请定孔教为国教，再次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礼。”张勋积极响应，也致电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院，请定孔教为国教。说：“中国千年之历史风俗，举动行为，人伦日用，皆受之于孔教，与之相化为国魂，从之则治，去之则乱。……若弃孔教，是弃国魂。……勋等窃用惊忧，谨联名请大总统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孔教十年大事记》第八卷）

　　另外，孔令贻与张勋的特殊关系，还可以从张勋保护孔林树木一事得已说明。

　　民国二年（1913年），张勋正率领其辫子军驻扎在徐州。当时，山东省财政支绌，省议会急于筹款，但无计可出。有人建议说，孔林及四配诸墓，林木古茂，大可合抱，为上等木材，如能砍伐出售，可得筹款。这个提议竟然还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认为此乃奇策，省议会一致议决通过。衍圣公孔令贻得此消息，大为震恐，如果祖林的大树被伐了，他怎能对得起列祖列宗！情急之下，孔令贻急奔省城，向当时的省督周子讷求援。周子讷虽然内心不太赞同此事，但是也不便挽回成命。正在孔令贻无技可施之时，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勋。于是星夜兼程赶往徐州，向张勋求助。张勋一听此事，大感不妥。第二天就派兵三百人，把守孔林。结果那些打孔林主意的人，愿望终没实现，孔林因此幸免于难。

　　孔令贻打算在曲阜建立张勋生祠，地点已经选好，并绘好了工程图。当时，孔令贻还发起为张勋建立生祠启事。启事曰：“为张上将军建筑生祠启。从来建祠立社，所以报功德也。自民国肇造以来，不受乱党之残害，即为土匪所劫掠，土地人民，到处糜烂，天下几无完善之区。而我曲邑揭安堵如坟，其惟定武上将军张少轩先生驻镇兖州，有以捍卫之乎。建祠立社以报之，不为过。兹拟在南池旧址文昌祠内建筑张上将军生祠，我邑土地人民既无不受其庇荫，则宗德报功各输资材，以襄义举，当无不踊跃三百也。此启。二月初七日。”（《孔府档案》八一四七）

　　后因张勋复辟失败而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