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教像》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流行、最多的一种孔子像。既有石刻版本，也有绘画版本。画面多绘孔子站立，年老慈祥之形象。
孔府里珍藏了一幅《孔子行教像》，是清代早期的绘画作品，纸本，设色，纵138.5厘米，横61.5厘米。所绘孔子长眉露齿，满髯齐胸，颧骨突出，腰悬佩剑，发着巾帻，叉手肃立，体态安详，是一幅很具代表性的孔子行教像。
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先哲。他的做人准则和人生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人；他的智慧之光，辐射了中国人心灵的每个角落。出于对孔子的崇敬和祭拜，用艺术的手法塑造孔子的形象，古来有之，且历代绘画名家多有作品传世。
西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修起学宫，兴化教育，曾刻过孔子坐像。东汉桓帝建孔子庙时，也在壁上画过孔子像。东汉灵帝建宁年间，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室后壁上，刻上了孔子与老子相会的画面。孔子居左，手捧贽雁，榜题“孔子也”，老子居右，手扶曲杖，榜题“老子也”；二人间一推轮小儿，为项橐。孔子后一随从和一辆轩车，驾双马，榜题“孔子车”。老子后一辎车，有榜无题；车后三人相对躬立。画像上部饰双菱纹和连弧纹。此画像为孔子问礼于老子和孔子、项橐对话的故事。《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灵帝光和六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历代朝廷尊孔，重视祭孔，亦重视孔子像。《水经注·泗水》记载：“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庙，置百石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兖州刺史李仲璇看到孔子庙颓废，筹集资金进行维修。同时，还在孔庙中修建了孔子像，并雕刻十弟子像侍立在孔子旁边。《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记载：“今圣容肃穆，二五成行，丹素陆离，清光辉映。但睹其微笑而不言，左右诺承颜受业。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
南北朝梁朝在荆州修起宣圣庙（约553－554年），梁元帝亲自画孔子像，还为之作赞，并亲笔书写。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牧于益州学馆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东晋戴逵，南朝陆探微、刘瑱、张曾繇等都曾以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为创作题材进行绘画创作。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赐孔子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新唐书·礼乐志》）冕九旒，服九章。唐代以来著名画家绘孔子像者很多，如唐人吴道子、阎立本、周昉等。五代南唐的董源、卫贤、王齐翰等。宋代的石恪、高克明、李公麟、王瓘、马远、梁楷。元代赵孟頫。明代吴伟、吴彬。清代黄慎等一批知名画家也都创作过以孔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孔氏后裔府第，历来就有收藏孔子画像的习惯。据金孔元措撰辑的《孔氏祖庭广记·先圣小影》记载：“今家庙所藏画像，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近世所传，乃以先圣执玉尘，据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持棕盖，捧玉磐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轴者，又有十哲从行，而乘车图皆后又追写。”
清孔继汾纂辑的《阙里文献考》记载：“家见藏纸本像三，绢本者五。纸本者一为燕居像，失名，一为唐吴道子画司寇像；一为明蜀惠王朱申凿摹吴道子司寇像。绢本者，一为宋人摹吴道子司寇像，有明神宗书宋高宗赞；一为杏坛讲礼像，石壁下老松盘曲，文杏杂列，先圣执如意，凭几讲授，弟子拱立受教者一人，执香炉立者一人，拱手持者二人，群聚讲业者十有六人，内一人抱琴，三人执卷，余或拱手，或敛袖，或曳杖，或行相问答，凡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画；一为观欹器像，明郭诩画；一为冕旒像，皆失名。”
孔府珍藏的这幅《孔子行教像》，虽然没有题跋，也没有款署，但从绘画艺术角度来讲，应是一幅形神兼备的佳作。作者较好地表现了孔子辛勤授徒的形象，也较好地体现了“行教”二字的内涵。
对孔子而言，一个“行”字，真是成了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他一贯强调“行”，赋予“行”以广泛的含义；他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教导学生；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行走奔忙中度过的，尤其是中年以后，颠沛流离于各诸侯国长达十四年之久。
孔子重“行”。“行”是他对弟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在学、知与行的关系上，他主张学行结合，行重于知。他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他最担忧的是学之不付诸行，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他要求言行一致，“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对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孔子既主张“敏于行”（《论语·里仁》），也主张“慎行”（《论语·为政》），更推崇“行笃敬”。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其弟子子张还把此话写在绅带上，以便随时记诵。
孔子之所以重行，是由于他把“行”与所追求的崇高目标联系起来，他说：“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
孔子主张言行并重、言行一致。他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因此考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关于言与行两者，孔子主张行重于言。他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他还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子贡曾向孔子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纵观孔子一生的行迹，发现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行走奔忙中度过的。在这种羁旅不定的生活中，孔子竞能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地对学生进行诱导教育，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开发学生的潜能……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发生了一次内乱。鲁国的君臣之间、各当权贵族之间上演了一场大拼斗。起初是鲁昭公帅师攻伐季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联合反抗昭公，昭公师败奔齐。
孔子也因鲁国混乱，带领学生到相邻的齐国去暂避内乱。就在他们师徒经过泰山附近时，发生了一段“泰山问政”的故事。《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面对这妇人的悲惨遭遇，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记住这件事，苛政猛于虎啊！”
“苛政猛于虎”。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发出的感叹，喻苛税暴政之伤民甚于猛虎，也反映了孔子的仁政、德治和惠民意识。也是孔子在旅途行进中，触景生情给学生们上的生动一课。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孔子因不满于鲁国政治踰礼、当政者怠惰的“无道”局面而弃官离鲁，携随行弟子十余人，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行程。
孔子离鲁后向西而行，首先到了卫国。据《论语·子路》载，初至卫国，沿途给孔子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稠密，不禁赞曰：“庶矣哉！”时弟子冉有正为孔子驾车，闻孔子此说，当即向孔子请教：“既庶矣，又何加焉？”问孔子在人口已经十分稠密的情况下，进一步应该做何努力。孔子认为应再使他们富裕起来，故答曰：“富之。”冉有又追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以：“教之。”提出应当对他们施以教育，使他们懂得依礼行事，有廉耻之心。
这是孔子在周游列国行程中发表的第一条政见，而这条政见恰恰是在与弟子问答中说出的。这一问一答，冉有受到了教育，其他弟子也同样受到了教育。这一问一答中，弟子们懂得了，政治经济环境对实施礼教的重要性。试想，当国家动乱不休，苛赋有增无减，人民终年饥寒交困时，又如何讲究礼义？不讲礼义，以如何治国治民？
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孔子师徒一行来到了陈国。一天，孔子与弟子到城外郊游，他看见眼前站着几只山鸡，觉得生动有趣，不禁脸色一动。山鸡发现来人，便腾空飞起，在上空盘旋一阵，又停到附近一个地方。观此，孔子产生了无限慨叹。《论语·乡党》记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孔子觉得，这鸟儿知危而去，择安而息，是一种识时务的表现。于是连声说“时哉！时哉！”子路在旁听到这话，大受启发，便向它们拱了拱手。山鸡听到人声，看到人的动作，便叫了三声飞走了。
鲁哀公六年（前489年），这年吴伐陈，楚来救，陈国大乱。孔子离陈过蔡地去负函。在陈蔡间被困，绝粮七日，弟子饥馁皆病，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止。子路等由于屡遭挫折，对孔子之道产生了怀疑。《论语·卫灵公》记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困窘时，仍坚定不移，而小人困窘时就肆无忌惮了。
后来，孔子一行终于摆脱了困境，来到了楚国的负函。
负函守城的是楚大夫叶公沈诸梁，沈诸梁早就仰慕孔子之名，所以对孔子的到来非常欢迎。但沈诸梁还想通过孔子的弟子进一步了解孔子，于是找到子路了解情况。《论语·述而》记曰：“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对于沈诸梁的询问，子路却没有回答。孔子听说这件事，就对子路说：“你何不对他说，我孔丘这个人，用起功来就忘记了吃饭，快乐起来就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快要到来，如此而已。”孔子的一生，是好学的一生。当学之未得时，他就会愤以忘食；当学有所得时，他就会乐以忘忧。这是孔子的自述之言，也是对弟子们的启迪之言。
以上是孔子在游历各诸侯国期间，对弟子适时进行教导的一些片段。孔子因人、因事、因地所发表的见解，比那些脱离实际情况进行的说教要好得多。
今天，每当我们拜观《孔子行教像》时，总有一种斯言犹存的感觉。这大概就是《孔子行教像》的艺术感染力吧。
腰悬佩剑，是《孔子行教像》的标志饰物之一。只不过，这幅绘画本《孔子行教像》与石刻本《孔子行教像》有所不同，其佩剑是绘在了身体的左边，因身体所掩，只露出了剑柄。
剑，是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戴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的兵器。《说文》曰：“剑，人所带兵也。从刀佥声。”《释名·释兵》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敛也，以其在身时，拱敛在臂内也。”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佩剑还有表示等级身份的意思。《考工记·桃氏》载士阶层的人，因所佩剑长短重量之不同，称之上制、中制、下制，而分别为上士、中士、下士所服。
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为上大夫，当然要佩剑。上大夫是周代的禄爵等级之一，《礼记·王制》篇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又曰：“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三卿指司徒、司马、司空，为上大夫。孔子仕鲁为大司寇，则为上大夫。
《论语》中有多处关于孔子为鲁大夫的记载。
《论语·乡党》曰：“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孔子在朝廷上，和下大夫谈话是从从容容的；和上大夫谈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君主在场是局促不安的，是庄重严肃的。
《论语·宪问》曰：“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齐国的陈成子弑齐简公，当时孔子已告老还家，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急忙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成子。孔子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以吾从大夫后，不敢不告也”。意思是，因为我曾经添为鲁国大夫，让国君知道齐国的陈成子臣弑其君的消息并请求国君出兵伐无道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不敢不来报告。
孔子除了身上佩剑外，出行时还要乘车。当年孔子的弟子颜渊死后，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办外椁。《论语·先进》曰：“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即我曾做过鲁国大夫，如果不乘车而徒步行走，则不符我曾位居大夫的身份，是不合乎礼仪的；同时，居官而步行，就没有威严，也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
《孔子行教像》是一幅形式和内容俱佳的绘画作品，作者以饱满的笔触，流畅的线条，古朴的色调，把一个睿智、深邃而又平易近人的孔子再现于人们的面前，现在每当我们拜观《孔子行教像》时，总有一种是在接受孔子教诲的感觉。孔子当年给弟子们讲得那些至理铭言，似乎又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这大概就是《孔子行教像》的艺术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