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齐法家与孔子
在齐国，推动“富国强兵”运动的法家人物是管仲和晏婴。管仲（？—公元前645）是促成齐国变法并首先成为“春秋五霸”的关键人物。曹魏时代的刘邵在其《人物志·业流篇》中说：“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这等于承认管仲是法家传统中最早推动政治变革的人。在得到齐桓公的赏识之后，管仲推行变法约四十年，使“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春秋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管仲的变法，首先是在政治上的“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予之为取”，“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及“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人本主义的重“怀柔”与顺“民心”的政策的统一。其次是强调伦理道德在治国中的价值取向作用，即管仲宣扬的“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应该视为对西周“礼乐”宗法制的创造性理解和维护，“尊王攘夷”既要发展齐国的实力也要提倡在诸侯国之间确立共同的价值标准。最后是从实用主义或工具理性的立场提出了“法治”的思想：“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尽管他强调“法”的治道实效，但他还是在的富国强兵的变法中确立了兴政治、顺民心的治国法则和礼义廉耻这样的共同价值观，这就是所谓的“兼重礼法”。这是齐法家不同于后来的三晋法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既然“富国强兵”和“尊王攘夷”从表面上看都还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礼乐”王道，就必须订立让各诸侯国共同遵守的“国际法”，以有效地抵制“夷狄”的侵扰和维护诸侯国之间的秩序，所以召开“国际会议”，订立“国际公约”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就是必要和可行的。公元前651年，在管仲的策划之下，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天子也派代表出席，以显示齐国的霸主地位，而葵丘盟会中所规定的条款，如同盟诸侯国之间互不侵犯，共同对付夷狄入侵，不得筑堤蓄水以邻为壑，不得限制邻国之间的粮食贸易，诛不孝，不得更易太子，不允许以妾为嫡妻，不得私自分封国邑等条文。这些措施对于抵御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维系共同价值观方面，表达了春秋时代诸侯国“国际法”的最初尝试。当然，这样的盟会也保留了由郑国开创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道的工具理性传统，而其实质还是诸侯专政，以“诛无道，屏周室”的“国际会议”的形式宣告齐国的霸主地位，开了“五霸更盛衰”的先河。春秋时代齐国的这种应变，正如后来司马迁总结的那样是“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确实达到了齐桓公期望建立霸业的最初目标，为齐威王时“最强于诸侯”奠定了基础。
对于管仲的变法思想和成就，晚于管仲近百年才出生的、齐之邻国——鲁国的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却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肯定。孔子评论管仲的主要出发点仍然是针对当时的主题——“尊王攘夷”。当孔子的弟子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接着又说：“未仁乎！”孔子就回答：“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基本还是给予同样的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根据孔子两位弟子的问话看，当时大夫为其主子殉难仍然是“礼”的内容，管仲反而去辅佐其主子的敌手，这似乎是违反公卿大夫的道德的事。可是，孔子的看法就要大气和开明的多。他是着眼于“尊王攘夷”这样的大是大非来评论管仲的，所以认为，管仲的选择和作为既不违反仁德而又能使天下稳定、人民受益。而对于管仲严格执法，剥夺犯罪的大夫的采邑，让其终身困窘，孔子也赞扬他不失位一个“仁人”：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当然，孔子也对管仲有点微词：“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国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些批评的情况很复杂。管仲作为一个功勋卓著的卿相，有所奢侈，齐国人是没有什么怨言的。孔子对他的奢侈进行批评，表面上看是因为他行为有些方面不符合周礼，而实际上是违反了孔子的“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司马迁倒是看的很准：“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孔子生活在周公封地的鲁国，他有一种强烈的“周公”情结，更崇敬周公定下的“礼乐”制度，所以，他对管仲的微词正好说明了儒法关系中的差异性，尽管其共同性是在“尊王攘夷”方面。
管仲死后一百余年，齐国出现了晏子（？—公元前500年）。正如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晏子辅助了齐的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不仅使齐国沿着管仲开创的路线继续发展，而且在法治的价值观方面还更为孔子所赞同。司马迁将管仲和晏子列为同传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
从《晏子春秋》中所表达的思想来看，晏子在辅助齐之三公时主要的政治思想和功绩都体现在“尚俭”和“善谏”两个方面。其所“尚俭”者，是将周礼的道德和齐政的刑罚结合起来，所谓：“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臣不违，臣忠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因此，礼在春秋这样失序的政治中就可以起到特殊的“法治”作用：“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 “俭”是以礼为标准的宗法制的社会约束，否则就会因为力、贵、富，甚至穷而失去道德约束，或者犯上作乱，或者为富不仁，或者穷斯滥矣。这一方面桓公和管仲做得不好，《春秋》和孔子的弟子都有所批评。所以晏子引以为教训。“俭”的另一方面就是宽刑罚。景公时的齐国刑罚太重，法制变成了滥杀无辜的工具，所谓“藉（税）重而狱多，拘者满圄”，对人民“常致其苦而严听其狱，痛诛其罪，”其结果是 “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针对这种法制工具理性政治，晏子反复向景公强调： “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他的“驰刑罚”依据仍然是礼治中那种价值理性，所以他说“节则刑政平，平则上下和，和则年谷熟，”强调政治关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合而不同”就是“尚俭”的目的，否则在权贵者骄奢淫逸于上，肆欲于民而诛虐于下，则必致“民诛”，桀、纣都是殷鉴。
所谓“善谏”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让国君采纳。这方面晏子很有创新，即他能将“身谏”和“言谏”相结合。在“身谏”方面，他廉洁节俭，身体力行，与齐景公的穷奢极欲形成一个反差，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来规劝国君。司马迁讲晏子“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横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晏子的“身谏”在两个方面具有普遍意义：一是“食不重肉”；一是“妾不衣帛”。这与管仲形成反差，孔子学生批评管仲奢侈在这两个方面也有所表现，所以晏子的“俭德”既是吸取管仲的教训也是接受鲁儒者的批评。而历史上公卿权贵就是容易在“大吃大喝”和“妻女斗富”方面弄得身败名裂。在“言谏”方面，晏子明确向国君说明德治和法治平衡兼备的原则：一者“其政任贤，齐行爱民”；一者“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在“德治”方面，他甚至强调“国有三不祥”，即“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些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春秋》记载中齐法家和鲁儒家“举贤任能”和“正德、利用、厚生”——“春秋三事”的“入世”理想。孔子曾赞扬晏子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编在《论语》这一部分中的内容多是强调贤者的志向与如何实现的问题，其可能统一者就是“举贤任能”。司马迁倒是在《史记·管晏列传》里补充了晏子“善与人交”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在“缧绁（监狱）”中被他解救的贤者越石父，一个是受妻子激励而“自抑损”的、为晏子驾车的御夫。这两个贤人后来都被晏子举荐任用。司马迁对此很有感触：“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大概是对孔子评价晏子最好的解释了。关于“春秋三事”，晏子在向国君的建议中所提出的“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罪”是可以与之相互发明的。所以春秋《左传》中的感叹——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这句话如果不是孔子本人说的，也一定代表了鲁儒家的观点。 有了“任贤”和“宽刑”这两点，所谓“晏子不死君难”也如“管仲不效召忽”，鲁儒家是可以以“大节不亏”处之。
在上面对齐法家管仲和晏子的论述中，以孔子为代表的鲁儒家对齐法家所表现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和“法治”中的某些价值理性还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儒家价值理念和实现方法还是与齐法家不同，其价值理念的核心是“仁爱”和“贵和”，其相应的实现方法却是“富国教民”。两相比较，齐法家的治理思想可以获得短期的富国强兵，不能保证长期的富国教民，德治优于法治：“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还进一步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就是说，国君的政治管理最理想的目标是“德治”，使用刑罚则是次一级的管理手段，其目的是使百姓安土重迁，从国君的管理中得到恩惠。这样社会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效果，形象地讲叫“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就是鲁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齐法家的政治理想的不同。另外，在价值理性方面，鲁儒家与齐法家也有不同，无论是管仲的“礼义廉耻”之四维还是晏子的“俭德”和“任贤”，都还是从“尊王攘夷”方面对周代的“礼乐”制度作出的解释，但是孔子提出的“仁爱”与“贵和”思想，却是在核心价值方面对“礼乐”有革命性的超越。虽然从形式上我们看到孔子对齐景公问政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作为概念而不是作为家庭社会角色出现的“君臣父子”已经具有了超越性的“仁爱”和“贵和”思想，成为指导“礼乐”在具体运用中的原则。其价值理性方面的意义已经具有普遍的超越性，而不像齐法家的价值理性局限于一国一君之维系。孔子所代表的这种价值理性的超越性后来被浓缩进了“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之中，使“圣人”不仅超越“外王”，而且成了“外王”和百姓的价值取向标准，这是齐法家的价值理性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孔子的自负和自信：“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