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居就是闲居，亦可理解为平时闲居在家。关于孔子燕居的情况，《论语·述而》记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是形容宽舒大方的样子；“夭夭”是形容面色和悦的样子。钱穆具体解释说：“乃所谓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弟子记孔子闲居时气象，申申，夭夭，似以树木生意作譬，此乃整个神态，不专指容色言。大树干条直上，申申也。嫩枝轻盈妙婉，夭夭也。兼此二者，不过严肃，亦不过松放，非其心之和畅轻安，焉得有此？孔门弟子之善为形容，亦即其善学处。或说：申申，整饬义，言其敬。夭夭，言其和。”（《论语新解》）
史籍中记载燕居的事例很多。如《史记·李斯列传》：“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汉书·陆贾传》：“平（陈平）常燕居深念。”都是说他们平时在家闲居时的一些情况。
孔府里藏有两幅《孔子燕居像》。
其一，绢本彩绘，纵102厘米，横62.5厘米。孔子大半身。身穿宽领黑色便装，双手合抱拱手袖内，袖口处露手背及拇指，头挽青布包发髻，脑后露黑布飘带。正面稍向左视，大耳、宽鼻、浓眉，大口横宽，露上下长排牙齿，两腮有须，唇上双绺八字胡，下垂长髯，上额有横折皱纹数条。左上方落有款署，曰“大德二年四月望日吴兴私淑弟子赵孟頫谨画”。现经鉴定，非赵孟頫所绘，系明人手笔。
明人何以假赵孟頫之名而绘此像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慕赵孟頫的声誉和社会影响。虽是伪作，但不粗劣。画工精细，书法婉媚，能得赵孟頫书画真谛，可见绘者的功力和修养不在一般。
大家知道，赵孟頫是我国元代的书画大家。他天资过人，不仅书法各体均能，而且绘画也是一代宗师；他还擅诗文、通音律、精鉴赏，并且倡导“质朴”的汉印，他自篆的“圆朱文”印章，亦清新隽永，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被誉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
赵孟頫，字子昂，别署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因所居有鸥波亭，所以人们又称之曰鸥波。他是宋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因为赐第湖州（今属浙江）故为湖人。其曾祖、祖父均仕宋，父亲官至中奉大夫、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等职，其父善诗文，富收藏，多与画家文人交往。所以他在诗文书画方面自幼即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他年轻时做过宋朝的官，元初，又出任元朝的重要职务，颇得元代皇帝的青睐，直至官居一品。《图绘宝鉴》说他：“荣际五朝，名满四海。”他性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元史·本传》）“未弱冠时，出语已惊乡里儒先，稍长大，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戴表元《松雪斋文集序》）他早年曾向敖继学习经史，又向钱选学习画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美术史上，他以书画兼优著称。他的书法影响很大，尤精正行书和小楷，所书碑版甚多，人称“赵体”。绘画亦为一代宗匠，山水取法董源和李成，人物、鞍马师李公麟，又工花鸟及枯木竹石。
赵孟頫是一位才能全面的画家，不仅能得山川悠远之妙，而且于人物、鞍马亦颇具巧思。他的人物画既有出于想象之作，也有传真写实之作。只可惜传世不多。他对唐宋人物画有自己的看法：“宋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余刻意学唐人，迨欲尽去宋人笔墨。”唐代人物画远不止一个流派，其主要区别在于用何种线条描写衣纹。阎立本继承东晋顾恺之细谨匀称的游丝描，而增强凝重感，创为铁线描。吴道子在南朝梁代张僧繇的“斫、拂”基础上，追求动势，排除均匀，使线的两端尖锐、中间粗壮，“行笔磊落，挥霍如蕙菜条。”（汤垕《古今画鉴》）阎氏属于密体，吴氏属于疏体，传为阎作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和吴作的《送子天王图》可供参考。在笔意上，前者含蓄温穆，后者纵放犷悍，而士大夫不以为然，米芾就曾自我警惕，“不使一笔入吴生”。（米芾《画史》）赵孟頫继之，标举士气，并只学唐人，那就必然舍吴而取阎。
赵孟頫的书法，继承了晋唐以来的传统，博采众家之长，法度严谨，字体秀丽，笔法圆润流畅，具有独特的风格。《元史·本传》称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像这样一位书画大家，元、明、清三代效仿追摩者，不计其数；研究记述者也不计其数。这就难免会出现像《孔子燕居像》这样的作品流传于世了。
孔府里收存的另一幅《孔子燕居像》，虽无款署，但经鉴定，亦为明代中期作品。此像，绢本设色，纵126.5厘米，横102.5厘米。画面绘孔子半身像。孔子身穿青面蓝边、蓝领便服，大宽领斜下，内着白色衬衣。孔子面部稍向左侧，宽鼻大耳，二目有神，眼白与眼珠，黑白分明。上下嘴唇稍闭，微露两颗牙齿。两道浓眉，长长垂下，上唇留八字胡，下颏长须垂于胸前。上额有三道皱纹，束发蓝色扎巾。双手合抱于胸前，袖口露一左手拇指。
我们面前的这幅孔子像，是一位布衣的孔子，学者的孔子，平易近人的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得好：“《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相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综观孔子的一生，我们发现在他人生旅途当中，有过一段贫居或闲居的时期。这段时间是从他三十七岁自齐返鲁，到五十岁仕鲁前的十三年间。
鲁宣公时，鲁国便有三家贵族当权，他们是：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时人称为“三桓”，其中季氏权力最大。鲁昭公后期，季平子执政。他专横跋扈，根本不把鲁昭公放在眼里。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季平子与另一个贵族郈昭伯一起斗鸡，结果季氏的鸡败下阵来。季平子恼羞成怒，依仗自己的权势，强占了郈氏的家宅。郈昭伯于是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以此为借口，讨伐季平子。季平子则联合孟孙氏、叔孙氏进行反击，鲁昭公失败了。鲁昭公灭季氏未成，又不甘忍受季孙氏的欺凌，只好逃往齐国。
对于三桓的擅权，孔子本来就不满，现在鲁昭公也被三桓驱逐出国，他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决定暂时离开混乱的鲁国，携带学生，到相邻的齐国去另找出路。在齐国，孔子多次受到齐景公的接见，并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大加赞赏：“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有一次，齐景公又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听后，认为孔子说得很有道理，准备把尼谿之田封给孔子，并决定留孔子在齐国做官。但齐相晏婴却不同意景公的做法。认为孔子讲求的礼节，过于繁琐细碎，其学说过于迂阔，令人难以把握，如采取了孔子的主张，会扰乱齐国的政令和风俗。齐景公接受了晏婴的劝谏，对孔子的态度来了个重大转变。又有传闻说，齐国的大夫要杀害他，于是孔子决定离开齐国。
孔子自齐返鲁后，鲁国因昭公流亡而引起的政治危机仍未平息。此时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不仅完全控制了专制鲁国多年的季孙氏，而且完全操纵了鲁国的大权。一时间，偌大一个鲁国，竟然被阳虎这样的家臣搅得乌烟瘴气。
对这种局面，孔子感到无可奈何，也无意于出仕。他过上了一种既贫且闲的生活。虽然生活过得很清苦，但仍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更反对为富不仁。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认为，金钱和地位是人们所想要得到的，但是不以正当的途径得到它，是不应该要的。贫困和没有地位是人们所不愿意要的，但是，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是不应该去掉的。君子离开了仁的准则，怎样能够成名呢？君子在一顿饭的时间里都不能背离仁的准则，再忙乱也要坚守仁的准则，再颠沛流离也要坚持仁的准则。
富是利，贵是名。人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只不过，追求富贵必须取之有道，符合义理。如若不然，即是闲居贫穷也比贪图那些不义的富贵强得多。
他把当时的生活概括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段话说得十分形象，吃着粗饭，喝着白水，弯起胳臂当枕头，乐趣亦可在这里，表达了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意念。然而对不义而来的富贵，对孔子而言就如同天空中的浮云一般。
有人不理解孔子的这种做法，问他为什么不去为政做官。他却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看来，虽然闲居在家，生活贫穷，但更应保持高尚的品德和气节。
《孔子燕居像》就是以孔子这段时期为背景创作而成的。画面较好地表现了孔子宽舒大方、面色和悦、安贫乐道的神态。
孔子对自己的做法，说得很明白，并举例说，《尚书》上说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些道理应用起来，也就是参与政治了，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进而他又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孔子还说，君子要谋求道而不谋求衣食。种田嘛，有时会挨饿。读书嘛，就会得到俸禄。君子只愁道没有学到手，而不愁生活贫困。
人对于外物的追求应该是与一个人正常的需要相统一的，也就是说，人要做自己欲望的主人。假如生出了难填的欲壑，放纵自己的欲望而迷失了心智，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那么也就失去了为人的本真。面对荣华富贵，锦衣珍馐，世人哪有能不动心的呢？正是这种物质欲望牵引着人们在这世界上熙熙攘攘，为名利奔波。日久天长，美好的心灵渐渐干枯，即便得到了名利，心灵也变得荒芜了。
孔子反对那些用不择手段得来的物质享受，也反对那些道德沦丧的精神懈怠。美好的心灵如果在酒肉奢华中消失，那宁可选择清贫。富贵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可如果得到它的手段不光明正大，那就视富贵如浮云。面对繁华的物质世界，君子始终怀着平和的心态。
孔子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虽没有从事政治活动，但在理论和教育方面，却努力求索。孔子称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说明他的思想境界已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