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自“政治社会”建立以来，就开始实行贤能推举制度。除西周封建制之外，中国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实行贤能政治。儒家对贤能政治传统的形成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传统贤能政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基层官员考试、中层官员选拔和最高层执政者的推举禅让制。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贤能推举制度全面继承古代贤能政治的合理成分，实现了“尧舜禹三代”的政治理想，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相比毫不逊色，如果进一步完善就能形成治国理政的理想政治制度。本文对此试加论析。（下文有删减）

一

　　孔子孟子对尧舜禹、夏商周之间的传承关系，做出过明确表述。《论语·尧曰》对于夏商周之间的传承关系，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周代的体制继承了夏商两代人文礼乐的合理性，孔子愿意从周代人文制度出发，创建新的人文文化。孟子对尧舜禹夏商周、文武周公孔子的传承也做过说明。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孔子孟子把中国古代人文化成的传统追溯到尧，还没有提到更早的黄帝。《周易·系辞传》则把中国人文肇造的始祖追溯到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周易·系辞》虽然包牺氏神农氏排在黄帝前面，但不难看出，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规模发展时期，而且黄帝与尧舜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由于《周易·系辞》把中国文明创始追溯到包牺氏（也称伏羲氏），宋代的石介在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时，也把道统的源头追溯到伏羲氏，但认为在道统的传承过程中孔孟、韩愈的功劳很大：“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虽然石介推崇伏羲神农以来文明发展，但仍然认为黄帝时期文明达到兴盛阶段，“夫道之盛，莫盛于黄帝。” 但石介并没有明确论证儒家道统发源于黄帝。本文认为，儒家道统的源头应该从黄帝开始。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第一》开篇，五帝又以黄帝为第一，黄帝以前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难言之，确实有内在的缘由，即，中华文明发展到黄帝时期，才开始出现有政治意义的组织模式，治理模式，才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原始部落联盟，或邦国联盟。本文认为，儒家思想的源头，或者说，儒家道统思想的源头，必须以某种政治组织的出现才能得到说明，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也符合整个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为到有为、从自然到人文的发展历程。所以，儒家的道统只能追溯到黄帝，而道家思想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伏羲氏甚至更古老的原始文明。

　　神农、黄帝之交，是中国古代文明第一次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神农以前，中国社会处于自然的、松散的氏族部落状态，各部落之间如果有联系，至多也只是自然的随机的联系。神农氏衰，社会陷入混乱，有黄帝氏奋起挥黄钺，平定混乱，首次建立氏族部落联盟，原始状态结束，中国社会从此进入有序状态，从自然的无序的社会进入具有政治组织形态的国家雏形的可以进行人为管理的状态，这是儒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道统的源头。神农之世是刑政不用的自然状态社会，随后社会陷入混乱，黄帝起来平定暴乱，重新稳定社会，并对社会进行有序管理，开辟了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黄帝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呈爆炸状喷发出来，在政治制度建设层面，设官分职，设云官、史官、天官、星官；仓颉作文字，大挠作干支，握奇为战阵，岐伯作鼓吹；容城作历法，隶首定度衡，还有音乐、乐器的发明，等等。黄帝时期创造了先进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把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新的水平。儒家道统的核心内容，就是仁义精神，就是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黄帝的自然社会政治实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源头。

　　黄帝与尧舜禹汤文武，都属于同一个族系，尧舜禹汤文武都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不仅与尧舜禹汤文武同属一个族系，而且黄帝殚精竭虑栉风沐雨为民辛苦劳作办实事的作风也为后世梳理榜样。从黄帝以来，鸿水滔天，洪涝灾害一直困扰着先民。尧命鲧继续治水，舜命禹继续治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大禹的时候终于平定了水患，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孔子对于黄帝和大禹的功劳给与极高评价。在《论语》里，孔子说到尧舜禹夏商周之间的传承，没有直接评论黄帝以及黄帝对后世的影响，但在其他文献里记载了孔子对黄帝的评论。据《尸子》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对于以上文献记载，我们应该看到孔子对黄帝的历史功绩和精神的高度赞赏和评价，看到孔子对传承黄帝精神的文化自觉。

　　二

　　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反对战争。但坚决支持赞扬主张平定暴乱暴政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黄帝毅然起兵，平定暴乱，谋取和平，为天下后世通过平定暴乱谋取和平树立了典范。为历代儒家继承发扬。神农、黄帝之交，社会的原始自然秩序趋于解体，天下纷扰，诸侯混战，其中蚩尤、炎帝最为横暴和强盛，侵凌百姓，弱肉强食。面对蚩尤、炎帝的挑战，黄帝坚决起而应战，联合其他部落打败蚩尤、炎帝，除暴安良，取得和平，建立邦国联盟，为中华民族开国之战，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黄帝建立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部落联盟”，或“邦国联盟”，奠定了国家雏形，开启了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一般而言，只有建立政治社会，有了治国理政的需求，才有实施贤能政治的基础。黄帝量能授官，贤才是用，开启了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先河。相传黄帝任职时，天空有景云之瑞，故任官皆以云命名，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更重要的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这就是说，黄帝治理邦国联盟的最初方式是向各邦国派驻代表“大监”，监督考察协调各部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统一政令岁历生产生活准则规则，万国之间得以统一协调发展，人力物力智力得以集中运用，民族精神向心力得以凝聚，中华民族得到蒸蒸日上的飞跃式发展。

　　黄帝之后，贤能政治的传统在五帝之间延续，帝喾能够“普施利物，不守其身，”尧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担任各种职务，“信饰百官，众功皆兴。”帝舜能够根据“八元”“八恺”的具体能力而各尽其用。降至殷商时期，尚有举贤授能的遗风，如汤举伊尹，武丁举傅说（悦），文王举姜尚等等。周武王推翻了殷王朝的统治之后，开始实行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全面实行世卿世禄制度，从事政府管理职责的官员基本由贵族子弟世袭继承，选拔官员主要不再根据本人的德才能力，而是根据血缘身份，贤能政治的传统一度中断。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权威下降，列国诸侯纷纷坐大，社会秩序解体，日渐陷入动乱纷争变化境地。政治制度开始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各国诸侯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在列国竞争环境中谋求富国强兵，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开始寻求具有适应时代变革要求的有德有才的贤能人士帮助治理国家，都要招聘、选拔、任用理财、打仗、治国的人才，不得不打破宗法血缘关系破格选拔人才，选贤举能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风气与社会思潮。

　　贤能人才一般是指有德有才，德才兼备，但春秋时期一般德才不作严格区分，德就是才，德才统一。春秋战国时期，贤能政治传统再度复活，选贤使能成为各国选拔人才、聘用官员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不主张“尚贤”甚至反对贤能政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一切惟法令是瞻，不重视贤能政治甚至贬低贤能政治的作用；墨家也主张“尚贤”，但没有具体提出尚贤的标准以及贤能的职责；只有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选贤任能的时代精神与社会思潮，对贤能政治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作出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孔子系统总结概括新时期贤能人才的新型品德，并用之于新型人才的培养。孔子有教无类不拘一格培养学生，主要就是培养学生的从政才能。

　　孔子明确地把“举贤才”（《论语·子路》）列为儒家的为政措施之一，“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孟子倡导“尊贤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告子下》）。荀子在举贤方面的态度，则十分明朗磊落：“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尚贤使能”是君子从政三大节之一。隆盛的政治气象表现在“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方面，“尚贤推德天下治”（《王制》）。这些充满豪气的言论反映了荀子时代世卿之政已全面坍塌的现实情形，反映了“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的平民政治力量背景。

　　三

　　先秦儒家贤能政治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自汉代以来，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贤能政治的思想也逐渐在人才选拔方面落实为贤能推举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人才选拔至少从形式上也渐趋公平与公正。纵观中国古代贤能政治的历史实践，基本可以把贤能政治内容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基层官员选拔、中层官员任用和最高层执政者的推举禅让制。

　　基层官员、初级人才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读书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参加考试，许多平民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部门，在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方面已经远超世界各国。中层官员的选拔和升迁，宋明两代都流行推举和考核制度。官员在一定岗位上任满一定年限，就面临转官或升迁，一般由吏部进行考核，也称“磨勘”。更重要的职位则由朝廷重臣推荐，由皇帝最后决定任用。明代的会推制度实行范围更广，一般部以上官员职位要由中央各部和地方主要官员推荐，吏部要把多数人推荐的人选提供给皇帝考虑。考核的标准当然是要求德才兼备的贤能官员。但在官员的选拔任用过程中，朝廷重臣和皇帝个人的决定权依然很大，许多情况下不能保证被任用的官员都是优秀的贤能俊杰。

　　当代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传统，如果不考虑具体内容，至少从形式上继承了古代推举和考试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选贤授能的民主制度。现在的公务员选拔基本通过考试进行，许多副县级、副厅级干部选拔也首先通过考试选拔，然后对成绩优秀的几位再重点进行考核，确定最终候选人提交会议讨论通过。基层管理人选选拔，一般首先是进行基层民意测验，实际就是基层推举，组织部门把得票多的人选按差额方式提交上级部门，再按照差额方式对候选人进行考核，听取意见，再最终确定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虽然最后选举也许是等额投票，但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候选人基本可以保证是投票人和上级基本满意的、相对而言是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许多官员在任职之后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涉及对官员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弹劾问题，需要在另外的场合讨论这一问题）。重要岗位职务的任用，基本上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推举和考核来选拔。中国当今的贤能推举制度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通过采取有效的制度措施有效的摒除中国传统贤能推举制度中的弊病与恶习，借鉴当代世界人才选拔体系的优点，从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就能够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基础和优势的民主制度。

　　四

　　西方国家从近代以来，在推举国家领导人方面实行民主选举制。实际上，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贤能推举制度在选拔、确保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担任国家领导人方面，比西方的民主选举制要优越。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有两种体系，一是代议制，即议会民主，例如英国和位置在东方的日本，实行民众选议员，议员选首相；在这些国家君主制依然存在，英国有女王，日本有天皇，实际上还是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已经没有君主制。二是直选制度，比如美国，民众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从理论上说，符合资格的公民都可以参加竞选首相或总统，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具备相当财力的公民才能开展竞选运作。即使有人德才兼备、政绩可观，没有相当的财力支持，根本无法进入候选人行列。从西方国家的民主竞选实践来看，竞选人要成立竞选总部，组建竞选团队，开展各种竞选活动，到处宣传，开会，演讲，为了有经费保证，还要接受某些资本集团的捐款，要代表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如果当选以后要为某些资本集团服务，这些竞选人是否德才兼备，是否有丰富的执政经验，似乎并不重要，选民主要是看他们提出什么施政纲领，当选后对于国计民生将要实施什么政策策略方案，也就是看他们如何“吹牛”来决定选谁，至于这些竞选人在当选后是否会实行他们许诺过的方针政策，选民们无法督促监督制约，也就是说，选民们在行使一小时选举民主以后，他们的民主就失效了。而且，民众根本无法把他们认为的真正贤能人才推举出来，他们只能在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如果两个竞选人都是中等以下水平，民众也只有在“矮子里面选将军”。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许多当选人在宣誓就职以后，对他们曾经吐沫横飞说的天花乱坠的“新政”并没有认真实行过（也许特朗普有点意外），大部分还是延续以前的政策，“选谁都一样”，这是现在西方民主选举制度陷入信任危机的原因。然而，西方大多数公民还是以他们的现行制度为自豪，他们自认为他们手里有选票，一人一票，而且他们的选票有决定权。事实上，在代议制国家，选民只能选议员，议员选首相，在总统制国家美国，选民实际上也不是直选总统，也是间接选举，即选民投票给选举人团，由选举人团选举总统。

　　中国现在除了贤能推举制度以外，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也早已实行了。基层民众一人一票选举党代表和人民代表，党代表和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基层代表的选举早就实行了差额选举，民主程序是相当完备的。然而，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民众却没有民主的获得感，对于基层代表选举不热心，总认为西方的制度好，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民众认为“代表”所起的作用不大，选谁都一样，在全国的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上，主要领导人一般是等额选举，代表们没什么选择，他们手中的选票没什么决定权。因此，如果贤能推举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真正“听命于民”，那就是在今后国家政治稳定、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督制约体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提名可以考虑差额选举，这样代表手中的选票就有了决定权，就真正发挥了作用，这样整个体制制度就全盘皆活了。当然，如果国家领导人连任，还是实行等额选举比较稳妥，如果领导人不再连任，可以考虑提名二到三名候选人供代表选择。基层代表选举也是这样。除了具备自身优秀条件之外，在每位候选人的介绍中，还要加上一条，即这位候选人要明确表示，他将支持谁担任国家领导人，供基层民众投票选择，这样部分基层民众的意志意愿就可以通过这位代表给“代表”了。诚如是，本文认为，中国的贤能推举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明显优越于西方许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