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名家专栏 >学术专家 >杨泽波

新“人禽之辨”

2017-06-14 14:35:00  作者:杨泽波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

  关键词:人禽之辨 伦理心境 生长倾向

  摘  要:“人禽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话题。儒家讨论这个问题,旨在强调人有道德,禽兽没有。以本人多年来坚持的三分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思考,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不是人必须讲道德,否则便与禽兽无异,而是人如果不讲道德,连禽兽都不如。

  “人禽之辨”首创于孔子,大成于孟子,是儒家的重要话题,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儒家讨论这个问题,旨在强调人有道德,禽兽没有;要成为一个人,必须讲德成德,否则与禽兽无异。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何看待传统的儒家“人禽之辨”,赋予新的内涵,予以新的解释,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即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些分析。

  一、 孟子论“人禽之辨”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谈“人禽之辨”最有力,论述也最有意义。孟子辨人禽之别,意在指明道德为人所独有,禽兽则无。这一思想又可分为性和心两个方面。

  就性而言,孟子认为,人性为善,禽兽之性为恶。相关论述很多,如: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之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这些论述侧重点不同,但不离一个中心:人有善性,禽兽没有。人与禽兽的差别仅在这一点。这一点十分微妙,存之即为人,即为圣贤,失之即为禽兽,即为野人。

  就心而言,亦是同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与禽兽有别,关键即在人有四端之心,禽兽则无。下面两则论述最为著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即所谓四心。因为人原本即有此四心,所以原本即具有成德的根据。要成就道德不需要做其他的工作,只要善于反思这些道德的根据即可。如果不承认人有四心,或不善于反思这些道德根据,即为非人。

  人禽之分还涉及如何待人的问题。孟子说: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畜伋。 

    “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弗敬,曾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无实,君子不可虚拘也。” 

  鲁缪公对于子思只是问候,送给肉物,却不真心听从其主张。子思感叹这是把他当作犬马一样来畜养,很不高兴,直至将来人赶出大门。一般待人亦是同样道理。养活而不爱,等于养猪;爱而不恭敬,等于畜养狗马。徒有恭敬的形式,没有恭敬的实质,君子便不可以为这种虚假的礼文所拘束。

  由上可知,孟子严辨人禽之分,根本目的是要强调道德是一个根本的属性,这种属性只体现在人身上,禽兽并不具有。因此,人在道德层面要远远高于禽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善自己,就必须坚守道德,努力修身,否则便与禽兽无异。古往今来,儒家大讲人禽之辨,都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主轴。

  二、“人禽之辨”面临的新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相关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对动物世界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与儒家所说有很大差异,“人禽之辨”面临着新的问题。即使不是专业的研究,仅凭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也能注意到,动物界与人的行为有不少相似之处,并非完全没有“善”的行为。比如,在较为高级的动物中,雌性动物生产后,都有慈爱保护自己“子女”的行为,甚至为此不惜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与外敌拼杀。动物之间也存在惺惺相惜的情況,一旦遇到同类受到伤害,往往也会前去相救,或在同类尸体面前表现出哀悯之情。

  在与人较为亲近的动物中,家犬更能说明问题。 八公的故事人皆尽知。八公是一只日本秋田犬,1924年被主人上野英三郎带到东京。每天早上,八公都在家门口目送主人上班,傍晚时分再到附近的涩谷站接回家。一天,上野英三郎在工作时突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涩谷站,然而八公依然忠实地在涩谷站前面等待。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直到1934年去世为止,八公对主人的痴心等候始终不变,长达9年之久。后来报纸刊登了八公的事迹,八公对主人忠诚和眷恋的故事传遍了全日本,相关部门建立了八公的雕像,并将八公主人葬在一起。

  这些现象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谓禽兽无德这一命题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将道德这一概念的外延尽可能扩大,动物界存在的这些“善”的行为,似乎也可以视为一种“道德”。面对这些现象再笼统讲人有道德,禽兽没有,已经很难有说服力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传统的人禽之辨的范畴中人以有德作为其根本性的标志,但生活中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人并非那么有德。比如,明明知道交通规则,不能闯红灯,但为了自己的方便,见到红灯偏偏要闯;明明知道三聚氰胺有问题,但仍然不停地往自家生产的牛奶中掺;明明知道打上剧毒的农药蔬菜很难清洗,不能食用,却偏偏照打不误;明明知道做人要讲诚信,不能骗人,却在商场上拼命比谁骗人的手法更高明,更为不易被察觉;明明知道电信诈骗可能会令受害人倾家荡产,失去生命,却在电话那头不断变换花样,侃侃而谈,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甚至专门将对象指向与施害人父母相仿的老者,以及与自己兄弟姐妹相仿涉世不深的年轻人。

  情况还远非如此:人一旦坏起来,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动物之间为了争得交配的权力,为了抢占地盘,也有残酷的撕杀,但这些行为都比较有限。而人类自从进入所谓的文明时代之后,为了宗教的、经济的目的而开展的战争,其残酷程度和死伤人数较非动物界所能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死亡高达5500万-6000万人,受伤1.3亿人,合计死伤1.9亿人。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未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人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使近600万犹太人失去了性命。日本侵略中国,残酷杀戮中国平民,以活人做实验,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了动物界内部的撕杀。

  上述情况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人禽之辨的水平上,大讲人有道德,动物没有,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情況,做出合理的解释呢?

  三、如何解释这种新情況

  这些年来我对孟子性善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看法,这些看法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

  根据我的理解,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在儒家学说系统中与道德层面相关的要素共有三个,即:欲性、仁性、智性。欲性负责人的物质部分的生存,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传统中所说的道德本体,智性原本指孔子学诗学礼学乐的思想,泛指人与道德相关的一种认知性向。在这三个要素中,与成就道德直接相关的是仁性和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学说即是如何处理仁性与智性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首先要关注的是仁性。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贡献。孔子关于仁的论述非常多,但这些论述只是随宜指点,并没有说明仁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讲清仁究竟来自何处。这两个问题是由后来的孟子解决的。孟子以其大智慧,创立了性善论。性善论表面看只是讲人性之善恶问题,其实是要解決仁是什么以及仁来自何处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就是“良心”: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

  良心”一词尽管在《孟子》全书中仅出现这一次,但意义重大。良心即是道德的根据,又是性善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性质并无二致。我将其统称为仁性。

  仁性如此重要,那么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呢?在这方面就显出传统儒学的不足了。古往今来的学者无不强调仁的重要,将之上升为道德本体,即所谓仁体,但在我接触的范围内,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真正的理论说明。就这个问题而言,二十世纪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的思维与古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我多年孟子研究中的一个主攻方向,就是试图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仁和良心进行理论的说明。

  在我的理解中,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伦理心境”。所谓“伦理心境”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一种心理境况和境界。这是我在孟子研究中独创的一个概念。我创立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说明,人的道德根据主要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是后天,而非先天的。要对道德根据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必须承认这个前提。虽然“伦理心境”来自后天,但又具有先在性,即所谓“后天而先在”。但光有“伦理心境”还不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也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为什么对人天生有吸引力的问题。为此我又提出,仁性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我将其叫做“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简称“生长倾向”。所谓生长倾向是指人作为一个生物天生具有的一个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保证人可以成为自身,同时也有利其族类的健康繁衍。“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不同,完全是先天的,因而是先在的,我将这种情况叫做“先天而先在”,以与“伦理心境”的“后天而先在”相区别。一个是“伦理心境”,一个是“生长倾向”,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对仁性提供合理的说明了。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同样不能忽视智性。如上所说,智性最初指孔子学诗学礼学乐的思想,泛指人与道德相关的一种认知性向。这种性向随着儒学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不仅认知的范围不断加深,更加入了朱子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内容。在朱子看来,人要成就道德,光有仁性还不行,还要格物致知,重视学习,以求得事物背后的很多道理。否则尽管可以成为乡间一善士,但终难上升为圣贤。朱子对象山之学大为不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我的理解系统中,与本文主题相关,仁性和智性的关系之所以要紧,一个重要原因是智性对仁性既可以有好的作用,也可以有坏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智性发达了,不仅可以认识道德的法则,而且可以“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因其以知之理以益穷之”,对仁性进行反思,使之达到自觉的程度。康德在建构其道德学说时,希望将普通的道德理性上升为哲学层面,提高到形上学的调试,所蕴含的意义正于此。但必须清楚看到,智性对于仁性也可能发生坏的影响。智性与仁性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智性必须在仁性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仁性的范围,达到更高的程度,但仁性这个基础一刻也不能脱离。如果没有仁性这个基础,智性就没有了凭借,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很可能会对仁性造成根本性的损害。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前面说过,仁性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伦理心境”,二是“生长倾向”。“伦理心境”来自后天的养成,“生长倾向”则完全是天生的。“生长倾向”源于天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重要道理:人有“生长倾向”,在这一点上和一般动物没有原则区别。换言之,不仅人,其他动物同样具有自己的“生长倾向”。任何一个动物来到世界,都具有使自己成为自己以及有利于其族类繁衍的倾向性。只要顺着这种倾向发展,不去破坏它,就可以成为自身并利于族类的繁衍。就这一点而言,人与其他动物其实是一样的。

  从这个视角出发,就可以明白传统“人禽之辨”的局限性了。儒家提倡“人禽之辨”目的是说明人有道德,禽兽没有。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虽然禽兽不具有“伦理心境”,但同样具有“生长倾向”。更加重要的是,因为禽兽不具有智性(准确说是不具有人那样高度发达的智性),所以它只是顺着自己的“生长倾向”发展。虽然这种发展的程度不如人类那样高,但并不会使这种倾向受到破坏。人就不同了,因为人有智性,智性既能从正面促进仁性的发展,也可以从负面对仁性进行破坏,特别是破坏仁性中的“生长倾向”。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之前举的例子。人天生具有同类相怜的特性,这是由人的“生长倾向”决定的。但因为人有智性,可以精细计算利害得失。一旦一种行为可以使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就可能为追求这种利益而损伤破坏同类。这是现代社会中诸多行伪欺诈、损人利己行为的根本原因。

  更加复杂的是,人的道德行为必须有一个前在的根据,在我的理解系统中,这个前在的根据就是“伦理心境”。需要注意,“伦理心境”除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智性思想的影响。这个环节很容易出问题。我们知道,智性思维不可能完全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不可能完全脱离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些特定的社会背景、宗教背景对人的正常思维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比如,原本都是人,都是同类,但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些人眼中,就可以变成异教徒,变成邪灵,变成阶级敌人,变成低于普通人的“东亚病夫”,从而对其进行打击甚至杀戮,做出一般动物界也难理解,深不为耻的行为。更为吊诡的是,这些人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并不认为这些行为不对,反而将其视为一种正义,一种荣誉。二战时纳粹疯狂危害犹太人,日本人疯狂屠杀中国人,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理由。

  四、几点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仁性是与道德根据相关的重要因素,其中既包括“伦理心境”,又包括“生长倾向”。“伦理心境”是人特有的,严格说来禽兽并不具备,“生长倾向”人与禽兽都有,没有原则的区别。

  第二,智性是与道德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智性思维,可以对仁性(其中既包括“伦理心境”,也包括“生长倾向”)进行反思,这是人优越于禽兽之处。

  第三,智性思维必须在仁性基础上进行,受其制约,不能天马行空,胡乱发展,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不利于“生长倾向”的情况,对其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人们常说“人做起恶来比禽兽更坏”,道理就在于此。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传统的人禽之辨做出必要的修正了:不是人必须讲道德,否则便与禽兽无异,而是人如果不讲道德,连禽兽都不如。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