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不会有过时的时候。只有在暴政下，仁爱会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暴君也无法取消人民心中的爱心。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什么样才是合理的，才是适宜的呢？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个体以及不同条件，都会有不同的义。义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而坚持义的原则却是不变的。这里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之光。从这种意义上说，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这也是因时间、地点、民族而不同的。中国古代朋友见面用鞠躬来表示敬意，而西方以握手、拥抱来表示敬意。现代中国人也学习西方的形式——握手，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形式——鞠躬。以后也许还会产生变化，为了避免握手接触产生疾病传染，全世界都改为鞠躬。但是，礼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智，原来是指知道仁义礼，现在把它阐释为智慧、智力。通俗说法，就是聪明。无论聪明，还是智慧，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智都是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从实质上说，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人的体力却可能逐渐下降，虽然运动会的世界纪录不断被打破。长城上的砖头是很大的，现在的人如果用手搬都感到很困难。北京西直门城墙拆除时，可以看到元、明、清三代的砖，元代的比明代的大，明代比清代的大。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明、清两代的砖从故宫内的地砖都可以看到，都比现代的砖大一倍以上。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提高，发挥了智力的作用，体力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信，就是讲信用。也可以称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起码的道德。欺骗总不是所提倡的。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按“抽象继承法”，我们还可以继承祖先的很多精神财富。例如《周易》上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说对自己要勉强，要高要求；后者说对别人要宽容，要谅解。这是处理自己与别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又如，唐代儒家韩愈说：“业成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荒于随。”（《进学解》）提倡勤奋和思考。反对将事业当作儿戏，也反对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宋代王安石说：“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王文公文集·策问十道》）这是大改革家的改革理论。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不断改革的，这是孔子讲过的，没有人敢反对。王安石以此说明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是“因世就民”，“因世”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就民”就是迁就人民，按着人民的意愿，现在所谓“方便群众”。方便群众，就要改掉给群众造成麻烦的许多规章制度。但是，一些所定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限制群众的，给群众增加麻烦的。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可谓深刻。元代大儒吴澄说：“君子所重，惟言与动。言必可师，动必可式。”（《吴文正公集·警言动箴》）言论可以供别人学习，行为可以作别人榜样。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是这个意思。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阳明全书·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非要由自己审定，不应该只迷信权威。他又说：“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同上）自己不迷信权威，也不应该让别人迷信自己。有的人反对别人权威，却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且强迫别人接受这种权威。这当然与理不通。西学东渐以后，人们的思路开阔了。清代学者就开始面向世界，如阮元就提出：“会通中西之长，不主一偏之见。”（《研经室三集·里算堂学记序》）又说：“融合中西，归于一是。”（《畴人传》自序）他们都以世界的目光来审视万事万物，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提高认识水平。不主张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总之，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儒家提出非常深刻的思想，只要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正确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一定会给我们的认识产生启迪，给我们的实践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一、 儒学滋润政治神经
儒学对政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特别是对政治领袖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政治领袖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突出代表，是政治神经。儒学对他们的影响，就是滋润了政治神经。在二十世纪，政治领袖主要有国民党的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毛泽东，他们都是最有影响的党派的缔造者，也都是成功大事业的创始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最有影响的中国政治领袖是邓小平。我想通过这三位的典型事例，来讨论儒学对中国当代政治的深刻影响。
（一）孙 中 山
孙中山早期受到正统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同时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教育。他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政见。对于世界的看法，他将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的演化说相结合。说进化有三个时期：一是物质的进化，二是物种的进化，三是人类的进化。他把宇宙的终极本原说成是太极。《周易》上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宋代的周敦颐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然后化生出天地万物来。孙中山说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他认为生命的基础是“生元”即“生物元始之意”。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孙中山选集》第121~122页）生元就是细胞。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权来自西方。中国自古没有规定过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对于民生，中国三千年前就非常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生命。西周时的周公曾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这是将人民与最有权威性的上天联系在一起。有的统治者可能在上天即上帝面前非常虔诚，许诺做好事，而在人民面前又不是那么回事，甚至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他们在人民面前是一副凶狠的面孔，对人民不断训斥，有时欺骗人民。周公告诉他们，他们的举动与言行，上天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人民能够看到的，上天一样能看到，人民听到的，上天也同样能够听到。使那些两面相的人暴露出虚假的面目。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就应该以对待上天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将人民视为如同上天。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虽然也知道这种说法，也了解这个道理，并没有按照去做，因为外面的物欲有很大的引诱力。天下一时太平了，他们就以为天下就是这样永远太平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像秦始皇那样，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一直做皇帝到万世。出乎他的意料，传到二世，就发生了天下大乱，勉强拖到三世也就完了。汉初学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时说：“民无不为本”，“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秦朝的兴亡是民本理论的最好注脚。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的思想非常深刻，与现在所谓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意思是一样的。柳宗元认为国家从人民那里收来的赋税，作为俸禄发给官员，这是人民花钱雇官员来为自己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生活。就像一个主人雇一个仆役来干活那样。他说，如果这个仆役拿你给的薪金，不给你干活，还要偷你家的财物。你一定很生气，要把他赶走或者用别的办法来惩罚他。现在当官的如果拿了人民给的俸禄，不为人民主持公道，还要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人民会怎样呢？会不会赶他们下台呢？形势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想到这些，不是很可怕吗？他劝当官的人应当谨慎地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不做坏事，不管从道理上说，还是从良心上说，都应该真正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中国古代对于人民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所谓“民为国本”，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所谓“民无不为本”，都是以民为本的意思。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应该说就是中国传统中最优秀的内容。历代儒家都是以民为本的。儒家的这种思想也明显地影响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中山丛书》三，第5页）这里所讲的“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正是《礼运篇》中的内容。在孙中山心目中，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大体一致的。所以他划一个大圈，写上三民主义。在中间再画一个小圈，写上社会主义。说三民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他题的“天下为公”，表达他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大同理想。因此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吸收了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将这一政治主张写入政治纲领，对中国现代政治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知行问题，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论述。首先是知行的关系问题。在《尚书》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这是最古老的知行观，认为行比知更困难。当时讲的知行关系是在社会伦理方面来的。伦理问题，说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例如孝，大家都知道应该孝顺父母，如何孝顺，却是许多人不太清楚的事，即使知道了，要做起来也不容易。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说要长期坚持孝是不容易做到的。孙中山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认为知比行更难。只要是知道了的事，做也就容易了。如果不知，那就无行。如果知道了，行也就非常容易了。现代科学都是许多人共同积极进取，才创造出来的结果。例如，电视机，创造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做出来后，要使用它就非常容易，连几岁的小孩也会开关收视电视。其他如二十世纪的各种电器都是这样，发明创造需要几代科学家的努力研究，制造和使用就相对容易得多。知道制造原理，是知；制造使用机器，是行。在科学问题上，很显然的事实是，知非常不容易，而行则比较容易。这就是知难行易说。过去有些论者以为孙中山的说法与前人的说法不一致，这里有是与非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使用知与行这两个概念而产生的差异。到现在为止，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仍然是知易行难；在科学技术领域，照样是知难行易。仔细来分，科学是研究原理的，是最难的，科学无价，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却可能改变整个社会面貌；技术是运用原理于实际，相对容易一些，而经济效益却很高；所有消费者都是实行者、享受者。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创造者、生产者、奉献者，在许多方面都是消费者和享受者。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个人所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贡献。孙中山利用西方的科技来讲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也是一种创见。他融合中西，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学。
关于改革思想，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十分肯定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孔子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有文化的积累，必须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制度，提高文明程度。孔子认为商朝对夏朝的制度有所"损益"即修改，周朝对商朝的制度又有一些"损益"，所以在三代中，最后一代的周朝制度最为文明，最为完善，因为它借鉴了前两代的经验教训。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后代儒家有的积极主张改革，如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代康有为；有的则比较倾向于保守，如宋代的司马光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就是讲孔子改革思想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时，孙中山正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自然会受到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影响。他也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来考虑中国社会改革的具体内容。儒学是历代儒家共同创造的，其中本来就有改革思想。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是维护君权的，并非反对改革。他拥护君权，反对各诸侯国的分裂与纷争；他提倡恢复周礼，是对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是改革现实的口号。而在两千多年后，当代受儒学影响的人完全可以提出取消君权的制度改革。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也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误以为孙中山的改革是反儒学的。
孙中山以后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蒋介石将台湾的草山改名"阳明山"，以表示自己对明代大儒家王阳明的推崇。
（二） 毛 泽 东
1·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熟读儒家的经典，有些还能背诵。青年时代给朋友写信，经常引用儒家的话和思想讨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孔子讲过智仁勇，《中庸》称为"三达德"，毛泽东将其改为德智体，后来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即教育的目标。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他讲到卫生时，也举了孔子和孟子的说法。"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也。"他认为不重视保养身体，就是"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吃腐败的食品，站在危墙下面。还认为身体不是不可改变的，"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心身可以并完"（《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60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毛泽东晚年还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北宋大儒。在《资治通鉴》中，贯穿着儒学思想。毛泽东在长期阅读《资治通鉴》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重要讲话、重要报告中经常引用《资治通鉴》中的说法，由于他的个人权威，使《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话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从《毛泽东选集》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儒家的话，许多是肯定的语气。例如毛泽东讲到要施"仁政"，要给出路的政策。这些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有作为指导性哲学著作引用儒家的观点或者儒家讨论的问题，在实施重要政策中贯穿儒家的思想原则，在政治斗争中渗透儒家的基本精神。
2·《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儒家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国古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以阴阳讲对立统一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句话就出在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中。《周易》经传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知行观作为副标题，说明这个问题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儒家经常讨论的知行观。清代颜元特别重视实践，自己称"习斋"。习，就是指实践。毛泽东继承了颜元重视实践的基本精神，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也是认识的目的，还是人类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真知出于实践，知还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
《矛盾论》与《实践论》两论在指导革命实践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毛泽东以后讲的"一分为二"，凡事都要两面看看，既看正面，也看反面。在路线问题上，反左就要防右，反右就要防左。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做起来却也相当复杂，要求对实际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要能够真正分析其中的问题和探讨解决的办法。仅仅这一点包含辩证法的理论，让广大群众在实践中运用，就产生明显的效果。运用时间长了，也熟练了，水平也提高了，其效果就更加明显。
毛泽东在讲学习时提出要学习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499页）这是一个总的精神，即继承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说："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同上书第903页）这是肯定孟子的说法。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同上书第1216页）这是《礼记·杂记下》中的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紧张与松弛相结合。《礼记》也是儒家的论文集，汉代戴圣编辑成的。对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第四条中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他说："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同上书第1331页）这里的"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是从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中引申出来的。"不耻下问"也是引自《论语·公冶长篇》。这些都是毛泽东引用儒家经典的话来讲自己的道理，说明他所受儒学的影响之深之广。
总之，儒学影响了政治家的哲学思想，又通过政治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产生影响，对于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都起着指导的作用。
3、儒学渗入具体政策之中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是仁爱。孟子讲"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于被俘虏的日军官兵都给予优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这是中国儒学传统中的仁爱思想的体现。
根据仁爱精神，在经济方面应该实行调均。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调均思想，要取有余而补不足。董仲舒认为太富太贫都不好，都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富者为暴，贫者为盗，都是不安定因素。进行适当调均，使富者不能为暴，使贫者不必为盗。天下就太平了。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没有土地或少地的贫农、下中农，把收入比较多的人工资降下来，让没有职业的人得到就业的机会。在社会上真正做到了"均贫富"。
儒家典籍《礼记·礼运》记载：在"大同"社会中，没有生活依靠的"矜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得到供养。所谓最理想的社会，就是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生活依靠的人是任何社会中都是最不幸的人，他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谁不幸福呢？这是儒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理想，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对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实行"五保"制度。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矜寡孤独废疾者"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这些最困难的"五保户"社员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市市民中实行最低生活标准，人均月收入不到最低标准者，政府给予补贴。可以说这些做法都与传统儒学的大同理想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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