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郑振铎先生曾说:“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他为一部很好的资料。” 关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巨大价值，前人之述备矣，但对于《诗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前人所论未详，仍有较大商量探讨的余地。本文就《诗经》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及其与儒道思想起源之关系试作分析。（下文有删减）
一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孔子以前，中国已有许多典册书籍，但唯一可靠的典籍是《诗经》。《诗经》原为三百十一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为笙诗，有声无辞，因此现存的诗只有三百零五篇。原本只称《诗》，孔子屡称“诗三百”，《诗经》是以后才出现的习惯书名。我们今天已无法详细考证每一诗篇的写作年代，也无法考论其作者，但就整体而言，《诗经》中的绝大多数篇章反映了从周初到春秋中后期约五百年的社会历史内容。 其中有成、康时期的宗教诗，有英雄史诗、宴猎诗，有幽、厉、平社会动荡时期的社会诗，也有“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的民间抒情歌曲。既有对天下太平、农业社会生活安稳的吟咏，也有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的反映；既有对生活穷蹙、离乱变迁的哀伤感叹，又有对人事不平、国势日非的忧患讽刺。在这诗人的时代，诗人们通过他们的诗篇广泛地记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一首诗都刻画了当时社会某一侧面的真实风貌，由此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诗经》中的个别篇章是史诗，而且《诗经》全体也具有史诗的韵味。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许《诗经》最合这一定义。后世“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追溯到《诗经》的影响。
按照现在的划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而国风又是由“周南”、“召南”和十三国风组成。在如此漫长的年代、如许众多的国家、如此广大的地域里所产生的诗歌能够表现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原初风貌和精神吗？最东面的是齐风，最西面的是秦风，已到达今的甘肃省中部，而“周南”、“召南”的诗歌大多出于长江沿岸、汉水流域的楚国境域，然而，我们从《诗经》本身的文字、音韵、形式、诗歌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诗歌的文字节奏、韵律基本一致，形式也主要是四言，表现出整齐谐适的统一性。十五国风中都有以“兮”结尾的抒情诗句，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以“i”为韵母，足见各地区已有共同的语言特征。从诗歌反映的社会内容来看，各地的民情风俗生活习尚大抵相同，对于自然生活的甘苦与情趣，对动荡时代的不安与忧患，对人世不平的悲诉与愤怨，诗人们也有着共同的感受。《豳风·七月》诗所反映的农业生活的情趣、节奏与《小雅·甫田》、《齐风》、《周南》、《召南》所表现的农业生活内容大体一致，易于表现共同的情感与生活理想。孔子是鲁国人，却要求他的儿子和学生学《周南》、《召南》，认为“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论语·阳货》）。孔子的要求不仅体现着增广见闻的愿望，而且体现着民族文化的认同。“忧患意识”和“自然意识”则是绝大部分诗篇所表现的共同的、全民族的社会心理（后文将专门论述）。这说明在《诗经》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统一的朴素精神因素贯穿全部，使《诗经》构成一个整体，表现出一个民族的外在风貌和内在的共同心理。
从器物彝铭的旁证可知，《诗经》中的诗篇反映了我们民族社会内容的统一性，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认为，《诗经》的搜集编定，毕竟不是纯粹由于长期积累的自然产物，而是编纂者有意识的搜集整理的产物，这种“有意识”，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文化，而是出于更高的某种自觉，即“民族意识”自觉。《诗经》是编纂者在民族意识支配下，自觉编纂完成的文化成果。历来有不少人考订过《诗经》确切编定的年代，这些考订当然都是功力深厚、辨其毫厘的作品。但对于《诗经》为何恰恰在这一时期编定，以及《诗经》的编定与时代精神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加以反思和发难。而这一问题也许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唯有朱东润先生在四十年代撰写的一篇论文《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中，敏锐深刻地指出《诗经》成书的意义在于自觉地追求华夏诸部族的团结，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简单地说，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他部族的侵略”。
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由于欧亚北方草原地区气候干旱，游牧部落纷纷南下，形成世界史上第一次游牧部落向农耕地区的挑战。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猃狁戎狄入侵的情况非常严重。《诗·小雅·六月》说“猃狁匪茹，整局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人民也同仇敌忾，奋起抗战，不顾室家:“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诗·小雅·采微》），“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小雅·六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后，“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春秋左传》记载，犬戎攻破西周都城后，北方的戎狄部落蜂涌南侵，使华夏地区面临全面的危机。鲁隐公九年，“北戎侵郑”，桓公六年，“北戎伐齐”，庄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闵公二年，“狄入卫”，僖公八年，“狄伐晋”，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僖公十一年，“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文公七年，“狄侵我西鄙”，戎狄的势力已经侵入鲁国境内了。文公十年，“狄侵宋”,连处于华夏腹地的宋国也遭践踏了。宣公四年，“赤狄侵齐”，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从以上列举的情况已足可看出，戎狄的气焰是非常的嚣张，遍侵华夏诸国，构成对华夏地区的全面挑战和威胁，真是“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长期不修战备的定居的华夏农业社会，在夷狄的强大武力进攻面前，就不免惊惶失措、颇受重创了。在夷狄如此纵横无忌的时刻，积极有为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就会自觉意识到团结诸夏部族、共御外侮的重要性。齐国的管仲第一个发出号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春秋·左传》）。齐国成为抗击戎狄的一面旗帜，作为主力，在诸夏部族间扶危救倾，存亡继绝。晋国也是与戎狄连连交战。远在西陲的秦国，虽然刚刚成为诸夏部族的一员，但也独当一面。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到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的著名诗篇《秦风·无衣》，就表现了秦国人民同袍成阵、同仇敌忾的保家卫国的精神。甚至东汉的班固，仍能感受到其歌谣的豪迈之气，他说秦国“外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由于诸夏部族的团结互助，共同抗战，才坚决阻止了夷狄的野蛮入侵。在此同时，齐晋等大诸侯国也主动征伐戎狄之师。大约在孔子时代，华夏部族开始向戎狄部落全面反击，不久有的戎狄部落被消灭，有的归附华夏诸国，相当大一部分被逐渐同化融合于华夏民族中。我们可以说，华夏民族在有史可征、有年代可考的第一次接受戎狄游牧部落的挑战时，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由此可见，《诗经》的编定与时代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截止孔子时代，华夏部族与夷狄的对抗已持续两个多世纪，孔子进行活动时正是华夏部族开始反击夷狄时期。但由反击夷狄的战争而引起华夏地区诸侯国内部的变动也极为剧烈和深刻。各诸侯国之间往往也攻伐征讨，纷扰不已。孔子在这时完成《诗经》的编纂整理，可说是对自管仲以来所滋生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总结，是号召诸夏部族团结一致的理论根据。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凝聚力，也许最早也要溯源于此。诗三百篇作为一个整体，凝聚了民族意识自觉，也是时代精神的汇合。
二
《诗经》表现出中华民族原初素朴的统一精神，但诗的特点是以抒情的方式表现民族精神，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进行表述。《诗经》的作者多在人与自然相和谐、相交溶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对于万物的接近与关爱、对群体生活的素朴温馨的体验中自然流露出情感。这些抒情歌诗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这种思想内容是未经系统加工的思想的感性形式，构成那一时代人们的普遍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理论发生、发展的源泉基础。
发端于春秋之际的儒道学说是先秦时期的两大哲学思想主流。儒家学说主要是指孔子所开创的人文哲学学派，道家学说主要是指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学派。两派学说都主要依据《诗经》所表现的普遍社会心理作为思想资料而发展起来。儒道学说发生的时代与《诗经》的时代前后衔接。哲学作为理论意识形态，就其基本的理论发生方式来说，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哲学理论并不直接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反映首先作为社会心理表现出来，哲学思想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的概括、总结、提炼和升华而反映社会存在，即通过社会心理的中介而间接地反映社会存在。关于这一点，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曾作出过精确的说明，他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儒道两派哲学就是分别把《诗经》所体现的普遍社会心理凝结、提炼为观念思想体系，或者说是把抒情的、感性的、素朴的、不成系统的精神内容提炼成比较系统、比较精致的思想观念，这就是《诗经》与儒道思想渊源之关系。《诗经》中所表现的普遍社会心理，若加以概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忧患意识，二是自然意识。忧患意识主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起源地，自然意识主要是道家思想的起源地。把社会心理分为两个部分，主要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在实际上，忧患意识与自然意识是错综杂沓，融成一片，难以分割的。
忧患意识是指由于社会动荡、生存陷入困境、个人情志得不到满足而表现出来的心理失调、紧张、焦虑、困惑、苦闷、不安状态，它们共同汇合为忧患意识。《诗经》中普遍表现出这种忧患心理。诗三百篇，提到忧的就达一百多首，深刻表现了诗人们对人生痛苦的体认，对人世艰难的隐忍之情。对国运民瘼的关怀。这种使忧患意识通过儒家哲学的继承弘扬，成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
在西周早期，定居的农业生活虽然是欢乐日少，辛苦日多，但人与自然、与群体处于和谐统一的素朴状态，人具有跟随自然节奏而生活的怡然自得的平衡心理。人对天命对自然具有纯朴的信仰，相信天帝人格神的存在，认为天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人们于四时节庆都要祭天祀帝。但当天灾人祸发生，社会出现动乱，这种定居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原初平衡的心理也被搅乱了。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动是“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人的思维震荡起来，在“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大雅·瞻仰》）的绝境中，人们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为平息忧患情绪，人们首先是按惯例祈求天帝天神的护佑，祈求消灾解困，但是，“靡神不举，靡爱其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大雅·云汉》）。《诗经》中明显地表现出从普遍的忧患情绪到疑天、怨天、继而到恨天、骂天思潮的发展。“昊天不平”、“昊天不惠”（《小雅·节南山》），“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小雅·雨无正》），“天命不彻”（《小雅·十月之交》）。在对神秘幽暗的天命的怀疑与否定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黑暗的政治与腐败的现状都是人为造成的:“下民之孽，非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竟由人”（《小雅·十月之交》）。这一时期的开明政治家也得到相同的认识:“天道远，人道迩”（郑子产语），“吉凶由人”（晋叔向语）。这样，诗人们就把批判的矛头从天上转向人间，普遍出抗议呼声和不平之鸣。人的主体精神和刚强精神就是从抗议呼声和不平之鸣中氤氲化生。《诗经》里忧患意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表现了诗人们在面临生存困境时，不是去寻求冥冥中的神秘力量的救助，而是激发刚强精神和奋发精神，破除天命的困扰，努力突破困境，超越忧患，从忧患中体验到人的尊严和价值，努力提升主体的独立人格，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就是从忧患意识中滋生的人的发现和主体独立精神起源发展起来，并将其提升为弘扬主体独立人格、意在济世救民、治国平天下的仁学。
本文目的在于阐明《诗经》里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哲学的渊源关系，限于篇幅，不可能在此对儒家学说作全面阐述。但有必要指出，中国文化发展没有走向超脱现世的一神宗教信仰之路，主要是由于西周时期对天帝天命的素朴信仰在后世没有得到强化，而是在《诗经》的变风变雅的诗篇中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通过忧患的超越和人的发现，再经过儒家哲学而走上积极入世、提升人性价值的道路，正是在此关键转折时代，中国与西方、印度走上不同的文化路径。佛教和基督教的创始人在面临生存困境时，为忧患情绪所压倒，没有通过提升人的主体精神而超越忧患，而是祈求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的拯救，从而走上超脱，出世的宗教信仰之路。要了解中西印文化之差异，必须对此关键转折时代有透彻的研究。海外学人徐复观、牟宗三等认为中国的“忧患意识”最早起源于殷周之际，（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和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特质》一文）取辞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种“忧患”就是周初统治者在灭殷之后，没有战胜强敌的喜悦，反而感到“皇天无亲”，“天命靡常”，由此而产生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态。本文认为，殷周之际的文化变动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不是作为本文所说的“忧患意识”而发生影响。首先，《易·系辞下》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不能以此坐实、等同于殷周之际的思想；其次，周初少数统治者戒慎恐惧的心态并不构成普遍社会心理，因此仅仅停留于一种心态而未得发展起来，一旦事过境迁，就烟消云散，并未影响到后世上层与下层社会对天帝天命的信仰；第三，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敬德保民”也是为了符合天命，而不是否定天命，因此与《诗经》中所表现的作为普遍社会心理的恨天骂天思潮完全是两种观念；第四，周初统治者所忧，与诗人们所忧对象也完全不同。因此，本文认为儒家思想主要起源于《诗经》里的忧患意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忧患意识是儒家思想的唯一源泉基础。
三
《诗经》中所表现的社会心理的第二部分，即是自然意识。自然意识主要是道家思想的起源地。
自然意识之自然，非通常自然观所论之自然，而是自己如此，任其本然之意。自然意识是指《诗经》中的许多诗篇表现了人类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过程和情趣，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到与生动的自然界有不可名状的相通之处，由此积淀为人与自然和谐冥契的统一的心理，这种心理的积淀就称为自然意识。
《诗经》中许多描绘农业群体生活真实面貌的诗篇都表现我先民凿井耕田的生活自在，对万有生命的欣喜以及对自然全盘溶入的愉悦安足，显现了岁月安稳、人物嘉祥的太平景象。值得提到的是，《诗经》中的许多恋歌，反映了原初之民的尚未受到礼教的束缚，男女青年皆享有相慕相悦之自由的真情实景。我们更应该注意大多数恋歌发生的民俗背景。绝大多数写男女相悦的诗歌都与春天、河岸水旁以及社稷有关。我们从《郑风·溱洧》中所说的“洧之外，洵讠于且乐”和“士与女，殷其盈矣”。可以推想当时男女杂沓、狂欢极乐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这是真正的人与大自然，个人与群体溶为一体的原始大同景象，体现了真正的自然之道的精神。在这种群体同欢的场合，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得到巩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藩篱被推到。人与人的关系融洽了，人人平等自由，人人都感到自已是神灵一般的人物，鼓腹而游，飘然忘步，浑如野鹿，似乎已完全进入“道”的神秘境界之中，似乎纵浪于“太一”的大化之中。这里只有感性的，充满生机的人的欢乐，人世的忧患被丢去九霄云外。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群体感通交融的和谐心理，自然意识，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与“无为”。道与无为的根本涵义就是自己如此，任其本然，与“自然意识”的内涵相通。人类最理想的生活就是符合人类本性、顺应人类本性的生活。老庄提出人类的理想社会生活形态是人类原初社会形态，而老庄心目中的原初社会形态实际上就是西周社会安定时期定居的农业社会生活形态。有人认为道家哲学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愿望，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总之，《诗经》里的自然意识对于道家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四
前面已经提到，本文把《诗经》里所积淀的普遍社会心理分为忧患意识和自然意识两部分，主要是为了研究方便，实际上这两种意识是难分难舍，融成一片的，并不是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另一部分浑身是自然意识。本文所论儒家哲学主要起源于忧患意识，道家哲学主要起源于自然意识，也是就其大体而言，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事实上儒家哲学也受到自然意识的浸润影响，道家哲学也饱含忧患意识。
孔子、孟子所追溯的尧舜时代的理想社会，也是以自然意识为依托。如果没有自然意识的浸洗、疏导，人在面临不幸、灾难动乱时而产生的生存危机感和忧虑烦恼也许就得不到克服，如果沉浸于忧患意识而不能自拔，就有可能使人祈求超人间力量的援助，从而走上宗教信仰超脱出世之路。正是经过自然意识的疏导、缓冲、儒家哲学才实现对忧患意识的超越，从忧患意识中萌发出人的主体觉醒，敢于直面现实人生，提升人性的尊严和价值，自尊自信自强，不忧不惑不惧，把忧患意识提升为刚健乐观的精神。而孔子自述其为人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就是忧患意识与自然意识在积极意义上的统一。
道家哲学直追自然意识，但也常怀忧患意识。正是由于忧患意识的激发，道家哲学才从自然意识中提升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独立精神。专制社会是对人性的最大束缚，势将导致人相食。因此庄子反对一切形式的人为统治，既反对圣君，也反对暴君，他绝对不与统治阶级合作，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正是由于忧患意识的激发，才使道家中人看透社会的异化性质，从而强化、提升自然意识，对自然意识加以哲理的追寻。忧患意识冲击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道家哲学的主体觉醒意识从自然意识的混沌状态中升腾起来，转化为对人性解放、个体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
总之，《诗经》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重要源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注意甚少，似应加强研究。儒道哲学分别发源于《诗经》里的忧患意识和自然意识。此后，儒道哲学的对立统一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