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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

2017-04-26 09:06:00  作者:吴光  来源:董子与儒学研究

一、“浙学”的渊源及其定义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则有所谓吴越文化或曰越文化。但这主要是指古代浙江的物质文化与风俗文化,而非指观念形态的学术与思想文化。也许是由于“文献不足征”的缘故罢,人们对秦汉以前的浙江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与发掘还是很不够的。

  从东汉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浙江的学术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 (如以“实事疾妄”为治学宗旨的东汉思想家王充) 和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 (如陈隋时期由智者大师开创的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思想宗旨的佛教天台宗)。这对后代形成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学特色及其文化精神是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的。

  北宋时期,受北方儒学特别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二程洛学、张载关学的影响,浙东地区出现了以“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钥)和“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为代表的理学传人,对南宋浙东理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南宋时期,在理学分化、诸子争鸣的新形势下,浙东形成了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杨简、袁燮、舒麟、沈焕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明州学派 (统称南宋浙东诸学派) ;至明代中叶,则形成了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阳明心学派)和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清代则形成了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他们不仅在当时思想文化界举足轻重,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给予清末乃至近现代的学术与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影响。

  就地域性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可以把从河姆渡文化到近现代的浙江文化概称为“越文化”;而就学术思想研究而言,我们则可以把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思想文化概称为“浙学”。

  实际上,“浙学”这个概念,不是当今学者杜撰的,而是在二百多年前就由全祖望提出来了。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叙录》曾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学者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兹录如下:

  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止(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尝从吕氏(大临)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宋元学案》第三十二卷<周许诸儒学案叙录>)

    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繁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同上,第八十二卷<北山四先生学案叙录>)

    四明之学多陆氏。深宁(王应麟)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同上,第八十五卷<深宁学案叙录>)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桀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拳拳浙学之意也夫!”(同上第八十六卷<东发学案叙录>)

  由此可见,全祖望所谓的“浙学”,是相对于濂、洛、关、闽之学而言的南宋浙江儒学,其范围涵盖了当时浙东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诸子之学。浙学诸子的思想倾向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有朱学,也有陆学,但往往具有一种“和齐斟酌,折衷朱陆”的学术风格。

  继全祖望之后,清乾嘉时代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作出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区分,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派特色。他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文史通义》内篇卷五)

  这里所谓“浙东”、“浙西”,是一种人文地理学的划分。从历史地理沿革看,唐代始置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东路,元代置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明代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两浙十一府,清代恢复省称,领府不变,而两浙以钱塘江为界,江右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是为浙西;江左有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八府,是为浙东。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与嘉兴交界,地处浙西,其学风与浙西学者颇多一致,故章氏统归之于浙西之学。而章氏所谓的“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指的是南宋永嘉学者叶味道、陈埴等朱子后学。其所谓“三袁之流”,指的是南宋号称“甬上四先生”的袁燮(与其子袁肃、袁甫合称三袁)、舒麟、沈焕、杨简等陆氏后学;所谓“二万”,则指清代梨洲门人万斯大、斯同兄弟。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来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姚江学派(即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值得重视的是,章学诚所讲的“浙东学术”,非单指史学,而是涵括了宋明理学、心学的“经史之学”。后代一些学者,把“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单纯地理解为“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而把明代王阳明及其学派排除于浙东学术之外,是失之于偏颇的[1]。

  综观全、章二氏的见解,并归纳后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本人的心得体会,我们大体可以对“浙学”作出如下的定义:所谓“浙学”,即发轫于北宋、形成于南宋而兴盛于明清的浙东经史之学;它并非单一的学术思潮,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而是内含多种学术思想、多个学术派别的多元并存的学术群体──在“浙学”内部,既有宗奉程朱的理学派,也有宗奉陆王的心学派,还有独立于理学、心学之外的事功学派,然而,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唯我独尊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从而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浙学精神。

二、“浙学”的基本精神

  那么,浙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四点:

  第一,求实精神。在浙东学术文化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是很强调在理论上实事求是、在行动上经世致用的。他们主张,治学务必探究实理、讲求实效,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曲直,而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远离实践的高谈阔论。这一点,早在东汉时代的杰出思想家王充(浙江上虞人)著作中已有充分体现。王充著《论衡》一书,以“实事疾妄”(《对作篇》)为指导思想,严厉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等各种虚妄迷信,提出了“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实知篇》)和“以心原物,留精澄意”(《薄葬篇》)等哲学命题,表达了一个哲学家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后来浙东学派的学者,也大都能够提倡并坚持这种求实精神。例如,南宋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和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就很反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虚伪说教,而提出了“义利双行”(陈亮语)、“以利和义”(叶适语)的主张。叶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卷二三<前汉书>=金华学派的代表吕祖谦则明确提出了“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宗旨(《太学策问》)。清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从理论到实践都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求实精神,如黄宗羲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引),认为著书目的在于“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也”(《南雷文案·今水经序》),陈确的“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的“理欲统一”观,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等主张,都体现了这种求实精神。

  第二,批判精神。主张实事求是,必然要批判一切虚妄迷信,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主张和不合理的制度文物。从南宋到明清的浙学代表人物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陈确、章学诚等,就是浙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批杰出的批判家。如陈亮、叶适对苟安求和与腐败政治的批判,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陈确对宋儒“无欲之教”的批判,章学诚对各种伪史学的批判,等等,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都起着震聋发聩、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第三,兼容精神。批判并不是否定一切,而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在浙学发展史上,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都具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风格与特色。如吕祖谦就是一个虚心好学、不私一说而能兼取众长的学问家。全祖望称他有“宰相之量”,并且评论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案语>》实际上,东莱之学确是有“折衷朱陆,兼取其长”的思想倾向和特色的。又如王阳明,虽然是孜孜以求“超凡入圣”的标准儒家,却大量吸取了佛教、道家的思想养料,以建立和完善其心学理论体系。黄宗羲不仅有“折衷朱陆”、“宗王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特点,而且钻研并吸收了当时西方天文历算学方面的科学知识,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本而万殊”、“会众以合一”的方法论主张。这种兼容博采的精神,正是一个开放型学者应当具备的风格和胸襟。

  第四,创新精神。在浙江学术文化史上,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文人、学者和思想家,或在著作体裁上独创一格,另辟蹊径 (如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创立学案体裁、章学诚的新方志体裁) ,或在思想体系上自成一家 (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王阳明的心学、黄宗羲的政治学说、章学诚的方志理论)。浙学的创新精神及其文化成果,对中国乃至东亚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阳明心学所体现的主体意识和道德理想,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精神动力[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表达的民主启蒙思想,则不仅成为清末维新志士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现代革命者用以反对、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3]。所以,这种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三、“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

  关于“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是个大题目,而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又不很系统,因此不可能全面介绍。这里仅就我所了解的浙江学者的研究状况及其主要成果作一简介,以期裨益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于万一。

  从总体而言,学者对“浙学”与“浙东学派”中个别人物(例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多一些,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成果则比较少,系统研究的专著就更少(迄今为止,还只有1932年出版的何炳松著《浙东学派溯源》和1993年出版的王凤贤、丁国顺著《浙东学派研究》二书堪称系统研究浙学的专著);研究浙东史学的成果多一些,而研究浙东经学的成果则比较少,研究浙东天文历算学的成果就更少了;在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中,包括浙江学者在内的整个中国大陆学界,除了一些教科书和通史性著作及为数不多的论文之外,几乎没有值得重视的“浙学”研究论著问世,也没有举办过有关本题的学术研讨会。直到八十年代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学术研究重现生机,对浙学和浙东学派的研究才出现转机,变得活跃起来。

  1981年10月,刚刚组建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年改所为院)与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联合在杭州举办了首次“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这对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在这前后,浙江学者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浙江学刊》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评价王学的论文,从而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1983年9月,由杭州和宁波的主要学术单位从事思想文化教学研究的学者发起成立了“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由沈善洪任会长,吴光任副会长),其后,由吴光实际主持和具体组织,着手编辑点校《黄宗羲全集》(全十二册,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和《王阳明全集》(全二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次年10月,该会在宁波举办了首次“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促使了“浙学”研究在浙江学界全面展开。至1986年10月,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杭州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师院、余姚市政协、宁波市文管会等单位协办,在宁波市举行了首届“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百余名,其中外宾十余名,提交论文一百零二篇),会后出版了吴光主编的会议论文集《黄宗羲论》。此后,省社科院哲学所建立了“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的课题组,并被批准列为国家级或省级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此外,杭州、宁波、余姚、绍兴、金华、温州的大学、研究会、研究室也陆续建立了研究浙学与浙东学派的课题组,《浙江学刊》、《宁波大学学报》、《宁波师院学报》还开辟了浙东学派或浙东文化研究专栏,或增设专辑,发表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研究论文,从而将本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九州大学和福冈、东京等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学者一起,曾联合进行了有关王阳明、黄梨洲及其学派学术活动史迹的多次实地考察。我方组织参与者主要是王凤贤、吴光、钱明三人,日方发起者和组织者主要是冈田武彦、福田殖、难波征男和地主正范诸先生,联合考察团曾多次到浙东地区,并远行江西、贵州、广东、广西、江苏、安徽诸省,凡王阳明行迹所至,几乎全走遍了。从而使我们获得了许多从书本上无从了解的珍贵史料,于浙学研究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1981-1993年)浙江学者有关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古籍资料整理

  1.《黄宗羲全集》(全十二册),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集体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其第一册收梨洲哲学、政治学专著十二种;第二册收梨洲史地专著十种;第三、四、五、六册收《宋元学案》一百卷;第七、八册收《明儒学案》六十二卷;第九册收梨洲易学、历算学专著五种;第十、十一册为《南雷诗文集》上下册,第十二册为附录编,收录后人关于黄梨洲生平思想传记和著作研究资料,并附全集人名索引,其第一、二、六、八、九、十一、十二册卷末附录了吴光撰著的《黄宗羲遗著考》凡八篇,便于读者研究参考。

  2.《王阳明全集》(全二册),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本书以明代隆庆刻本《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点校。其特点是,在旧刊三十八卷本基础上,增补改编为四十一卷:增补旧本未收而散见于别种刻本、抄本及稿本之阳明诗文为一卷(卷三十二),增补明清学者有关王阳明的祭文、传记为一卷(卷四十),并在旧本序说之外增补阳明弟子、后学乃至近代学者严复、章炳麟、梁启超等名家有关阳明著作之序跋为一卷(卷四十一)。

  3.《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一册,吴光整理释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版。本书据上海图书馆善本室藏黄宗羲《南雷杂著》手稿真迹影印,后附标点释文。内存诗文四十二篇。另有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影印版《南雷杂著真迹》一种。

  4.《黄宗羲诗文选》一册,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集体选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本书选录梨洲诗二百余首,文八十六篇,由庄严、季学原等选注,每篇皆加注释和说明,颇具资料价值。

  5.《王阳明诗集》一册,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1989年印。本书据旧刊《王文成公全书》所收六百余首诗重印,末附诸焕灿编《王阳明历年行程》一篇。

  (二)学术研究论著

  甲、著作:

  1.《王阳明哲学研究》,沈善洪、王凤贤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王阳明和他的心学》(载《浙江十大文化名人》),沈善洪、王凤贤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浙东学派研究》,王凤贤、丁国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清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载《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吴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吴光主编,浙江古籍社1987年版。

  6.《黄宗羲著作汇考》,吴光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8.《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仓修良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9.《叶适与永嘉学派》,周梦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0.《万斯同年谱》,陈训慈、方祖猷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乙.论文(选录)

  1.《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沈善洪、王凤贤,《中国哲学》1981年第5辑。

  2.《黄宗羲的思想与学风》,沈善洪,《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3.《从浙东学派看心学思潮的社会意义》,王凤贤,《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4.《新编黄宗羲全集札记》,吴光,《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2期。

  5.《黄宗羲与清代学术》,吴光,《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6.《万化根源在良知──阳明心学论纲》,吴光,《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

  7.《从王阳明到黄宗羲》,沈善洪、钱明,《浙江学刊》1987年1期。

  8.《王门后学的流变及其异同》,钱明,《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

  9.《论宋明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及其合流》,滕复,《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10.《王阳明四句教义蕴发微》,董平,台北《孔孟月刊》1989年第328期。

  11.《吕祖谦思想论略》,董平,《浙江学刊》1991年第5期。

  12.《黄宗羲和清代浙东史学》,仓修良,《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13.《阳明学派的本体功夫论》,屠承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14. 《宋代永嘉事功学的兴起》,何俊,《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3期。

  15. 《吕留良与黄宗羲交游始末》,徐正、蔡明,同上。

  16. 《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方祖猷,《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17. 《论陈确的哲学思想》,王凤贤、丁国顺,《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8. 《黄宗炎学术思想初探》,丁国顺,《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

  总的来看,我们浙江学者在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方面已经全面展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从现有成果看,比较集中在对王阳明和黄梨洲的研究方面,对其他代表人物以及对整个学派的系统研究方面的成果还很少,而且学术研究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亟待加强。在这方面,台湾和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我们也很希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以取长补短,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1]对这一偏颇,当代浙江学者已有反思并予纠正。可参阅王凤贤、丁国顺著:《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该书认为,“就浙东学术的性质而言,其主导思想属于渊源于孔孟的心学。从北宋到明代中叶,是这种心学思想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以后,阳明心学进入了分化和被修正的时期,刘宗周、黄宗羲及陈确等人,在继承和修正王学、使其向积极方向发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关于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对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的作用,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即已论及,指出“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册,页36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当代日本著名儒学家冈田武彦亦著书研讨,参见氏著:《江户时期的儒学》,东京木耳社1982年版;《阳明学的世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6年版。他如日本学者安冈正笃、岛田虔次等,中国学者张君劢、钱穆、麦仲贵和北美学者杜维明、秦家懿等皆有专著论述,恕不详列。

  [3]参阅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五节<黄梨洲>,复旦大学1985年版;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三章<黄宗羲的思想>,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所收之张岱年、郑昌淦、李锦全、高桥进、小野和子、徐荪铭等学者论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